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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攬炒」的共同體 — 評《民現》現身的政治

2020/6/17 — 18:08

【文:龍子維】

這是一本既過時、又合時的著作:成書的源起是雨傘運動,書中極力討論共居佔領的模式及其政治意涵,在香港國安法落實的時空,連六四晚會也無法舉辦的情況下,佔領大抵不會再出現;合時的地方在於,當一國兩制正式步入歷史,支撐香港人走過數十年的政治論述全數解魅的時刻,借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現身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的概念,理解此時此刻仍在運動現場現身的群眾,則似乎是仍希望與香港這城市共命運者的必要探索。

「現身」作為公共政治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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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去年 7.21 前,何桂藍曾經在一場文化沙龍提及過「沒有臉孔的抗爭」這觀察,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人戴上口罩面具,Facebook 出現大量轉名的風潮,「手動轉」成為交流抗爭信息的 hashtag。如果說現身行動是執意投身政治運動的體現,那麼匿名隱身的情況,又應該如何理解?

《民現》一書的作者彭麗君,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她 2015 年到訪柏克萊,受其師承阿倫特的論文指導老師(是阿倫特學生)啟發,開始有系統地閱讀阿倫特著作,以回應香港的雨傘運動。本書為中譯本,彭教授本來希望刪去與阿倫特及其他文化政治理論家的對話,但譯者李祖喬卻認為理論的部分很有意義而建議保留下來,形成本書集理論、訪談、觀察於一身的獨特風格,與市面一般以第一身角度反思運動的著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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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用阿倫特的理論,提出兩種層次的「現身」政治:其一是可見與被見、可聽與被聽、可觸摸與被觸摸的根本特性;其二是涉及自由行動者,以政治行動體現自由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終極關懷。

資料圖片,2014年金鐘佔領區

資料圖片,2014年金鐘佔領區

《民現》本來借用阿倫特來解釋雨傘運動的佔領特質,強調佔領空間的政治性,是由眾多意志堅定的獨立行動個體開闢,形成一個執意和自主的空間(space of wilfulness and autonomy),用以與一般的遊行示威區分開來。在組織與參與遊行示威也可以面臨刑責的當下,用同樣的理論來理解反修例運動,也可以較容易理解為何一般人面對政府公權力的強力打壓,仍然可以像流水一般開闢不同的空間,進行集會與示威抗爭,把一個個原來非政治的空間(如商場和公園)政治化,令參與公共政治的門檻,不在局限於昔日運動組織者與政治精英所定義的特定空間(例如維園)。

面對威權以至極權社會的步步進逼,策略性地隱去參與政治活動的身份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不過,匿名遊擊的抗爭策略必須與現身政治所配合,正如阿倫特所言,如何令人有勇氣去建構和進入政治空間,進入公共世界與本來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人共處,在特定的空間時刻以交流與行動促成改變,改變極權社會下人們孤立無援,被迫單獨與極權搏鬥的困境,是極為重要的抗爭民氣所在。

爭奪共同體的論述 — an unfinished project?

作者引用阿倫特,並非要為雨傘運動及下筆時尚未開展的反修例運動建立理論基礎,她形容這是對話和辯駁,理由是阿倫特本身並無處理身份政治的議題。作者的基本立論,並非在於如何把理論與社會運動契合,而是如何建立一個「非本質性的政治共同體」,「批判地探索文化身份和政治行動主義如何相得益彰,而非互相摧毀。」

作者疏理她對香港共同體意識的理解,起自於「殖民地互助精神」(colonial mutual help ethos),並非民族主義式或農業封建式那種社群主義。對於某些本土主義運動的歷史建構方法,作者基本上反對其本質化的傾向,認為假如殖民地時期曾經存在過一個共同體,那麼它必然是「不斷地重構,充滿雜質和無根」。雖然作者非常清楚,對於共同體論述的詮釋,自 1997 年後便被不同的政治派系所爭奪,例如是官方獅子山下精神所代表的「發展主導的共同體主義」,以至是本土主義者有意挪用的仇共和恐共語言,但她仍非常堅持可以在這樣多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壓迫之下,香港可以發展出一種「非超越性和非基礎性的政治共同體」,以完成香港「以城市為本的民主」計劃。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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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根的共同體與現身政治的張力

即便如此抗拒以抵禦共同敵人為修辭的方式凝聚共同體力量,但作者亦不得不承認共同體意識必須植根於本土社區的事實。假如香港仍是無根的共同體,何以推動自傘運以來一波又一波的現身政治?

這是自由主義面對社群主義挑戰時不得不回答的問題:自由並不是無根的概念,沒有社群所支撐的自由理念,只能淪為資本自由,壓抑社會對平等公義的追求。因此,才會有自 2005 年起,由灣仔利東街、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不遷不拆菜園村、捍衛新界東北以至近期橫洲等反發展的運動,作者統稱之為「反發展共同體論述」。這種以本土社區為香港身分根本的共同體論述,可能才是香港人最應該現身的場域,雖然這並非作者所追求的「非本質性的政治共同體」,而是由具體的本土情感與日常人際關係所支撐的集合體,無可避免地有同質化的傾向。

其實作者很敏銳地理解到,民眾現身的義憤,或者追求「攬炒」背後的真正理由,並非(至少非完全)來自於工具理性上的利益計算。假如是單純的利益計算,這一年來的所有事情根本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但香港人卻做到了。這段引文很能夠捕捉這種精神,雖然作者未有再進一步闡述其內涵:

「親建制的論述,更多強調城市的整體福祉,因此可能要犧牲一些人的利益去成就香港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年輕人著緊的,卻是很多個實存而活生生的共同體,認為絕不能犧牲它們的存活和有機的生活方式。年輕人的反發展觀站在弱者的一方,對抗那套以集體福祉為名,但說到底其實是精英所操控的發展主導論。我們甚至可以說,2019 年的『攬炒』論,正是由這反發展的共同體論述所開啟出來。」

民眾之所以現身,正正是因為意識到身為弱者的一方,社區以至有機生活方式被蠶食,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香港人現身的意志,是所有政治變革的關鍵,而不是單純靠已有的物質條件作理性計算和策略推算的結果。自由意志之所以重要,並非因其政治能動力量的工具性,而是民眾必須以自身捍衛其意志,因為這就是自由的真諦。需要民眾現身的場域,就是日常居住的社區和空間。與阿倫特理論強調公私領域二分不同,現身政治更強調非宏觀角度下,個體如何在日常中行使其現身意志。這樣組成的共同體很難是無根和非本質的,但卻是當下香港抗爭遍地開花的日常體驗。

彭麗君著、李祖喬譯《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彭麗君著、李祖喬譯《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龍子維
1/3 學生,1/3 NGO,1/3 半創業狀態;關注房屋、土地、農業、公共空間、城市規劃、社區營造,也是寫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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