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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中國歷史硏究上的優勢

2021/1/6 — 10:30

毛升《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背景圖片來源:Zhipeng Ya @ Unsplash)

毛升《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背景圖片來源:Zhipeng Ya @ Unsplash)

一、引言:

近日讀毛升博士所著《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再次感受到在香港生活的好處:政治上左、中、右的書都可以看,東、西方學術研究的成果都可以接觸到,更能多角度的了解歷史。

二、內地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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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升在《歷史不是一種寫法》的序言中,表示他原本是讀新聞傳播的,但是因為在內地讀到高華所著「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註 1)得到啟蒙,於是改投高華門下,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讀博士。(註 2)

在內地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當然是有限制的,就是你所接觸到的史料和論述的角度都受到政治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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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升在一篇訪問中所講:「在中國的歷史書寫中,起碼在近現代,經常存在著一個主流、宰制(dominating)的書寫模式,……在毛澤東時代是唯物史觀,改革開放後則是現代化史觀、批評傳統的落後愚昧,在近年則是愛國主義、民族大義的大敘事。

今天在國內的學界,……學者總是説傳統如何優秀,西方如何欺負及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等。我們也知道,這種以國家,甚至以黨國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是透過國家的巨額研究經費及學術機制所引導及供養出來的。」(註 3)換而言之,歷史研究和書寫需要為政治服務,而且書寫的重點和角度可以隨政治的變化而改變。

三、香港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優勢

毛升雖然在內地出生和成長,也有機會到西方國家進修,甚至在台灣停留過一段時間作博士後研究,但是,他最終來到香港於大學任教和繼續中國歷史研究的工作。他認為,「香港始終是個很適合做中國研究的地方。這裏相對大陸自由,離中國也近,很方便中西的交流。我始終想利用自己能溝通東西的能力,為中國大陸開一扇窗,向中國人引介更多知識,提升國人的水平、讓他們變得更理性。」(註 4)

香港是個華人為主的社會,又靠近大陸,對內地的變化較掌握。而且,資訊自由流通,不同地方的學者可暢所欲言的交流,思想自然較開放和多元,互相激發下隨時產生新的想法和觀點,對學術研究有莫大好處。香港的一些學術機構和組織,也長期收集原始的中國歷史資料,甚至可媲美世界上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機構。香港本身的歷史,同樣是中國歷史研究一個組成的部分,值得深入的探討和認識。在香港研究香港歷史,當然有優勢。

四、《歷史不止一種寫法》所反映的香港優勢

毛升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便能夠依照原來的文稿不經刪節,表示出香港在出版自由的優勢。例如,書內其中一篇文章〈社會問題的發明:民國南京政府如何治理低端人口〉,在內地發表時就改為沒有那麼敏感的題目〈民國南京的觀瞻所繋〉。(註 5)否則文章變成以古諷今,可能給作者帶來麻煩。

此外,如書中所述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由美國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再到人類中心觀的歷史敘事手法,以邊疆來定義中國的邊疆歷史硏究,日本侵華時期淪陷後的蘇州在「漢奸」汪精衞政權下的短暫繁榮,以海外華人自身的經驗和定居國歷史來了解其身份認同的海外華人硏究,書寫小人物來認識大歷史等書評篇章,均表達出歷史研究的一些新發展和怎樣顛覆了傳統的思想和觀念。這也是在有學術自由的地方才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

五、結語: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宣布將會重組有 57 年歷史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人擔心這個中國研究的「麥加」未來會怎樣,而香港在中國歷史研究的角色又是否會因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有重大的改變。

歷史其實就像個人的記憶,一個失憶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會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標。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不了解自身的歷史,也不會建立起合適的身份認同,不會有長遠的目標和未來。盼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更重視人文學科的研究和學術的自由,並為中國歷史的硏究繼續作出不可代替的貢獻。

 

註 1:此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 2000 年初版,至今已重印 24 次,為了解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出色著作,並於 2020 年 2 月 14 日獲美國列文森獎 2020 年度特別榮譽獎。
註 2:毛升著:《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年初版,頁 xi-xii。
註 3:sunfai:〈從碎片拼出多元:訪《歷史不止一種寫法》作者毛升博士〉《明報》2020 年 12 月 22 日,C4 版。
註 4:同上文。
註 5:同註 1 書,頁 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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