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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的困惑與思考

2020/8/26 — 15:31

【文:賞杏】

中共元老瞿秋白生於 1899 年,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等大變局。瞿出生時家中父老仍在清朝做官,及後家道中落,曾入讀新式學堂,輾轉去到北平修讀俄文,接觸到當時澎湃的新思潮,透過李大釗等慢慢擁抱起共產主義理想、並投身共產革命,兩番代表中共到莫斯科工作。作者張歷君的導師李歐梵在《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下稱《瞿》)推薦序中指出,由於中共黨史沒有完全公開、過去研究的盲點等,瞿秋白只能變成一個「典型」的革命家與烈士。作者張歷君無意透過《瞿》為瞿秋白多寫一本傳記,而是透過橫向與縱向的研究重塑瞿秋白的理念、主體形構等,既呈現了 20 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的面貌。其中一個十分精彩的例子是,作者無意中意識到瞿秋白與著名義大利共產黨員及理論家葛蘭西曾同時身處莫斯科參與共產國際的會議,興起了比較兩人的思想的想法。

「霸權」一詞替代了「領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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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暫時並無資料顯示瞿秋白與葛蘭西曾碰面或相互認識,但張的研究發現瞿秋白與葛蘭西對革命走向、共產黨於當時應發揮的作用等有類同的演譯,而這與兩人同處 1920 年代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這背景色色相關。作者從葛蘭西著名概念 “Hegemony”(作者倡議譯「領袖權」;華文世界多譯「文化霸權」或「霸權」;中共黨史研究領則多譯「領袖權」或「領導權」)入手,梳理出「領袖權」一概念最早出現於俄共在 1917 年革命成功以前的內部路線討論,而在之後的共產國際會議中則被引介及擴展至國際層面。“Hegemony” 後來被歸功於葛蘭西的名下,然而其實瞿秋白亦有多次引用「領導權」的概念,討論在中共草創時的定位、國共合作下的工作策略等。這種作者稱之為理論旅行的現象,充份反映了共產主義運動在 100 年前的國際性,以至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們的相互啟發與牽引。至於為何瞿的「理論貢獻」被學界忽視,「霸權」一詞為何替代了「領袖權」這翻譯等,更可進一步掀開其他有趣而重要的學術討論。

與此同時,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並不發生於真空之中,當中的人物自然也受他們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所形塑。在導言的其中一節,作者描述五四前後北平的「讀書空間」,形像的呈現了瞿秋白這類五四青年當時身處的知識場景。當時的知識傳播途徑跟今天很不一樣,具一定規模、相對公共的圖書館才剛剛出現,私人藏書、讀書人圈子、讀書會等乃思想傳播的重要途徑。比如於 1919 至 1922 年身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既大量購入中外書籍(外文書籍在他任內增加了兩萬冊)、也秘密組織與社會主義相關的研究會及討論會(瞿參與其中),為北平的學生提供了思想的土壤。此外,諸清末維新派開創的思想以至之後的輿論陣地(不同的報刊、雜誌),五四運動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刊物等,也提供了平台讓不同的想法在上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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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期間,抗議者於北京示威(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五四運動期間,抗議者於北京示威(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夏濟安所說的「二元人物」

張歷君在書中仔細爬梳瞿秋白生命中不同階段的思想內涵與轉變,發現除了馬列主義、歷史唯物論等後來被理解為革命列士勢必擁抱的理論思想外,瞿秋白的思想雜交(hybrid)、受不同思潮的影響。比如他青年時曾一度對佛學感興趣,更以韋陀菩薩自況。熟悉瞿秋白的丁玲便曾以瞿的形象撰寫小說《韋護》,講述了一個革命與愛情拉扯的青春故事。張在書中精彩的演譯了佛教概念與革命理想如何整合在瞿的身心之中。民國年間關於人生觀的討論、科學與玄學的討論等,瞿秋白也沒有置身其外,而張亦發現當時在中國(甚至日本)就生命哲學(Philosophy of Life)、人生觀的討論,哲人伯格森(Henri Bergson)、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思想等也在瞿秋白身上留下痕跡。這樣的發現不是要告訴我們瞿秋白這「革命烈士」有多「博學」,而是讓我們意識到他作為一個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和他的同輩身處於一個怎樣的知識圖景或生態當中。

事實上傳統文人的身影有點像瞿一直揮之不去的陰影,夏濟安所說的「二元人物」、或者張在書中解讀的「心的兩面性」令瞿秋白始終陷於一種矛盾兩難當中。那種矛盾大概就是說,真正的革命家要放棄自我、要像列寧那樣讓自己成為歷史的工具(或某種意義下葛蘭西所講的有機知識份子),但瞿秋白內心的某些元素卻總讓他難以全心全意扮演這樣的角色。末代士紳、小資產階級的氣息是他一直無法擺脫的夢魘。30 年代瞿秋白失意於史大林治下的黨爭之中,在中共領導層被王明、博古等取代、被擠出中央權力核心,因而與毛澤東竟變得比較親近。惟我們都知道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及其同盟發展出一套成熟有效的鬥爭伎倆,針對的正是有如瞿秋白身上的那種丟不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氣息。思及此處不禁要問,如果瞿不是在 30 年代中死於國民黨槍下,他會否如王實味般被整得不得好死?還是能否如好友丁玲般在整風後成為「新人」?

將被處決的瞿秋白,攝於 1935 年 6 月 18 日福建長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將被處決的瞿秋白,攝於 1935 年 6 月 18 日福建長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沒有文學專業背景者的疑問

作為一名沒有文學專業背景的普通讀者,我在閱讀《瞿》前對瞿秋白認識近乎零,吸引我閱讀這書的原因大概有名人的推薦、報紙的報導、以及對嶄新知識領域(起碼對我來說)的好奇。平心而論,閱讀《瞿》書的過程相當愉快,雖然不一定都能把握作者所傳達的訊息,但視野上知性上則得到很大的滿足。閱讀過程中我一直好奇作者的背景來歷,想知道他為甚麼想要研究瞿秋白,推動他十多來一直孜孜不倦的動力究竟是甚麼,然而不無遺憾地我卻未能在書中找到相應的答案。某程度上我對這書的研究目標也不無困惑,本書題為《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但在書中就「跨文化現代性」的論述不多,只在導論第五節略有介紹。作者引彭小妍說︰「所謂跨文化,並非僅跨越語際及國界,還包括種種二元對立的瓦解,例如過去/現代、菁英/通俗、國家/區域、男性/女性、文學/非文學、圈內/圈外。」但這只是方法和態度,未展示對現代性的問題意識。作者表面上很有野心,但目標其實又相對直接︰「正是這一跨文化現代性的研究視野裏,瞿秋白多重複雜的思想世界才得以重新展現在我們眼前。」這工作成果相信是美滿的,但這工作的目標是什麼,恐怕是更多讀者關心的問題。特別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出版,通常都有面向公眾的志願。或者對於已鑽研這議題多年的作者、甚至專業領域及學界的人們來說,上述問題應該是不證自明的。然而從入門者如我的角度來看,如能有機會了解一下這題材的背景,作者的動力與熱情所在,將更有助我進入作者思考的旅程及脈絡。

而在這意義底下,我在《瞿》書中最大的收獲是,閱讀到作者本身在求學歷程中如何一步步放低簡單(如不是庸俗)的東西二元對立,進入一個更歷史化(historicise)、更能呈現主角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的研究視角。正如前面提到,瞿的形像其實頗樣版、也不無爭議,但透過書中的敍述,讀者不難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民國年間中國(及區域)的知識地景以及瞿秋白的思想變化得到更為立體及鮮活的理解。在今天的香港,有機會不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來認識一名中共元老,既有點逆市奇葩的感覺,也有點讓自己對當下我們政治立場的快速判斷有些反思。然而,這本書有時也失諸推論太速。比如說書本基於李歐梵教授對張歷君的「大哉問」︰「瞿秋白留俄期間,還有什麼其他國家的革命分子同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取經?」師生智性上的承傳,令人神往。但較抽離的讀者卻有一個印象,就是作者已「高度肯定」了瞿秋白跟葛蘭西的同,而忽略了他們的異。特別是在第三章的第二節,「對真實的激情」。作者說瞿秋白和葛蘭西都明確表示,「不能把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傳統的烏托邦想像和基督教的信仰混同起來。」作者只引了瞿秋白在《餓鄉紀程》幾句,以證明瞿沒有烏托邦的幻想,然後,就較多引述葛蘭西怎樣不把共產黨和基督教教會混為一談。但最叫人感到納悶的,是其後竟然是用巴迪悟和齊澤克(作者曾瘋狂迷戀這類理論)來論證瞿跟葛都是二十世紀左翼知識份子的主體模式,同有「對真實的激情」。結論或許是對的,但推論方法失去了文本的支持。這令人一方面敬嘆作者文獻引用之豐,但一方面亦不能不帶戒備之心。

十年磨一劍

從書中的記述可知,去年 9 月底起張以訪問學人的身份作客台灣中研院一年,用他的話是「在香港以至全球動蕩的環境裡……完成本書的最終修訂」。他形容現在當下「華文書寫的人文學科研究」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危局」。後記中作者列出一個接近 200 個單位的鳴謝名單,既是對自己多年努力的重溯,更是對沿途各方師友支持幫助的深深銘謝。張在書中展示了瞿的思想雜交及「將各種不同觀念新異地並置起來」的知識世界,同時也記錄了他自己這位香港學者如何得力於香港的獨特位置及其自身努力,從香港、中國、台灣、日本、歐美不同年代的前輩、學者中汲取養份,匯聚成今天呈現於我們眼前的這本作品。在風高浪急的今天,張歷君以其篤定的意志及扎實的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回應時代的其中一種可能。十年磨一劍,是青年學人的典範。

張歷君教授(「螢 Glow」Facebook 影片截圖)

張歷君教授(「螢 Glow」Facebook 影片截圖)

 

作者自我簡介︰賞杏,珍惜閱讀帶來的啟發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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