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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清朝影視作品難擺脫政治正確枷鎖

2021/1/25 — 12:37

《御前侍衛》劇照

《御前侍衛》劇照

常言道:「中國歷代皇朝,離不開治亂興衰。」雖然這個說法在學界受到不少挑戰[1],但始終非常深入民心。即使沒有深究中國歷史的平民,大概也會知道歷代皇朝逃不過走向衰亡的命運。中共不時希望從歷史中抽取有利證立自己實行專制獨裁的養份,但對於前朝的亂局和衰亡,總得給大眾一些說法。筆者在上文簡約提及到,民間有不少以清朝為背景的影視作品滲透了迎合「習近平新時代」口味的意識形態。其實,嚴格來說,影視作品以清為喻標榜中共中央集權的正當性,實非習近平治國的獨有現象;類似的斧鑿痕跡在胡、溫執政後期已愈趨明顯。而相對於篇幅集數較長的電視劇集,不足三小時的電影作品刻意強調或增添那些情節,輕輕帶過、刪減或竄改那些史實,往往更為顯眼。因此,與其好像上文預告般詳析習近平治國期間眾多以清為喻的影視作品(其實讀者也不難理解到近年中共的審查紅線較過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接下來倒不如介紹胡、溫執政後期的兩齣電影《御前侍衛》和《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讓讀者更深入淺出和更全面窺探到中共審查紅線下以清為喻的樣板戲。

《御前侍衛》偏離史實背景褒揚開明專制

2011年上映的《御前侍衛》是一齣以乾隆中期為背景的電影。甫開首便由旁白道出:「乾隆中期,由於地方官員腐敗,造成霸州境內大清河泛濫,瘟疫橫行,引起民怨,引發多次搶糧事件。」經過一輪搶掠打鬥鏡頭後,旁白又道:「在我國東南沿海,受朝廷阻擊的倭寇,也伺服蠢蠢欲動,妄圖借助民怨和農民起義組織天地會刺殺乾隆,擾亂朝綱,顛覆朝廷。此時,為了了解民情,維護國家安寧,乾隆秘密來到京畿之地、號稱勝水荷香的勝芳,進行微服私訪。不料乾隆出巡的消息被走漏,於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暗殺行動拉開了序幕。」整齣電影的主旨,是中央領導其實非常聖明,只是地方官員腐敗導致平民百姓對中央多有誤解,加上外國勢力蠢蠢欲動而造成內外交困的短暫現象,但任何反動勢力也注定會被傾覆剿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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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御前侍衛》的情節可謂相當偏頗,甚至嚴重脫離史實背景。縱然我們毋須要求純屬虛構的電影事事與史實相符,但《御前侍衛》所灌輸的意識形態也不免與乾隆中後期的歷史背景大相徑庭。若然按照治亂興衰的框架記敍述清史,乾隆掌政多年正正是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無可否認,乾隆非常重視水利興修的工程[2],又嚴禁官員虛報土地兼在不加賦的前提下鼓勵農民新墾新地,一度使百姓生活富足[3],但他在中期開始好大喜功,過於懷緬過往的功績,官員也愈趨以報喜不報憂的方式來阿腴奉承[4],加上晚年寵信貪官和坤[5],使清朝的國力日漸衰落。此外,清初箝制思想使文人改為發展考據學的現象,雖「對於日後的學術研究雖有重大的貢獻,但考據學本身嚴重脫離現實,厚古薄今,不切實用,對於古文的一字一詞,動輒耗上千字萬字加以解釋。加上考據本身講求證據,以歸納材料的方式得出結論,在實務上欠缺思考解決的能力,造成士大夫苟且迂腐的態度,間接影響乾隆後期逐漸邁向衰亡的國勢。」[6]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歪曲部分史實宣揚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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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御前侍衛》只是虛構性質居多的忠君愛國古裝神劇,那麼翌年(2012年)上映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在電影命名上無疑已是強調以史實為劇情改編基礎的電影作品。這齣電影主要聚焦中共標榜的民族英雄鄧世昌和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等數個福州船政學堂的高材生如何逐步走上「以一校一級而戰一國」[7]的殉國道路。這齣電影希望凸顯出當年北洋艦隊的軍官的個人質素不遜於東鄉平八郎、伊東佑亨等日本海軍將領,但礙於清廷腐敗、海軍經費被慈禧挪用而導致武備不足、四大水師「各自為戰,互不統屬」[8],加上各路派系陸軍紀律差,在北洋海軍急需救駕之時仍抱「保存實力,互相觀望」的態度遲緩行軍速度,導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

不過,儘管這齣電影有不少情節具備史實基礎支持,但與史實有出入甚或涉嫌刻意扭曲史實以散播民族主義的情節也比比皆是,例如(維基百科對這齣電影與史實不符之處有更詳細的對比,但筆者在此只列舉與本文主題相關的例子):

  1. 為了強調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等鐵甲管帶的個人質素與日本海軍將領不相伯仲,電影編造他們與東鄉平八郎和伊東佑亨同期入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劇情(除了伊東佑亨外,其餘提及的人物皆以優等成績畢業),事實卻是中方只有方伯謙一人能入讀該校;劉步蟾和林泰曾因沒有考入學試而未能入讀此校,而日方的東鄉平八郎和伊東佑亨亦未曾就讀該校。
  2. 劇情編造部分長崎民眾因仇中而在1886年與到訪的中國水兵爆發嚴重衝突,史實卻是中國水兵在妓院醉酒鬧事挑起衝突。
  3. 劇情並沒有提及到,雖然鄧世昌和劉步蟾是北洋海軍的中流砥柱,但他們均沒學過戰役指揮、編隊指揮和戰役規劃,更缺乏實戰的經驗[9]。
  4. 為了推崇「與䚀同沉」的奮戰犧牲理念,電影劇情過分簡單地交代濟遠號管帶方伯謙以臨陣逃脫的罪名被處斬,沒有平衡交代箇中的爭議,例如:一、廣甲艦管帶吳敬榮下令跟隨濟遠號離開戰場,但他事後只遭到革職查辦;二、伊東佑亨對方伯謙的海戰能力甚為欣賞,他甚至大惑不解詢問清廷洽降專使程璧光有關處死方伯謙的原因。

樣板戲意識形態已滲入港人日常生活

如果把《御前侍衛》和《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兩齣以清為喻的電影結合來看,我們便可拼湊出更完整的政治正確訊息,就是:貪污腐敗問題古今皆有,但專制獨裁實非問題之所在。反之,由中央政府展示出反貪腐的決心和魄力,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對外方面,外國威脅不時存在,中國必須以舉國之力擴建海軍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而這個任務由共產黨擔當可謂是當仁不讓(《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最後一幕是有一艘掛着五星紅旗的船隻在大海中航行,途中遇上執行任務的中國海軍和空軍,然後畫面一轉,字幕標示着中國領土黃岩島的畫面,劇終。可以看見的是,儘管這齣電影大部分劇情與2018年上映的《紅海行動》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最後所帶出的主題訊息也是相同的。)。因此,對中央心存不滿只是理解不足的表現,在理解不足的前提下策劃反對中央的行動,更是顛覆國家政權,令平民百姓受苦的千古罪人(在《御前侍衛》的初期情節中,御前三品帶刀侍衛薛樹英的師兄、天地會香主江世成欲刺殺乾隆,被薛樹英擒住後,他質問薛樹英為何甘願效力一個只顧遊山玩水、不理民間疾苦的皇帝。薛樹英不同意對江世成的說法,並表示:「你這樣做只會讓國家陷入更加的危機,而一旦發生動亂,受苦遭殃的豈不還是咱老百姓?」)。

時至今日,上述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已不僅滲透在中國出版的影視作品中,而且已愈來愈影響着港人的日常生活。以爆發武漢肺炎為例,中央把問題定性為地方政府對疫情有重大隱瞞,但中央政府始終聖明,得悉問題的嚴重性後便果斷頒下封城命令使疫情迅速受控。而到武漢視察疫情不足數天便公開宣布逃離當地保命的管軼教授及一眾試圖以罷工手段逼使港府封關的醫護人員,則被某些群組定性為臨陣逃脫的懦夫而受到猛烈抨擊。凡此種種,皆與《御前侍衛》和《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鄧世昌與方伯謙的對比)所滲透的意識形態脗合。

若反思歷史只可得出一種結論,那還算是反思嗎?

從上述例子可見,中共強調要「牢牢抓緊清史話語權」,其實是牢牢抓緊政治意識形態傳播的其中一環。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須通過中共審查紅線才可出版的東西大多只會對清初盛世的中央集權制度歌功頌德,或大談特談清中葉往後遭受西方列強入侵和壓迫的部分,對清朝同一時期血腥征服或鎮壓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則盡量美化處理,甚或避而不談。例如已去世的著名中國歷史學者羅威廉(William Rowe)在其著作《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中指出:

「19世紀中葉的咸豐時代不只經歷太平天國和捻亂這兩個自稱漢人發起的動亂,還遭遇了西部邊疆的大規模分離主義運動。分離主義者名義上是大清子民,雖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有著同樣的穆斯林信仰,因此被漢人和清政府混稱為『回』。在西南,外來人口和原住民間逐漸加劇的族群緊張,就在滿族按察使呼籲實行『種族清洗』之後,於1856年5月雲南省城昆明引發了一場屠殺,至少有4,000名穆斯林遇害。如滾雪球般的回應產生出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其總部在文化多元、位於往西藏和緬甸主要貿易路線上的城市大理。這場史稱『雲南回變』的動亂,直到1873年才被平定,據報當時種族屠殺的行動讓雲南的人口減少了500萬。

在18世紀時被康熙和乾隆皇帝殘酷地征服的西北新疆,出現了一個由頗具號召力的穆斯林聖戰士阿古柏所領導的獨立政權,清朝幾十年的統治不當乃成導火線。此政權與英國和俄羅斯建立外交關係,並一直延續至1877年阿古柏驟逝(可能是中風)為止。該政權由湘軍將領左宗棠平定,依據1870年代後期的估計,共花費了相當於國庫一年度總支出的1/6。

左宗棠於1870年代後期在新疆完成的,不只是平息一場叛亂,而是對中亞穆斯林的再次征服,該廣大地區已經脫離清朝的統治近一個世紀,而其政治基礎結構亦已被阿古柏政權給摧毀。為了處理該戰事的龐大支出,海關收入以及內地省分的田賦稅收被挪去支應內亞的邊境,當時尚有龐大的太平天國戰後重建計畫須資助,同時還要維護海防。『再次征服』正是經世改革家魏源在1842年所強烈主張的,但漢族士人對此無用的花費有所不滿。這時最主要的批評者,莫過於左宗棠在討伐太平軍時的盟友李鴻章,他當時安坐在直隸總督的位置上,垂涎以那些經費來發展他的北洋海軍。」[10]

可是,這些歷史細節往往難以詳細出現在大中華地區的中學課程綱要、中史教科書和發行的影視作品中。

歸根究底,在中共治下的國度,不畏強權提倡言論及學術自由通常也不會換來好的下場,例如1957年的「嗚放運動」只是為了引蛇出洞,歷時約一個月便演變成「反右派運動」的延伸;又例如在文革期間,不少知識分子因維護學術自由的緣故被扣上「反革命」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受到批鬥。近年中共推出嚴格限制古裝影視出品的「限古令」,表面上是打着反對「熱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使之成為流行時尚」、「精心演繹宮鬥情節,惡化當下社交生態」、「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朝英模光輝」、「片面追逐商業利益,弱化正面精神引導」及「看不到多少具有積極意義的文化,節目的商業炒作是成功的,文化建設卻不盡如人意」的旗號[11],實際上卻又是一場旨在杜絕任何含沙射影、借古諷今空間的的整風運動。在習近平領導的中共眼中,這是「病毒思想」清零的必要手段。然而,老生常談的問題是,若反思歷史只可得出迎合權貴喜好的結論,那還算得上是反思嗎?

註釋:

[1] 詳可參閱羅威廉(William Rowe)(2013):《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李仁淵、張遠譯),臺台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9-18。

[2] 「乾隆曾言:『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致力於水利興修,每年投入水利建設維護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占每年朝廷支出的十分之一,對於減少洪災保護百姓生命及農業生產,有重大貢獻。」詳見詹施雅(2012):《一冊通曉:圖解大清時代》,臺北市:易博士文化,城邦文化出版,頁72。

[3] 「有鑑於雍正年間因嚴格實施清丈田畝、追查欠稅,反而對致官員虛報土地、增加人民賦稅,乾隆認為此無異於為貽害百姓之舉,因此下諭禁止官員虛報土地,鼓勵農民新墾新地但永不加賦,使農業大為發展。據學者統計,乾隆中期(約一七六五年),一個糧農可養活八至九人,當時湖南衡陽縣志中亦記載當地『家有秋倉,人皆飽安』,可見百姓生活富足。」參考同上。

[4] 「乾隆中期開始沉醉於自己過往的成就,因此官員也開始轉而迎合皇帝喜好,隱瞞事實真相,報喜不報憂,如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第一次出征緬甸兵敗卻謊報戰績。因此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員,開始無所不貪,導致各地逐漸出現財政虧空的情形[……][。]加上乾隆在位時,連年對外用兵,軍費龐大,康雍年間國庫充盈的情況,到乾隆晚年已不復見。而在長年盛世之下,社會上也開始出現人口過多、糧食不足的現象,導致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官員又沒有解決問題的魄力和決心。再加上乾隆以後,清代的主要八旗兵生活長期安逸,早已脫離過去驍勇善戰的一面,戰鬥力大為減弱,已無力應付如一七九五(乾隆六十年)的白蓮教民亂,清廷只得倚賴以漢族兵為主的綠營軍。」參考同上,頁90。

[5] 「和珅,姓鈕鈷祿氏,滿州正紅旗人,曾進入皇宮西華門內的咸安宮官學讀書,後承襲其父三等輕車都尉一職,不久升為侍衛,因隨侍皇帝出巡而有接近皇帝的機會。因其機靈善於應變,逐漸得到乾隆重用,平步青雲。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升為軍機大臣,後來逐漸兼六部尚書及大學士,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局面。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與和坤相關人士亦受到乾隆寵信,如其子豐坤殷德迎娶乾隆之女和孝公主成為駙馬;和坤年幼時的老師也被提拔為御史等中央官員。隨著官愈大,和坤貪污也愈嚴重,幾乎無所不貪,如喪妻時兩准鹽政徵瑞送上二十萬兩聊表心意,和坤討價後增加一倍。和坤斂財的方式是收受官員賄賂、左右皇帝升遷用人,因此和坤在朝為官時,朝廷官員大多依附。」參考同上。

[6] 參考同上,頁 88-89。

[7] 這個說法出自史學家唐德剛的著作《晚清七十年》。

[8] 而根據國際基督教大學歷史教授菊池秀明在《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廖句錚譯)一書的說法,「由於李鴻章掌控了北洋艦隊的領導權,中央政府(一八八五年後為海軍衙門)無法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領導體系。在北洋艦隊中,出身淮軍的丁汝昌與福建官兵們意見不合,嚴重影響到軍中的士氣。據說有不少將士因此離開崗位到岸上生活,或是在巡航地的上海耽於玩樂。」(頁79)。

[9] 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在CCTV紀錄片《微觀戰場·甲午戰爭》第二集的大東溝海戰中指出鄧世昌和劉步蟾擔任戰艦指揮官的缺點。此外,馬幼垣教授在《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一書狠批劉步蟾為人膽怯怕事,在生死攸關的決戰不堪大用(頁81),亦不遠如東鄉平八郎般曾在多種種類不同的英艦上服役而具備豐富的航海經驗(頁82-83)。

[10] 羅威廉(William Rowe)(2013):《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李仁淵、張遠譯),臺台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215-216。

[11] 趙觀祺(2019):〈【限古令】《延禧攻略》料成絕唱 為何宮鬥劇淪「眼中釘」?〉,載《香港01》,12月11日。

全文原載於《信仰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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