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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兩次「中華民族」概念的建構與民族主義 — 談潘東凱《炎黃解毒》

2019/6/25 — 17:44

圖片素材來源:Frak Lopez, Unsplash

圖片素材來源:Frak Lopez, Unsplash

【文:林倩怡(普渡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不知有無統計以普羅讀者群為目標的政治歷史類讀物佔一年香港本地出版多少比例。在後雨傘時期鬱悶的氣氛下,以尋問香港政治前途為目的書寫中國近代史的書愈來愈多。與此同時,網上政論節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些論者同時兼顧傳統及新興媒介。本文要評論的書的作者同時利用網上平台及出版實體書參與討論。我很有興趣了解一下這些書跟輿情的互動,於是選擇潘東凱先生所著的《炎黃解毒》為本書評的評論對象。潘東凱,金融人,繼《炎黃解毒》(以下簡稱《炎》)後在 2018 年 7 月出版了《今昔維城》券一《帝國英魂》,同時在 YouTube 有他個人主持評論時事歷史的欄目,興趣包括香港史、中共黨史、政治哲學及國際關係。

最近有關中共黨國(party-state)作為一個極權政體的討論中,民族主義的角色經常被提及。多個論者認為民族主義是中共維繫其政權認受性的手段之一 [i]。對比起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便利的手段,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軌跡與馬列毛思想體系的關係卻較少被系統呈現。《炎》填補了這個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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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東凱《炎黃解毒》

潘東凱《炎黃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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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與一個現代國體意義上的「中國」

作者用至少一半的篇幅去陳述一個對比:一是晚淸至民國初建時「五族共和論」的提出,二是 1949 年後中國共產黨對所謂「延綿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正統」的建構。孫中山先生曾經在多篇演講詞中提到,中國當時需要的是「政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不需要將統治階層由一個種族變成另一個種族,而是維持原有的版圖並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故當初革命黨人期許建立的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34、58 頁)[ii],漢化不是一個必然手段。及至帝制被推翻後,各族並起導致原來帝國版圖立刻分崩離析的擔憂依然存在,革命黨人於是參考歐美共和制度的建立與晚清立憲派提出的「五族共和論」,將所謂「中華」從原來單指漢族演釋成「滿漢蒙回藏」,「中華民族」亦對應成包含五族的共融社群(59、61 頁)。

與「五族共和論」所建構的現代中國概念相對比的是一個在中共宣傳下上越數千年而又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正統。此「正統」的構成包括中華大一統的圖騰傳說、地域漢族的歷史論述等等。根據這個「正統」,這個歷史根源古不可考的「中華民族」正在二十一世紀展開其偉大復興。

兩次建構「中華民族」的嘗試各自產生了,當然你也可以說它們各自蘊涵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孫中山是以發展一個類似美國多民族平等共存的國家為目標,作者對這種民族凝聚力的正面影響著墨頗多(67 頁)。相較之下,伴隨着「中華民族正統」的形成是一種「變異的民族主義」(199 頁)— 一種為殘暴政權塗姿抹粉的化妝術。潘氏在餘下的篇幅轉到討論中共本質中另一個意識形態根源 — 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發展史。作者似乎是假設了馬列主義被中共體現的模式跟「變異的民族主義」有某種依賴的關係。當潘氏想在道德的意義上評價「變異的民族主義」時,他恰恰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iii]。

萬里長城(資料圖片,來源:Diego Jimenez @Unsplash)

萬里長城(資料圖片,來源:Diego Jimenez @Unsplash)

「變異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

我先簡單講述一下我在作者呈現的這個角度所見到的。作者想要問的是:如果兩次對「中華民族」(及相對應的現代中國的概念)的建構皆屬政治行為,為甚麼我們傾向給予兩者如此不一樣的道德評價?寫到這裡,人們會覺得作者有循環論證(Question Begging)之嫌,作者最需論證的正正是為甚麼「五族共和」的動機及其影響值得一個較高的道德評價。我的判斷是:作者將看到的角度呈現出來,假若以上問題成立的話,讓讀者自己找尋究竟是甚麼令藏在骨子裡的民族沙文主義找到了極權化的出口 — 是馬克思主義嗎?是有中國特性的馬列主義嗎?我想在一個很初步的意義上以下的陳述是成立的:雖然此兩次對「中華民族」的建構皆屬政治行為,但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道德義涵。

容我先對「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作簡單的定義。我使用「民族主義」一詞去指一個近代才出現的政治運動及其背後的的意識形態。在法國大革命後一個系統的觀念漸漸成型:民族(非世襲權力)是國家主體,也是政治權力的最終基礎。對內政治必須由民族成員共同參與,對外在國際上民族必須獨立自主;於是出現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 — 一個政治和種族邊界相一致的政治單位。在一個族群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的基礎上,族群中每個成員之間有着平等的同志情誼。我稱這種態度或情誼作「民族認同感」或「民族認同」。「民族認同」不是「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

問題是:究竟是先有民族認同感再有民族國家,抑或是先有民族國家再有民族認同感?但無論這個問題有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我們似乎有一個共識:有一種原初的(primordial)情感,這種情感起源自群體成員間共同的祖先與習俗 — 一種現代民族出現之前便已存在的族裔關係和情感;而這種情感,無論是否構成「民族性」,必然是邏輯上先於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單位的形成。這種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就是「民族自決」原則本身:民族認同是政治權威合法性的部份道德基礎,但國家政權卻不是民族認同部分的基礎。

中共建構「中華民族正統」的工程所展現的軌跡正正是以上邏輯的逆反。當中國共產黨建構一些便於民族認同的神話、故事與圖騰,甚至為政治需要重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角色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定義與統治疆界早已一致。所謂「民族主義」其形成的基礎和動機不是原初的(primordial)民族情感,而是國家政權本身,此之為「變異的民族主義」。

歷史書寫與價值判斷

走筆至此,讀者一定會覺得《炎》的作者必然是一個「國民黨粉」。《炎》的體裁影響了我的判斷。《炎》不是一個單純的概念史,是一個以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的發展脈絡為主軸的泛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作者想做的是歷史書寫,盡量想客觀呈現某個歷史面向;但當然,角度是作者自己選擇的,這就不能避免地造成這種書寫本身已經牽扯到價值判斷。我的判斷是:作者利用「五族共和論」和中共建構的「中華民族正統」之間的比較去突出的不是一種道德價值上非黑即白的對比,更主要的是呈現一種「平行時空感」。我們容易忘記在近代史上的的確確存在過建立現代意義的「中國」的另一條路徑。完全是出於歷史的偶然性中國走上了其中一條路徑。但在價值判斷方面,在潘氏而言,「變異的民族主義」真的是一種異化了的民族主義,它不可能是一般民族主義的純質變,故不能被視為純粹是潛在幾千年的「大漢族主義」在中共治下的模式。

房間裏的大象:中共的本質

最後我想將《炎》一書放在近來中共研究的脈絡中理解。不能否認,作者的興趣不在於民族主義在中國不同時期的表現形式或其政治能量。作者的興趣在於尋找支撐中共生命的「食物鏈」。中共本身的長壽及其形態的多變本身就是一個挑戰:政治的極權主義體制跟由黨國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的聯姻,在國內動輒消滅那怕弱如星火的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在國外則依賴西方自由主義體系對中國國內龐大經濟利益的覬覦,變相持續輸出國際社會對中共威權的默許。「中國」作為一個軀幹龐大的食肉獸,它最依賴的養份是甚麼?是其馬列的意識形態根源,抑或是中共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潘氏主張將問題的根源歸根於馬列主義。這主張當然是具爭議的。我只想在此指出這主張的「重要性」。在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作直接的批判是一種禁忌。大量的人認為要為紅色俄國的暴虐統治「負責」的不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源頭,是斯大林這個人本身。在審視中共在被西方默許的歷程時,很多論者都認為政權本質已經歷質變,儘管政治權力依然高度集中,亦甚少有論者將中共的極權本質溯源至其在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源頭。另外,很多論者認為大一統史觀是阻塞基本人權民主概念發展的巨石,而所謂「五族共和」只是大一統理念的民國詮釋。潘氏明顯反對這種看法,同樣是政治行為,中共所建構的「中華民族正統」不能用作任何道德訴求的基礎,但「五族共和論」對潘氏來說卻代表著一個往良好方向發展的起始點。可以看出潘氏立場上是一致地突出中共作為「房中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的。潘氏的論述是否能對那些自命對「中華帝國主義」作批判的論述 [iv] 提出一個有力的挑戰?這是每一個讀者需要回答的問題。

小結:香港獨立出版

本書由上書局於 2016 年七月發行初版,全書有無數標點錯誤與文句問題,包括第 51 頁(第十一行中的兩個頓號)、第 128 頁(第三行的頓號)、第 172 頁(第六行)的錯別字、第 197 頁首段對括號的使用。一些文句甚至有歧義:第 172 頁尾段講到波爾布特奪權的經過:「波爾布特的奪權,運氣幾乎全拜親王處理失當所致。」作者要探討的是波爾布特奪權與西哈努克親王對事件處理的關係,並不是運氣與親王對事件處理之間的關係。句子可改成「波爾布特能奪權,幾乎全靠運氣」或「波爾布特能奪權,幾乎全拜親王處理失當所致」。作為一本正式的出版物,上書局應可做得更好。文字編審是一個大問題的一角。近年來「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因其中資背景被認為是透過壟斷香港出版(及發行)市場來抹殺異見聲音的黑手。購買「獨立出版」的書開始被視為一種抗衡書本市場單一化的必要姿態甚至義務。但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獨立出版社難以生存,是否純粹因為聯合物流利用各種藉口故意不發行獨立出版物,或即使願意發行,三中商門市故意不將書刊放在當眼位置?政治打壓存在於某些例子,但亦有些例子於政治打壓以外,即自身出版的書刊及銷售手法都缺乏競爭力。後者可能面對著一個惡性循環。在行銷及物流上,獨立出版處於劣勢,一個頗難避免的後果就是投放相對少的資源在編審及市場推廣上,並低估應印刷的數量,再進一步的後果就是出現一堆內容上有價值卻相對缺乏市場競爭力的書。當然,書刊內容與編審水平如何跟是否由獨立出版社出版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三中商出版的劣質書刊多的是)。但假如我們真陷入上述的惡性循環,獨立出版跟持久地呈現公民社會的聲音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參考書目:
阿里夫.德里克著、馮弈達譯,《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衛城出版,二零一八。
Lagerkvist, Johan. Tiananmen Redux: The Hard Truth about the Expanded Neoliberal World Order. Bern: Peter Lang, 2016.
Ringen, Stei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註:
[i] 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Bruce J.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ii] 為簡化註腳,括號內為標註頁數。
[iii] 潘氏用後半部份的章節來分別討論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七章)、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重新包裝(第八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九章)、歐美左派對文革的反應(第十章)。
[iv] 盧斯達(2018)〈五族共和成中華民族 — 偉大口號美化了多少兼併和奴役?〉立場新聞 2018/7/17

 

作者自我簡介:一個曾經努力想要走進圍城裡的人。任何意見請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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