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722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4】中共創黨與「外部勢力」

    1917 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之後建立了世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但這個新生政權卻被周圍對無產階級革命深懷敵意的列強所環伺,仿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孤島。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俄共在 1919 年 3 月成立了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專門支持以至協助各國成立革命政黨,並策動革命活動。當中重點自然少不了與俄國毗鄰,且同處類似社經環境和歷史階段的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出現「兄弟黨」甚至「兄弟國家」,同氣連枝,那就有助減輕這個新生政權在國際上的壓力。結果,這股「外部勢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錢出力,親力親為,甚至還可能在選舉中欽定人選。

    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

    1920 年初,俄共奪得西伯利亞,打通了與中國的陸上交通,3 月成立了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推動遠東各國的革命工作。4 月,遠東局派遣成員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來華,他帶同太太以及翻譯楊明齋來華,並取了個漢名吳廷康,試圖策動成立中國的共產黨。維經斯基被稱為「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

    維經斯基首先來到北京,經介紹接觸到李大釗。一見面,他就稱李為「同志」,李謙稱自己尚在學習馬克思和共產主義,哪裡稱得上「同志」。李再轉介他到上海與陳獨秀接觸。於是,他到上海見了陳,並向陳提出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之後,他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他自己擔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51-152。書中此筆資料參考自《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

    維經斯基來華時帶來了經費,俄共西伯利亞局「派遣特使攜價值 10 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某次帶去的款額為 2,000 美元」。著名的《新青年》雜誌,也有受這些款項資助。(見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二十一世紀》,2011 年 6 月號,頁 64-65。文中此筆資料參考自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 年第 1 期)

    雖然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在建黨方式和步伐上出現分歧,陳主張慢,維經斯基則主張快,但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還是在 8 月成立,由陳任書記,為中共創黨掀開了序幕。

    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圖左)、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圖右)(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共產國際每人給兩百元開會路費

    維經斯基 1920 年底離開中國。1921 年 4 月,共產國際再派出特使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來華,繼續推動中共創黨。馬林與上海發起組李漢俊、李達等人,籌備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此時陳獨秀被軍閥陳炯明邀請到廣州,主理廣東的教育,已經離開上海),馬林所提供最實質的支持就是給錢,甚至是給路費叫人來開會。他們向六個中共地方支部(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送出通知,邀請每個支部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一大,結果來分別來了張國燾和劉仁靜(北京)、毛澤東和何叔衡(長沙)、董必武和陳潭秋(武漢)、王盡美和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和包惠僧(廣州)、周佛海(日本只派來一位代表),再加上海兩位代表李達和李漢俊,共 13 名代表。

    廣州代表包惠僧憶述:「……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見李穎所著,《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頁 11。書中此筆資料參考自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順帶一提,二百元是怎樣的一個概念?毛澤東當時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負責主事 (相當校長),年薪也僅是百餘元而已。)

    包惠僧又憶述:「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畫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見前述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一文,頁 65。文中此筆資料參考包惠僧,〈回憶馬林〉)

    共產國際這股「外部勢力」,確實是為中共創黨出錢出力,且還親力親為。一大的出席者,除了前述十三名中國代表之外,還有馬林自己,以及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

    共產國際為一大選舉欽點人選?

    馬林這位共產國際代表,在一大中還有何等角色?一宗意外小插曲,露出了少許端倪,他的角色甚至還可能包括在選舉中欽定人選。

    北京代表劉仁靜後來回憶: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 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 1923 年或 1924 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的回憶來看,當時選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即由陳獨秀由中央局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似乎事先已經欽定了人選。董必武似乎驚訝有人未按事先約定投票。

    劉仁靜(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劉仁靜之子劉威立、也就是《劉仁靜》這本傳記的作者,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聞者有心,後來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後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歷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地後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歷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証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大裡的選舉,究竟是否按馬林的意思欽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好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監獄中與表弟濮清泉同被關押,期間常常和後者講起自己的經歷,當中一段談話,似乎可作印證: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有人或會覺得這實在太過匪夷所思,懷疑這個說法的可信性,但前述事件的資料來源卻十分權威。(見李穎所著,《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頁 26-28。書中上述資料參考自劉威立所著《劉仁靜》一書,以及,濮清泉所著〈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同一項記述也收錄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篇文章裡,為中共官方所認可)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四)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26 日的《明報》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