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黨歷史系列.3】為何一大在 7 月 23 日召開,黨慶卻在 7 月 1 日?

中國國慶日是 10 月 1 日,這是因為共和國在這天宣布成立;解放軍建軍紀念日是 8 月 1 日,這是因為周恩來、朱德、賀龍,及葉挺等在這一天,策動了南昌武裝起義。上星期記述了中共創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以及當中驚心動魄的開會經過。但心水清的讀者會問,若然中共一大在 7 月 23 日召開,那麼為何黨慶卻會定在 7 月 1 日呢﹖答案出人意表,原來竟然是「記不清楚」!

與會代表竟記不清開會日期

中共創黨早期,因為客觀環境艱難,每年都沒有餘裕去慶祝黨慶,再加上,國共分裂、五次圍剿、長征……中共一直顛沛流離。久而久之,對於一大究竟在哪一天召開,不同代表竟然有不同記憶,例如李達、張國燾記得是 7 月 1 日;陳公博卻說是 7 月 20 日;陳潭秋發表文章說是 7 月底;馬林給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籠統地說是 7 月……

難道沒有一大文件可作茲證?原來,一大後,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把文件帶走了,而中國代表又沒有好好保存一份。

後來,長征結束,到了延安,中共算是有了個比較穩定的根據地,暫免於顛沛流離,可暫喘一口氣,這時才有人抽空去處理黨史問題。1938 年,有人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會議日期,兩人都說記不清了,毛只記得是「放暑假」、「天很熱」,董認定是 7 月,至於具體日期就不記得了。

毛澤東 1930 年代攝於延安(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毛澤東把七一定作黨慶

結果兩人商量後回答,這樣吧,就用 7 月第一天作為紀念日。之後,毛在《論持久戰》裡便寫道:「7 月 1 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週年紀念日。」

到了 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終於以文件形式,《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確認 7 月 1 日為黨生的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同年 7 月 1 日,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同時發表關於中共誕生二十周年社論。從此,七一正式成為黨慶紀念日。

值得拿出來說的是,雖然中共今天常常說,當年創黨是一件是開天闢地、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但事實上,即使是一眾與會代表,當年並沒有把事件真的看得那麼重。所以,就像上篇提到,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關鍵人物,都因事忙而沒有抽空出席,一眾代表甚至沒有清楚記得開會的確實日子,又或者把有關文件好好保存。

邵維正解開歷史懸案

雖然毛澤東一錘定音,把七一定作黨慶紀念日,但究竟一大在哪天召開﹖不少人都心知肚明,仍是個未解之謎。

到了 1979 年,才由黨史專家邵維正,通過多方面嚴格考證,最後得出一大確切開會日期是 7 月 23 日的結論。邵立論嚴謹,結論最終獲學術界廣泛認同。

2018 年,曾任邵學術秘書的李步前,撰寫了〈邵維正對中共一大的歷史考證〉一文,道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當中可以體會到,一個歷史懸案得以真相大白,原來也得益於七十年代尾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以及當時鄧小平所新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

話說十年文革後,鄧小平復出。未幾,一場稱之為「真理標準大討論」展開,背後就是鄧小平所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華國鋒所主張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者間之交鋒。

1978 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要編寫一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計畫分 14 卷(後改為 12 卷)及 600 餘萬字,工程浩大,結果由社科院史學家李新牽頭,成立現代史研究室,調集人員,負責這個項目。這時在解放軍後勤學院從事黨史教學的邵維正,也被徵召,而他所負責的,就是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部份。

黨史專家邵維正(CGTN YouTube 影片截圖)

邵曾受到無形壓力

在收集和研究資料的過程中,邵發現一大召開日期,以及出席人數,竟然存在多種說法,經他作出梳理,竟有 25 種不同說法之多。當他想進一步解開這個歷史懸案時,但「卻明顯感受到來自周圍的不同態度」,「有的出於好心,提醒他『剛調到北京來不容易,還是老老實實把教學搞好,不要去冒這個風險了』;有的擔心這是幾十年都沒有搞清楚的難題,怕出不了成果還白費勁,弄不好會引起思想混亂。」

李步前在文章中沒有清楚言明是甚麼壓力,但可以想像,那時文革剛結束,毛澤東剛逝,毛的權威在文革期間被種種個人崇拜推至頂峰,而七一黨慶這個日子卻是由毛一錘定音,若要重新翻案,找出一大召開正確日子,那無疑會冒犯毛的權威,招惹麻煩,甚至被政治批鬥。

但正如前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主張,正刮起一陣新風,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學術界亦有所裨益。李步前的文章指出:「具體到黨史研究領域,解放思想就要敢於打破禁區,突破障礙」。

邵從多方面作出考證

從 1979 年 4 月開始,用了大概半年時間,邵致力就一大召開日期和開會人數進行考證。本文集中討論開會日期。邵首先從研究各代表的行蹤入手,過程中甚至包括翻閱已經存放在博物館,跟部份代表有交往的朋友之日記,又翻查舊報紙,找出個別代表在出席一大之前,先行參加的活動之舉辦日期,結果得出結論,那就是一大不會在 7 月 1 日召開,因那時在上海的代表只有 5 人,不足半數,所有代表到齊的時間該為 7 月 20 日之後。

後來邵又發現一份在五十年代從蘇聯移交中國的檔案,這份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檔案中提到:「代表大會預定 6 月 20 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 7 月 23 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根據這筆資料,開會時間可能是 7 月 23 日,或之後。

檔中採用「我們」作為表述,因此作者是有份參加會議的當事人。檔中詳細記載一大七次(七天)會議,每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又提到第二次會議後休會兩天來起草文件,到了六次會議後,轉到「上海市郊」(其實如上星期所述,正確地點是浙江嘉興南湖,但「老外」未必分得清楚)繼續開完第七次會,因此在上海前後共留了八天。

但邵知道,儘管這份文件可信度比較高,但卻始終是孤證,所以關鍵是能否找到其他事件作旁證。

一宗命案意外成了有力旁證

後來,邵又留意到,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巡捕走後的第二天凌晨,「便聞有一女子悲慘呼叫……女子叫孔阿琴……」。而另一代表周佛海也在回憶中提到:「當晚發生一件奸殺案……」。邵去翻查上海舊報紙,結果在 1921 年 8 月 1 日《申報》找到《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這則新聞。又在《新聞報》找到類似報導。兩家報紙都報導「孔阿琴案」發生在 7 月 31 日,這便顯示巡捕闖入會場的日子是 7 月 30 日。而 7 月 30 日往前推八天,正好是 7 月 23 日。於是,機緣巧合,一宗命案成了有力旁證,證明一大是在 7 月 23 日召開。

一個纏繞了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懸案終於解開,邵把這研究成果寫成文章,投給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並於 1979 年第 9 期發表。9 月某天,邵接到胡喬木秘書電話,說胡讀了他文章後很重視,特意囑咐這黨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該在即將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之創刊號上發表。結果,1980 年初,《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刊登了這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全文近一萬八千字。

資料圖片,來源:Zachary Keimig @ Unsplash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曾經是時代精神

李步前的文章特別提到,邵的研究成果旋即引起廣泛迴響,一位長期從事黨史研究的人員打來電話:「像這類過去已定論的重大問題都能重新突破,還有什麼問題不能研究呢!我們搞好黨史研究的信心更足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曾為邵維正的研究成果此開會討論,但最終還是認為,既然七一作為黨慶已經有幾十年,大家都習慣了,且是由毛澤東親自定下,遂決定黨慶日期不作變動。

作為一個總結,一個歷史懸案得以解開,原來是得益於當年鄧小平主張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讓學術研究不怕打破禁區。如果大搞個人崇拜,事事一錘定音,下下怕引起所謂的「思想混亂」,那麼,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哪怕是創黨大會召開日期,真相都未必可以大白於天下。

最後,順帶一提,在南湖畫舫上的開會日期,也就是一大閉幕的日期,至今仍欠缺定論。有一大代表回憶,是在巡捕闖入李寓,驚動眾人匆匆散會後,翌日,即 7 月 31 日,到嘉慶南湖開會,不過另一代表董必武卻在一封信中提到,是隔了一日,張國燾和陳公博這兩位代表的回憶,也是隔了一日,那就是 8 月 1 日。

著名紀實作家葉永烈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道出自己作過的考證,他說查閱了 1921 年 8 月 2 日當地的《申報》,當中報導 8 月 1 日下午嘉興狂風暴雨,南湖內吹翻了遊船四、五艘。然而,一大代表的回憶中,卻無人提及狂風暴雨之事,因此推論南湖畫舫會議不可能在 8 月 1 日開。

但無論如何,中共官方仍未就此作一個權威的定論,這裡寫出來僅供讀者參考。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三)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12 日的《明報》,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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