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西邊太陽東邊雨

2021/1/11 — 11:13

《燃燈者》,《既見君子》,《蒼雲遠道》書封。

《燃燈者》,《既見君子》,《蒼雲遠道》書封。

一.引言:

讀趙越勝的《燃燈者》,難以不被其師友情所感動;讀其《蒼雲遠道》,不得不陪伴著趙越勝遨遊於思想的世界;再讀其《既見君子》,則感慨於時代和人事的變遷,無情的世界和歲月催人老。(註1)

趙越勝喜愛音樂丶哲學丶論政丶書本丶朋友和酒。上世紀七十年代偶遇北京大學哲學系周輔成教授,得其指導和啟發,1979 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硏究生院,讀現代西方哲學,後獲博士學位。1982 年進社科院哲學硏究所現代西方哲學硏究室。他所創辦的文化沙龍,影響深遠。他同時亦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輯委員會委員。八九年移居法國。(註1)他所認識的朋友,不少都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比他年長的劉賓雁,和他同輩的周國平丶徐友漁丶甘陽等。從他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個時代的面貎丶思想和人物,在無情的時代和政治氛圍下,感受到師友真情和人性光輝。

廣告

二.周輔成:珍惜年青人的老師

周輔成和趙越勝,原本是兩個世界的人。1975 年,趙越勝在北京一個兵工廠當工人,有幸參加進修班,因而認識來教西方哲學史的北京大學教授周輔成。趙越勝不單只從始愛上古希臘的哲學家和思想,而且還成為周輔成的入室弟子,經常到北京大學朗潤園老師的住所找周輔成問學,學問也大有進步。

廣告

周輔成教授雖然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卻因為研究的是西方哲學和倫理學,難免在上世紀五丶六十年代的中國被視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大概也因此特別喜歡趙越勝,因為他好學,沒有任何機心但有強烈的正義感。正如趙越勝所言:「自當局四九得鹿,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洗腦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詈詞橫行,邪説盈庭。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仇,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談及學理的機會,先生便不願放棄。」(註3)

到 1978 年報考大學,周輔成還鼓勵趙越勝不要浪費時間讀本科,可直接報考研究院。入學後,雖然趙越勝不在周輔成的門下,但是,他們二人的師生關係,也一直維持下去。

對於所身處的那個時代,趙越勝是這樣描述周輔成的看法的:

「先生説權力丶地位並不帶來善。權力只在弘揚和實現善時,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丶權勢、金錢來衡量價值,判斷善惡,結果把肆無忌憚的罪惡當作偉大來崇拜,實為大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惡,人們卻依舊閉著眼睛朝拜。這實在是揚惡抑善的人世悲劇。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與先生幾年交往,在言談話語丶往來書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熾熱。凡論及時政丶品評人物丶闡發學理,總著眼於家國興亡丶善惡抑揚、大道存廢,偶談及文革中對讀書人的摧殘羞辱,熾熱便化為幽憤,指斥群邪若金剛怒目,大異日常的溫文爾雅。⋯⋯國朝幾十年的政治洗腦丶思想管制丶學術式微,讓先生心有隱痛。先生苦惱於講壇之上難談真學問,而奉承時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謬種流傳。」(註4)這是周輔成那一代讀書人之痛。

周輔成不講求自身的利益,全心全意培育趙越勝成為難得的人才,這種無私的精神不單只照耀了趙越勝的生命,也照耀了他那一個時代。

三.顧聖嬰:如流星殞落的青年鋼琴家

趙越勝那一代人,在年青的歲月經歷了政治運動和文革的洗禮。他那整整一代的人不但只無法像西方國家的年青人般上學讀書,還可能要面對暴力的對待和牢獄之災。他的好友張志揚就曾經歷過七年單獨囚禁之苦,而且因為他口硬和堅持,受過暴力的對待,過得一點也不輕鬆。(註5)他的另一好友朱正琳,亦曾因反革命罪入獄五年。他出獄後報考北大,雖然考得極好成績,仍然要幾番波折才被錄取,個案還被中國青年報以〈考分第一,榜上無名,道理不公〉為名發表。(註6)

在文革中知識份子最悲慘的遭遇,或許可以用趙越勝筆下的顧聖嬰來代表。

顧聖嬰生於 1937 年,出身於書香世家,遠祖為東吳名相顧雍,父親顧高地為博學之人,與傅雷家友好。傅雷甚至曾手抄百多篇適合兒童教育的古文,送聖嬰閱讀。聖嬰五歲開始學琴,1954 年以 17 歲之齡被上海交響樂團錄取為獨奏演員。她與樂團合作演奏的蕭邦f小調鋼琴協奏曲,好評如潮。她尤其善長演繹蕭邦的作品。

1955 年 8 月 29 日,顧高地被捕,罪名是在上海工作時曾經幫過地下黨的潘漢年,而潘又因與日偽情報機構有染而惹上官司。1958 年,顧高地正式被判勞改,到 1977 年才從青海的勞改營獲釋回上海。

在父親未判刑的階段,顧聖嬰憑著她的才華和努力,先後在 1956 年獲得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冠軍,1958 年獲得日內瓦國際鋼琴大賽最高獎。顧聖嬰大有可能成為未來的鋼琴大師。可是,她在 1958 年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中卻鎩羽而歸,因為她在比賽前知道父親判了二十年徒刑,要送到青海勞改。她知道此事後,曾經哭暈,比賽自然難免失準。

由父親被判刑至服刑期間,顧聖嬰得承受政治賤民的身份,還要照顧母親及患病的弟弟。她也勉強自己以符合政治變化加諸她身上的要求和承受不必要的侮辱。

最後,她抵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在文革期間自殺。據趙越勝轉述顧育豹先生的文字紀錄:「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愚園路七四九弄的原區中心醫院。凌晨三點左右,救護車呼嘯而來,抬下來三副髒兮兮的帆布擔架,放在急診室的地上。擔架上的兩女一男已經氣息全無。⋯⋯人們認出那個年輕的女性是顧聖嬰。她面容慘白,頭髮塌在地上。片刻,醫生寫好死亡鑒定,三副擔架由護工推到太平間去了。三具屍體匆匆燒了,骨灰未存。另外兩個死者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註7)他們是自殺而死的。

一個二十九歲,前途無限的年青鋼琴家,就這樣消失了!她比傅聰還早出道。如果她一直在國外,她會否有傅聰一樣的成就呢?這是一個時代的悲歌。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又有多少像顧聖嬰一樣有才華的年青人被時代的瘋狂所戕害呢?並且,又有多少人會像趙越勝一樣還懂得欣賞顧聖嬰所錄製過的樂曲呢?(註8)

四.趙越勝:去國離鄉的遊子

讀趙越勝的文章,不少人會羨慕他的際遇:碰上好老師,交到好朋友,在法國長住,有美酒佳餚丶音樂古蹟為伴,淌漾在哲思之中。

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他和他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所遭遇的困厄和遊子去國懷鄉的惆悵。

趙越勝那一代,於青春期碰上文革,見過社會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遇到中國思想界和社會最寛容的一段日子,但是,也在壯年時經歷八九民運,為生命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不少知識份子被迫或選擇去國離鄉,有些客死異鄉,無法再見國內家人最後的一面,像劉賓雁。另一些則難以為家國再作出昔日般的貢獻。

趙越勝在紀念故人的文章中,也提及過這段日子:「八九年,對國家,對我們,都是一個轉折之年。國家改變了它的方向,我們改變了生活的軌道。⋯⋯我們共同經歷的一切,每一回想,都不禁心潮起伏。」(註9)他們幾個朋友,為了保護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曾擔驚受怕。在老師和朋友的勸説下,當年年底,趙越勝便離開了中國。他回憶起這個抉擇時説:「決定去國原因很多,但我想朋友們大半都走了,嘉映在美。老朱在德,友漁不久要赴英。北凌也準備去加拿大,我人在國外似乎還離得近些。⋯⋯出國後,我給老朱寫過不少信,大約都是述説歧路徬徨的惶惑,對自己一百個不滿意,免不了臭駡自己。」(註10)一班好朋友就這樣被時代的巨浪沖散了,相聚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要應付生活上的種種需要,還要面對心靈上的挫折,心情壞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友朱正琳則安慰趙越勝不要苛責自己:「出門在外,尤其要善自珍重,懂得珍重自己,就能懂得珍重別人。有了互相的珍重,天大的事兒就都能闖過去。人不就在這世上活一場嗎?有什麼大不了的。」(註11)趙越勝就這樣過了三十多年。後來,好友有不少機會在異國相聚,他也曾回國看看。看來,他最終還是挺過來了。據他的好友梁治平表示,八九去國後,勤於思考的趙越勝以詩歌和音樂為伴,仍愛讀書,但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差不多不寫東西。這又是否他對時代變化的一個反應呢?(註12)讀他優遊在西方文化中的日子,仍透過中國古代詩詞來抒懷,看來他還是像遊子般惦念著他精神上的家園。

五.結語

面對著國家全面管治權的迫近,在香港生活的我們,究竟又會否對周輔成丶顧聖嬰丶趙越勝和他書中所描述衆多友好的際遇有共鳴呢?

註1:《燃燈者》(2010 初版)丶《蒼雲遠道》(2020 初版)及《既見君子》(2020 初版)均由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2:見《燃燈者》書末作者介紹。

註3:《燃燈者》頁13。

註4:《燃燈者》頁41至42。

註5:見〈瀆神與缺席〉,《既見君子》頁211至245。

註6:見〈中天月色好誰看〉,《既見君子》頁309至341。

註7:《既見君子》頁109至110。

註8:顧聖嬰的故事,見〈若有人兮山之阿〉,《既見君子》頁109至140。

註9:《既見君子》頁330。

註10:《既見君子》頁332。

註11:《既見君子》頁333。

註12:《燃燈者》頁xxi。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