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共產主義強調是工人農民的無產階級革命，但創黨時的 53 名黨員中，沒有工人和農民，他們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多半在 25 歲以下，職業有律師、雜誌主編、記者、教師、學生。1919 年五四運動後民族主義升溫，他們尋求社會變革，但又不信任西方，1917 年俄國革命點燃革命新方向。中共成立第一年，主要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成立工會。

「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意識形態上，他們自認是代表工人階級，其實卻是一群知識分子在搞革命。其最早的成員，都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知識分子，領袖則是該運動的旗手陳獨秀。」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擯棄西方對現代中國的支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不失為一種出路。」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建黨初期，經費緊張，黨員以自己收入補助黨的開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馬林曾在 1923 年 6 月報告：「.....黨現有黨員 420 名，其中工人 160 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 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 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 多數黨員沒有職業。」 （資料摘自唐寶林所著之《陳獨秀全傳》）

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治理念雖然南轅北轍，但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短期目標：反帝國主義與對付北洋軍閥，面對兩大共同敵人，第一次國共合作變得可能。當時孫中山因得不到西方列強支持，轉而向蘇聯求援，而「共產國際」亦指示中共與國民黨合作，蘇聯向國民黨提供武器、金錢、軍事和政治顧問，共產黨人亦一同接受軍訓。國民黨當時政策較傾向工農福祉，使建黨不久的中共工農運動迅速發展，實際上成為國民黨地區的工農運動主要政治力量。

上海 5 月的工潮，租界內英籍巡捕開槍打死十多人，引發全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罷工浪潮，省港大罷工更持續一年多。以俄為師的無產階級革命經驗以工人為主，共產黨人認為已看到大革命的端倪，積極招募黨員，於幾年間由數百黨員，增至 1927 年 5.8 萬人，工人比例亦增至佔黨員超過一半，中共掌握了工人運動主導權，從此變成一個真正帶有明顯群眾性質的政黨。但中共坐大，引起國民黨重新評估「國共合作」，埋下「清黨」伏筆。

中共最初的視野，局限於俄國革命以工人運動成功的經驗，忽略農民的可塑性。11 月，毛澤東任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後，到湖南考察農民生活，發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駁農民運動太暴力，又有地踎流氓參與等說法。毛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指，農民運動「好得很」，是「革命先鋒」，「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共產黨在上海發動工人奪取政權，但武裝力量脆弱，結果一敗塗地。但中共亦汲取教訓，明瞭大城市雖然有眾多工人，但也是政府鎮壓力量最強大的地區，難以公開宣傳結集群眾；自此中共轉移力量到遠離國民黨權力中心的窮鄉僻壤，開闢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並總結「槍桿子出政權」，實行武裝反抗及於農村發動「土地革命」，打土豪地主濟助農民。1927 年的失敗，令中共反思新路向。

「中共最初認為城市工人運動是未來的希望，但是城市的國民黨統治相當鞏固，中共在城市地區根本沒有多少從事工人運動的空間，遑論成立軍隊和政權了。然而中共卻從流血的經驗中，發現廣大農村能提供無限廣闊的活動空間。他們可以利用國民黨的內戰，在跨省的窮鄉僻壤地帶，組織自己的軍隊和政權，據以掀起土地革命，取得群眾基礎……」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事件緣起沙俄時代與清朝政府所訂之不平等條約，其一容許俄國興建貫穿東北的「中國東部鐵路」，並獲沿線土地管理權。俄國十月革命後，新政府曾承諾廢除與華的不平等條約，但蘇俄一直未履行承諾，1929 年，蔣介石派張學良企圖接管中東路，武裝衝突敗陣而回，形勢緊張。中共因與國民黨敵對，又以俄為師，共產國際號召「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中共言聽計從，甚至號召工人為此罷工暴動，「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軍蘇聯」。當時已無實權的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力排眾議，認為此等號召論據奇怪，容易使人誤解，忽略民族感情。

中共輾轉於井岡山及江西瑞金一帶等地建立據點，控制約一千萬人口。毛澤東及朱德總結遊擊戰經驗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為紅軍訂立簡單易明的軍紀，三項紀律包括，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又要求紅軍與農民打交道，要「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中共當時的根據地，大多位處跨越省際的山區，有險峻山勢，有千年老林，而且多半坐落於兩個省或三個省的邊界上，本為政府鞭長莫及之地。當時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非常嚴重……事不關己，不肯竭力配合清剿。中共便是利用這種本位主義，迅速坐大，然後成為不可輕侮的力量。」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這張1931年的誓詞，寫著「犧牲個人，嚴守秘密，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服從黨紀，永不叛黨」，當時黨員的身份是秘密的，錯字眾多亦反映當時基層黨組織的文化水平。多年來，入黨誓詞經過多番修改，至今最新版本，始終未變的字眼，有「犧牲」、保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等。雖然中共組織在農村有長足發展，但始終與無產階級革命始於工人運動的俄共經驗與教條不吻合，湖南省委關注「農民黨」問題，負責巡視的楊克敏報告說，許多農民是文盲，包含許多幫會分子，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麼樣兒，是一回什麼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麼事。』楊克敏則認為，由於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毛澤東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越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所謂土地革命，看似容易，把地主田地搶回來分給貧農就可以了。但現實中，農村大地主不多，但若連小地主的田也沒收，則恐打擊面太大激起反抗，當中又會觸動鄉紳宗族的利益；但田地不夠則無以重新分配，難以滿足貧農對土地財富的渴望。務實的毛澤東則強調，要留後路給富農與地主，不能逼人太甚，土地革命在實踐中摸索平衡。

「中共與軍閥之不同：第一、中共不像軍閥，是有意識形態的，有其政治理想，為主義而戰，在這一方面，中共比國民黨還要強調。第二、中共特別重視群眾基礎，經由土地革命，中共激化農村原有的社會矛盾，動員貧苦農民起來和地主士紳鬥爭。貧苦農民與地主士紳鬥爭過程中，一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認同中共所建立的新政治秩序，為中共提供軍隊和政權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前，中央蘇區已由「留蘇派」把持，臨時政府架構組織以俄為師，他們信奉俄國革命的道路，年來多次主動出擊大城市，損兵折將，正中國民黨下懷。蔣介石動員圍剿，共產國際則派來德國人李德指揮戰爭，他主張陣地戰，不用紅軍較擅長的遊擊戰。由於軍力懸殊，紅軍接連失利，最後決定連夜「戰略轉移」，放棄艱苦經營的革命根據地。

長征期間舉行的遵義會議，對共產黨意義重大，可視為毛澤東邁向獨攬黨政軍權力之路的象徵。中共領導層檢討江西蘇區軍事失利而導致要落荒而逃的緣由，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為理由，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後由毛主導。毛澤東又因戰亂奔波之際，與莫斯科通訊之設備損壞，故眾多人事與軍事安排，都未有向第三國際請示，擺脫俄共及中共「國際派」的影響，是中共首次自主決定重要對策。自 1935 年末，毛澤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溝通，奪訊息掌握之利，邊緣化黨內「國際派」。

「毛澤東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 1935 至 1936 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澤東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他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遭到越權的指控。」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中央電視台,《百煉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

一直以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與俄共的革命經驗，如何應用於中國本土，一直是共產黨人的理論及人事鬥爭要點。毛澤東 1938 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能空洞抽象地談馬克思主義，要用中國特點去應用它，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毛指「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亦以此抗衡「留蘇派」的影響。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他吸取、應用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的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會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現代農民大革命。」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抗戰爆發前後，中共宣示抗日重於一切，實行「新民主主義」，一方面在其勢力範圍停止土地革命，同時對「資產階級」、地主、富農較寬容，容許他們參與黨的事業；又承認往日選拔幹部過於強調階級出身，是「關門主義」。這個政治綱領的重大改變，目的在和國民黨競爭，營造開明形象，展示開放政權的誠意。這段時間，共產黨人多次公開指摘國民黨一黨專政，不重視人民自由。

毛澤東批評國民黨：「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摘自《歷史的先聲》, 原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全國人民都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毛澤東〈共產黨員只有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一切壟斷一切的權利〉，載於 1941 年 11 月 22 日《解放日報》）

「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　　（毛澤東, 1945 年, 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新民主主義」下，基層選舉實行「三三制」，即中共限制自己的當選席次在三分一之內，其他席位開放給黨外人士，「進步分子」佔三分一，「中間分子」佔餘下三分一，但「右派分子」仍然不能參與。

「至於如何決定所謂右派分子、中間分子和進步分子，則語含玄機，盡在不言中。這樣安排，中共可以得到西方議會式『民主』的形象，又不會失去對各級議會的控制，還能鞭策自己加強對黨籍議員的領導……共產黨在輿論上贏得了『民主力量』的美名。其根本原因便是中共內部團結一致，正因為內部團結一致，中共可以實行所謂『三三制』，開放政權，在其行政機構中容納更多的非黨人士，而不怕喪失對政權的最後控制。」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延安整風」運動重要性在於，中共確立了一套「自我檢討」、「審查幹部」的具體方法，高度統一黨員思想，被認為要思想改造的人，要坦白交代出生與經歷，寫「反省筆記」、「自白書」，公開受批評及羞辱，並承諾改過自新。整風運動本來是針對幹部安頓延安後出現的種種不良風氣，如「主觀主義」，即崇拜馬列主義教條；「派系主義」，即黨員與非黨員間、新老黨員的等級差別官僚作風等。毛澤東藉此消滅「留蘇派」影響力，鼓勵知識分子批評後，又因批評太尖銳而大怒，大批知識分子被囚（見 1947 年條目），自此又確立了文藝要為政治服務。

毛澤東批評留蘇派及知識分子：「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麼用處呢？」　　《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 見高華所著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整風運動，用心殊深……將污水潑在有留蘇經歷的軍政幹部身上，雖可解一時之憤，但其嚴重的後果卻是從此也將鄙視理論、輕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發揚光大，並深深地扎根於黨的理論與實踐中。所以毛此舉決非是無事生非，小題大作，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大戰略行動。」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樹立了動員的運動典型，其中包括使個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動、鬥爭、招供、屈辱、俯首順從……此乃是毛澤東依據列寧史太林主義和帝王儒家完成的一項傑作。　　費正清, 《費正清論中國》

於 1940 年代抗戰期間，共產黨一方面於延安鞏固實力，亦在輿論上批評國民黨腐敗、一黨專政，承諾的民主、自由並未兌現。毛澤東更於二戰尾聲時，向到訪美國軍官，讚揚美式民主。（本段落相關資料摘自笑蜀所編之《歷史的先聲 — 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

1944 年 7 月，毛澤東於延安接見美國軍事小組成員，多番向美國人表揚美國式民主：「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甚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　　《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

「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　　1944 年 3 月 12 日, 周恩來延安演說〈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 年 1 月 28 日的署名評論〈是不是代用品呢？〉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什麼叫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使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製和複決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家的基本條件……」　　《新華日報》1945 年 9 月 27 日社論〈民主的正軌〉

「……（認真辦學的人）被當做教育官署的下屬，經常要應付各方面來的公函訓令，一會兒要注意那幾個教員，一會兒要嚴防那一些學生，試問如何能叫他安心辦學？也不是沒有認真教書的教師，更不是沒有認真讀書的學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惡狠狠的面孔高壓着他們，監視着他們，威脅着他們，叫他們如何能安心的教書讀書？……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　　《新華日報》1946 年 2 月 6 日社論〈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毛澤東往重慶時，帶同舊作〈沁園春‧雪〉贈友人，後被公開。〈沁園春‧雪〉寫於 1936 年，當時紅軍「長征」後，繼續東渡黃河擴大版圖，毛澤東於白雪籠罩的黃土高原所寫：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日軍投降後，全國大城市霎時進入權力真空狀態，紅軍瞬即搶佔東北，於蘇聯協助下接收日軍留下的大量武器。美國則出動海空運輸力量，迅速運送國民黨軍隊光復大城市及鐵路線，並提供精良武器。但蔣介石派精銳部隊往東北，戰線過長，被紅軍的游擊隊伍孤立，逐個殲滅；中共則重新於農村展開土地改革，取得廣泛支持。

「……(共軍) 一旦滲透進入東北就實行了地方生產整頓、鄉村思想灌輸、土地改革、新幹部思想改造、徵募軍隊和百姓團結加入愛國之戰……東北人早已不堪日本人統治欺凌，聽了共黨的民族主義與社會改革口號，便欣然響應支持。」 費正清, 《費正清論中國》

「國民黨方面漫不經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貪污腐化的行為，日益腐蝕了國民黨的群眾基礎。過去在戰爭期間公開與日本唱和的傀儡政權軍隊與政客獲允留置原職，以杜絕共產黨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更是令百姓憤怒。」 史景遷, 《追尋現代中國》

「國民黨有美國大力援助，本來佔盡優勢。只是不能善用這些資產，廣結民心，反而驕縱自恃，勇於內鬥，造成城市人民的離心離德。相形之下中共……激起貧苦農民為共產黨一戰的狂熱，另一方面則繼續透過統一戰線爭取對國民政府失望的中上層人士。結果，中共不僅迅速扭轉戰場上的頹勢，而且轉敗為勝，甚至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群眾動員和統一戰線，加上優越的軍事指揮，使得國民黨的軍隊一敗再敗，最後棄甲曳兵逃來台灣。」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內戰之際，共產黨 1947 年撤離根據地延安，行軍中砍殺已被囚四年的作家王實味。王實味嚮往初期延安如烏托邦的自由平等精神，1937 年到延安參加革命。他個性耿直，受毛澤東整風號召鼓舞，發表了〈野百合花〉，反映當時延安青年知識分理想漸趨破滅的沮喪失望，並批評幹部官僚化，「食分五等，衣著三色」，高幹生活有特殊待遇，「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播細菌，傳播疾病」，他初時不肯悔改，被指「反黨集團頭目」、「國民黨特務」遭監禁。王實味被用作「反面典型」，用以整肅延安文藝界一向自由批評之風氣。

「雖說每一場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實味的毁滅卻因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計謀的犧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澤東決定拿王實味開刀，挑選在當時社會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鬥爭靶子……猶如下一場「毛毛雨」，最多地皮濕一層，稍刻就會蹤影全無，不至嚴重削弱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對延安的向心力。」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解放軍進佔華東華北主要城市，國民政府敗走台灣。中共九月下旬邀請各黨派及各界代表，於北京召開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營造大團結姿態，宣稱新中國實行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又公告「共同綱領」作臨時憲法。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由 1921 年成立至奪取政權，歷經 28 年。開國大典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紀念為建國犧牲的烈士。

「1949 年起，毛澤東繼續領導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一元化黨國體制，擁有思想、軍事、政治、政策和組織的絕對領導權和控制權，而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國家權力，把中國導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想境界。……使中國由他認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變為『按勞分配』的社會，進而再變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國家。」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共黨的政府是真心要掃除污垢，不只是掃淨陰溝街道，還要清除乞丐、娼妓、癟三無賴， ……遏止通貨膨脹、廢除外國特權、消滅鴉片煙和貪污的中國……這一切都為理想主義而有野心的青年打開新的大門。要到後來，他們才明白，這一片『樂土』是建築在有系統的控制與操縱的基礎之上的。共黨組織將逐步穿透社會、制定言行的模範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個人行為偏差。」　　費正清, 《費正清論中國》

毛澤東一生人只出國兩次，兩次都往蘇聯，第一次於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歷時兩月多，期間與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面，商討各方面合作，又與史太林商討廢除中蘇舊日條約與經濟技術援助等問題。雖然共產主義綱領要消滅資本家，但建國初期，中共明白要恢復經濟，有賴私營企業合作，所以表示要團結「民族資本家」與「小資產階級」，又容許小農保留自己的田地。

「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流行口號是『向蘇聯學習』。毛主義者當時相信，他們仿效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模式，學習的是現代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技術，當時群眾集會喊的口號是『讓我們現代化、蘇維埃化』」。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共建國不久，韓戰爆發，美軍迫近中國邊境，中共視之為資本主義陣營的反共聖戰，發起「抗美援朝」，由 1950 年開始到 1953 年停戰，「志願軍」估計死傷近百萬，但最後能與美軍戰和，對內激起愛國民族熱情，對外贏得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尊重。美軍臨門亦引發中共的生存危機，於國內掀起反革命運動，清算外資企業或與外國有聯繫的人。

「儘管戰爭給中國在物資和人員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在政治上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外國勢力又一次的侵略威脅，鞏固了群眾對政府的愛國支持。抗美援朝運動成功激發起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韓戰成為中共調查、攻擊、驅逐外國人的藉口，促使中共發動一連串的群眾運動，打擊可能私下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　　史景遷, 《追尋現代中國》

「在美國實行對中國大陸的禁運以後，外資企業在中國本來就已經營困難，中共則故意檢查其帳簿，隨後又以欠稅為名，罰以鉅款，迫使外國資本家廉價轉讓財產和工廠……中共又以消除恐美、崇美和媚美心理為名，發動知識分子……公開批評歐美國家，清算和揭發所謂帝國主義的罪行……」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早於建國前夕，毛澤東曾多次強調，攻入北京後「不做李自成」，幹部不能驕縱逸樂瞬間失民心，故厲行清廉反貪。站穩陣腳後，此期間發起三反五反運動，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則是「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等，矛頭直指前朝留任的大批國民黨官員及資產階級，有 123 萬官員被指貪污。運動放棄用司法程序，以群眾運動方式發動鬥爭、鼓勵檢舉、大義滅親，公審、批鬥，「抗拒從嚴、坦白從寬」，奠定了日後群眾運動的定式。

「現在最緊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機關裏的雜草，使組織一體化。1952 年至 1953 年的三反運動，就是以政府、企業界、黨內的官員為靶子。同時期的五反運動，則是以原先未受打攪的資本家階級為攻擊目標。利用行賄、逃稅、盜用國有資產、在勞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欺詐、偷竊政府經濟情報等罪名，可以是每個僱主俟告受審。此一運動的目標是要奪取工廠控制權，榨取資本家的資本。許多僱主在恐怖的氣氛中遭受清算…… 」　　 費正清, 《費正清論中國》

「三反運動……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雖然因此而有擴大化和暴力化的問題，但是中共將之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並讓社會留下久久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亦即中共絕對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轍，不僅有決心，而且有信心，更有一套具體辦法。從其立即效果來看，三反運動不一定能保證弊絕風清，至少扼止着黨內貪污、浪費和官僚行為的惡化。然而從長期觀點來看，法制不彰和群眾運動非理智化的傾向，也注定要和毛澤東時代相終始了。」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毛與達賴的合照，當年達賴喇嘛成為「人大副委員長」，曾寫詩頌揚毛「像太陽普照大地」，著作「像海浪一樣洶湧澎湃」。自 1951 年，中央政府與西藏政府簽署《十七條協議》，承諾西藏自治、現行制度不變，中央負責國防外交；解放軍則以「仁義之師」形象駐守高原，當時兩者維持著表面的和諧。但 1950 年代下半，中共開始在西藏實行土地改革，觸動西藏傳統與上層社會利益，武裝游擊活動漸多，至 1959 年 3 月，達賴率眾逃亡印度，解放軍開始「反叛亂」清洗。

「那場『反叛亂』的清洗運動無疑是以非法治和非人道的方式進行的，即使以中共的標準，也存在大量冤假錯案。然而對於中共實現從政治上迅速地控制西藏，確是十分有效。那場清洗徹底地打垮了西藏上層社會——不僅是從階級和政治上打垮，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逮捕和關押，把它們從肉體上消滅，使他們從西藏的人間消失，不再成為中國統治的隱患。」　　王力雄, 《天葬　西藏的命運》

1953 - 1957 年，實行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項目在鋼鐵、機器製造、燃料、電力、冶金等重工業。國家對工業投資只約一成用於輕工業，近九成發展重工業。

「城市工業化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村，國家徵收高農業稅，國民被迫以國家規定的低價把大量的糧食出售給國家糧庫。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 1950 年代的工業化都是傑出的經濟成就，但是與歷史上所有的經濟進步一樣，他是建立在社會的某一部份對另一部份的剝奪基礎之上。」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這個政權在很長一段時期有堅固的群眾基礎，可以從社會基層吸取傳統政府所無法吸取的資源，而不致引起社會基層的嚴重抵抗。」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為何農民願意獻出田產，支持農業集體化？答案是，大部分農民貧困，根本一無所有，集體化中，他們沒有多大損失，而權錢運用集中於基層幹部，他們也樂見其成。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容許農民有自己土地，從這年前後，很多農村開始試驗集體化，土地、牲畜交合作社統一經營，所得按勞分配。後來於毛澤東力催之後，迅速發展至 1958 年廣泛實行的人民公社，即農民的田地、機器、食糧、勞力全部歸公，廢除私產，邁向共產主義平等富足的理想國。

「在 1950 年代中期的中國，三分之二的農民像毛澤東描述的『一無所有』。簡單地說，中國擁有願意進行激進社會變革的數量巨大的赤貧農民……對於那些懷着巨大熱情支持集體化運動的貧困農民來說，沒有理由不相信黨對他們的許諾……畢竟，正是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摧毁了寄生的地主階級，進行了意義重大的土地分配。在土地改革後的幾年裏黨實行的市場和信用政策，都着眼於照顧貧困農民的利益，限制富裕農民的買賣和放債行為。」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民主人士用「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批評中共黨國體制。怎料批評愈來愈激烈，甚至質疑共產黨壟斷權力，反右運動隨即展開，清除「毒草」，55 萬人受牽連，被打成右派分子。毛澤東為何要這樣做？不少學者認為是毛設圈套引蛇出洞，亦有分析指，建國多年的經濟建設，雖然中共自詡消滅了資產階級，但亦知道冒起的官僚架構正成為一個新階層，希望聆聽意見向官僚施壓。

「民主黨派只有同意中國共產黨秘密地作出的各項決定的『自由』。對於重大事件，共產黨既不事先與他們協商，也不允許他們反對。還有人對黨組織和黨員濫用職權的行為提出了詳盡的批評，進而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以及共和國政府與黨事實上沒有任何區別的問題。雖然大多數提出政治敏感問題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說自己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但他們還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反對『黨對國家的壟斷』」。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毛澤東) 以反社會主義為罪名把發表反對言論者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當然就不能繼續享有四大自由了。從這個經驗來看，四大自由的保障是有清楚底線的：不僅不能反對當權的共產黨，連批評超過中共所能容忍的限度（沒有客觀標準，由中共主觀認定），也不容許。」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大躍進」弊端明顯，冒進的生產建設抽調大量人力令農民疲於奔命，公社的食堂制度也令農民耕種意欲下降，1958 年底農村開始出現糧食短缺，中央政府糾正部分激進政策。國防部長彭德懷於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致函毛澤東，批評大躍進的左傾錯誤、經濟崩潰、黨脫離群眾等現象；毛澤東反擊，威脅「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遭撤職。毛總結大躍進說：「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錯誤未有糾正，農村饑荒擴大。

調查大饑荒歷史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認為，饑荒嚴重是因為幾個重大錯誤堅持到底，1959 年尚有 415 萬噸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一是糧食問題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不調整。……」「在餓死人最多的六零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沒有大規模開倉放糧救人……拿出一半庫存糧食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卻沒想到飢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　　楊繼繩, 《墓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消滅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壼開水的條件也沒有。……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領導手裡，失去了生存權。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　　　楊繼繩, 《墓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由於城市中也發生糧荒，工業生產因原料供應和分配問題嚴重受到影響…… 前一年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時的烏托邦狂熱和群眾的積極性不復存在，現在，人們為基本的生存而掙扎。」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大躍進期間，中蘇決裂，令中共處境雪上加霜。蘇共領袖赫魯曉夫上場後，全盤否定史太林政策及革命路線，震動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毛澤東大為不滿。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又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冷嘲熱諷。赫魯曉夫於 1960 夏，召回所有駐華工程師及專家，影響二百多項建設。

蘇聯化學家米克伊爾‧克洛奇科 (Mikhail Klochko) 描述撤走的情況及造成的經濟影響：「突然撤退專家意味着大批工廠停建。使許多在建的工廠陷入一片混亂。按照我國圖紙建造的工廠得不到相應的配件。在外國人幫助下建造的電廠也不得不下馬。由於俄國人同事終止了交付計劃和設備的合同，新的計劃項目也被迫放棄。」　　載於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大躍進「一天等如二十年」、「敢想敢做」、「多快好省」的口號下，龐大基建上馬，限時完成，人海戰術耗費大量農村勞動力，部分地方田地收成無人收割，是糧食減產的其中一個原因。與 1957 年相比, 1961 年糧食產量下降 24.3%，棉花產量下降 51.2%。直到 1965 年，糧食產量才恢復到 1957 年大躍進前的水平。年中，中央政府稱「調研」之後，調整政策，容許農民有自留地，恢復個體經濟，不再堅持公共食堂，減少國家徵購，縮小公社規模及權力，部分省份災情紓緩。

大躍進的爛攤子，由國家主席劉少奇及總理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收拾，農業方面，容許農戶擴大自留地，重開農村集鎮市場，到六十年代中葉，農民三分一收入來自私人生產；企業經營工資可以件計、有獎金鼓勵，刺激工人積極性；但這些提供誘因及追求利潤的方針，毛澤東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尾巴，與其共產主義理想背道而馳。毛澤東退居二線，但經濟穩定後，又號召「向着正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不認為大躍進有問題，只是幹部執行不佳，又批判經濟措拖太自由化，問題源於黨內高層領導，新一場鬥爭開始蘊釀。

文化大革命號角聲 11 月響起，首先攻擊思想文化陣地。毛澤東首肯下，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海瑞罷官》是歷史學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劇本，故事講述明朝年間清官海瑞因反對官吏兼併農民土地而被專制君主罷黜，被指暗諷毛澤東。事件於 1966 年蔓延至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及中宣部長陸定一，被打成反黨集團。6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於北京大學打響第一炮，針對「反動學術權威」，各地院校相繼組織紅衛兵「造反」，向黨政機關「奪權」批鬥，「敢字當頭」、「不要怕出亂子」。

「鬥爭是發洩情緒的場合，而非毛澤東所說『擺事實，講道理』的地方，結果當然是暴力充斥……尤其因為文革要徹底剷除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並無明確定義，容許各種各樣的解釋。而所謂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也無確切解說，容許挾帶個人或公或私、或好或壞的願望，因此文革像黃河一樣，挾泥沙以俱下。」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文化大革命鬧得天翻地覆的一年，派系鬥爭蔓延至軍隊，武漢軍區幾乎出現內訌，紅衛兵一度接管外交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持續。

「報刊大事宣傳稱毛澤東在 65 分鐘時間游了 9 英里，這也是一場造神運動，表明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超人一等，再體力上也無人可以企及。」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毛在長江游水，轟動全球。我跟毛游過好幾次水，因此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條新聞。我當時並不知道許多抱著懷疑態度的外國人，對一個 73 歲的老人能創下超越奧林匹克冠軍記錄的驚天動地之舉，覺得不可思議。 我並不以為然。長江武漢那段水流湍急，毛仰遊在水面上，浮起的大肚子可一路順流而下，一下就漂過好幾十里。」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紅衛兵不斷分裂，山頭林立，他們在自行設立囚室，嚴刑審問反動分子，迹近無政府狀態下，部分地區更有軍人參與，向造反派提供武器，一些青年學生會到軍隊倉庫或營區偷搶武器，兩派真槍實彈械鬥。據不同估計，文革中單是武鬥中死亡人數，以十萬計。年底，毛澤東號召千多萬政治上桀驁不馴的年輕人「上山下鄉」，以縮小城鄉差距為名，安排他們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另一方面強制解散紅衛兵，狂熱的批鬥稍息。這批城市年輕人的青春歲月在農村渡過，部分人十年後文革完結才獲安排回到原居城市。

「文化大革命的武鬥和鎮壓，給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在肉體和心靈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許多人在無休止的批鬥會上受到毒打和折磨；還有許多人在沒有任何政治意識的純粹暴力的派性戰鬥中受傷；孩子因父母的所謂政治罪行或階級出身而受到迫害……數百萬無辜群眾被非法逮捕入獄或遣送到勞改農場；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發配到遙遠的東北或新疆去勞動或虛度歲月，生活被毀，專業荒廢。無論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是什麼樣，它都是一個使人遭受巨大痛苦的時代。」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國與蘇聯的關係，由往日革命好兄弟，變作勢不兩立，令中美有修好的轉機，中國想以美制蘇，美國亦有意引華制蘇。此乃首次有美國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協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取代了中華民國席位，於 1971 年 10 月加入聯合國，結束了幾十年來的孤立狀態。雙方發表了《上海公報》，有關台灣問題，美國採用了一個含糊的說法，謂「理解到 (acknowledge) 海峽兩岸所有中國人都堅持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會面後，美國開始逐步從台灣撤軍。美國於 1979 年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

文革到後期，演變成一場繼承毛澤東權力的殊死鬥爭，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及毛澤東妻子江青，於文革期間被提拔至高位，他們忠於毛澤東思想，主管文藝宣傳等要職，但他們缺乏歷練及政治手腕；老幹部如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經驗豐富，可以倚重，但毛又恐他死後，老幹部會如赫魯曉夫一樣否定自己，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的最後日子，交誰接班，舉棋不定。

文革十年，年輕人被號召參加紅衛兵，去「造反」、「串連」，後來又被調去「上山下鄉」，全國十年間少了 100 萬名大學生。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由於他們沒有抵抗能力，各鬥爭派別都可以他們作批鬥目標，部分人被流放農村。就算科研亦因政治與資源問題陷於癱瘓，鄧小平 1975 年談到：「沒有人敢進實驗室，都害怕被扣上『白專』的帽子。年輕人怕，老年人也怕。現在，研究人員不讀書。」少量大學會招收工農兵學員，但要經過政治篩選，能力參差，直到 1977 年文革結束後，重新恢復高考，擇優取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國青年一代培養成五四時期老一代革命領導人的『革命接班人』，但其結果卻是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成了不關心政治、玩世不恭的一代人，在大動亂後，許多青年人稱自己這一代是『失落的一代』。……這場動亂最終卻是社會主義理想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破滅，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1976 年，是中國及中共翻天覆地的一年。

一月，總理周恩來病逝

四月，民眾趁清明節悼念周恩來，於天安門廣場示威反對四人幫

四月，復出不久的副總理鄧小平被認為同四五天安門事件有關，遭撤銷黨內外職務

七月，唐山大地震，24 萬多人死亡

九月，毛澤東病逝

十月，華國鋒與葉劍英等人於中南海懷仁堂誘捕「四人幫」，標誌文化大革命結束

十月，華國鋒就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官方輿論反覆宣傳病危的毛澤東給華國鋒一個便條，上面寫着字跡潦草的「你辦事，我放心」。

「我剛開始時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 1976 年此時，這崇敬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中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着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十年文革末期，毛澤東駕崩，屍骨未寒，中國大陸便發生了宮廷政變。他一手提拔的華國鋒居然下令逮捕其遺孀江青，以及他的同黨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諸人。消息傳出，全國各地都是走上街頭的群眾，敲鑼打鼓，額首稱慶。國外更有政治觀察家進而指出，江青等人的所謂「四人幫」問題，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的問題。毛澤東根據黨一元化領導的大權獨攬，翻雲覆雨，愚弄百姓，透過「四人幫」，製造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個人崇拜，終於做出連秦始皇也相應遜色的暴政。」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共和國頭三十年：國家吞併社會、『有主義、無社會』，毛主席去世，中國是個『無主席、無社會、無主義』的『三無國家』」　　熊培雲, 《中國傳媒銳思錄》

毛澤東臨終時，既不放心交權予「四人幫」，又擔憂老黨員如鄧小平會否定自己，最後交捧給忠誠但黨內資歷地位不高的華國鋒。華國鋒僅有的政治資產就是毛的意旨，他提出著名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被黨內的政治對手譏為「凡是派」。華國鋒提出十年經濟計劃，但目標冒進，很快就焦頭爛額。鄧小平一派後來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擊「凡是派」，贏得民情支持，漸佔上風。

「晚年毛澤東的遺產，是華國鋒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據，也是令他進退維谷的根源，在後毛時代，沒有這份遺產，他失去掌權的合法性，執着於這份遺產，他又不可能繼續掌權。」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鄧小平曾言，連「實踐是檢實真理的唯一標準」都要爭論，顯示部分人思想僵化。文革十年，工農業生產停滯，經濟瀕臨崩潰，但官僚中有不少是文革中冒起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改革。是年 12 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確立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即不再意識形態先行）、保障公民權利，要有充分民主（此後多年自由尺度稍寬）、糾正冤假錯案（即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各場鬥爭與運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即否定毛嚮往的平均主義），又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即否定過去幾十年中共的重要方針），鄧小平說，搞現代化的建設，是最大的政治。

「鄧小平的政治聯盟的動力來自文化大革命 —— 來自倖存的受害者要求伸張正義和復仇的強烈情感。鄧本人就是動亂的受害者之一，而且兩次受害，這是他贏得成百上千萬過去十年的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羞辱和被『打倒』的黨員幹部、沉默和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被毛變幻的政治路線出賣的『迷失的一代』的往昔的紅衛兵、數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更多的遭受不同形式的肉體和精神迫害的普通群眾，所有這些人都寄望於鄧能夠『撥亂反正』。」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鄧小平, 1988年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談話

「毛澤東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楊繼繩,《天地翻覆》

十年文革封閉過後，群眾重新接觸外國思潮，思想活躍。北京西單一段牆壁成為民眾貼大字報發表政見、寫詩歌的地方，他們又編撰雜誌，被稱為「北京之春」運動。但自由只是短暫，亦有底線，活躍分子之一魏京生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提倡除工農業、科技及國防等領域現代化，亦需要民主改革，他的另一篇文章〈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質疑鄧小平走獨裁道路，後被捕，因反革命等罪名被判刑 15 年，輾轉流亡美國。事件中有大批知識分子被拘留，西單牆被取締，以後貼大字報要在月壇公園，貼文實名制。

中共建國三十年來兜兜轉轉，總要汲取經驗，要有個說法，統一全黨思想。中共本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文革及對毛澤東的評價。決議批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嚴重錯誤」，形容文革為「十年動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又批評他晚年實行「個人專制」，鼓勵個人崇拜。結論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亦認同毛澤東對革命事業的長期偉大貢獻，功績遠遠大於過失，自此逐漸形成「三七開」的講法，即毛三分過、七分功。絕大部分在鬥爭中被批鬥、關押、甚至枉死的幹部及領導人，包括彭德懷、劉少奇等，已於文革完結後陸續獲平反。

香港的新界租約將於 1999 年期滿，當年剛於福克蘭群島戰勝一仗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到訪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前途問題，英方準備以「三條條約有效論」、「以主權換治權」的方式商討，但鄧小平態度堅決，指中方從來不承認有關割讓香港、九龍及租借新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權一向屬於中國，主權沒有討論餘地。戴卓爾夫人離開人民大會堂時，在階梯上仆倒。中英雙方大半年後展開正式談判，中方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方針。

改革開放以後，往日街頭的政治標語大減，換上了外國商品、奢侈品的廣告。中美建交後，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成為第一套引進在內地播放的荷李活電影。潮流服裝如闊腳褲、時興消遣如的士高，開始滲入不同階層的日常生活。

改革開放實行幾年，雖然計劃經濟色彩仍然濃厚，但農村「包產到戶」，意味農戶大部分田產屬自己所有，多勞多得，人民公社陸續解體，糧食產量大幅增長。土地承包期延長 50 年，代表土地市場化，可以買賣抵押，就如私有財產，鄉鎮企業開始蓬勃，至 1987 年佔全國工業產值四分一，「萬元戶」、「個體戶」成為當時潮語。1980 年，因應鄰近港澳及吸引台胞投資設立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第一批經濟特區，成為經濟增長亮點。雖然意識形態之爭仍有，但並不如之前 30 年，常發展成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共此際的策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不討論。

資本家早已被消滅、知識分子多被噤聲、普羅民眾亦難以組織自己發聲，在中共體制內，權力由官僚壟斷。幹部們在改革開放中，發現自己實際上取代了資產階級的權力真空，例如在農村，地方幹部有權決定誰來承包土地，最好的土地與有利可圖的業務由誰來經營，他們掌握著政府方針，又實際執行具體指施，缺乏制衡。改革開放早期很多企業家的「第一桶金」，都從政治權力得到好處有關。幹部更以政府部門名義經商，公私難分。

「由於中央政府大幅度削減財政支出，從小學到秘密警察部門的各種國家機構，都紛紛開辦公司或其他經濟實體 —— 從小商店到生產出口產品的大型工廠，從居民區的小飯館到接待外國人和旅遊者的豪華賓館。下海經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觀是人民解放軍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主力軍，除了生產和出口武器外，軍隊還開辦了許多民用品企業，經營着二萬多家工業、商貿和服務業的企業或公司。」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學潮激發點，是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人大選舉不依法進行，上街示威，蔓延至全國多個城市，其中上海連續一星期有十多所院校、數萬學生上街，他們主要要求民主選舉、新聞自由、要求三權分立，亦有反貪污反腐敗的口號，歷時近一個月後平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左右手胡耀邦因事件下台，他因為同情學生訴求，也曾嘗試阻止高幹子女貪污，遭黨內保守派批評。支持學生的原合肥中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及《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開除出黨。事後中共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抗衡民主自由思潮。

「他們 (高幹子弟) 利用自己家庭的政治權力和影響獵取財富……人們把這些有經營頭腦、貪得無厭的共產黨統治精英的子女稱為「太子黨」，他們是 1980 年代後期共產黨官僚機構中普遍出現的奸商和腐敗的最典型的象徵，引起人民群眾對鄧小平政權的普遍不滿。」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商品價格若由市場調節，必須改變往日計劃經濟由國家控制商品及原材料價格的模式，取消補貼，結果是物價飛漲。中央開始「價格改革」、「闖物價關」，商品價格隨市場需求浮動，但又同時保持部分商品的政府價格體系，造成黑市合法化，也給官僚「倒賣」的機會，即以較低的國家定價得到物資，然後以市場價賣出，賺取豐厚利潤。開放價格令物價上升，民眾搶購商品，商人囤積居奇、官員投機倒把，到 1988 年下半年，大城市通脹率達到 30%，民怨漸起。

「『後毛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資產階級，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它是由共產黨國家創造出來的階級。這個階級主要的成份是共產黨幹部及其親朋好友，他們佔據着政治上的有利位置，利用市場創造的新機會謀取財富。這個階級只有依附於共產黨國家才能發揮其經濟職能，它的成員需要國家的政治保護以免遭受工人階級和自由工會的侵犯。一句話，它是一個不具備民主素質的資產階級。」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文化大革命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着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私人大老闆，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　　楊繼繩,《天地翻覆》

鎮壓民運之後，反對力量煙消雲散，部分西方國家制裁中國，或暫停外交往來，但不久後陸續解凍。鄧小平換上江澤民為新一代領導人，經濟改革按原有軌道運行，缺乏新思路。鎮壓民主運動後，保守派抬頭，警惕和平演變，質疑個體戶和私營企業正是「自由化」的經濟根源，出現「姓資還是姓社」的討論，即這樣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還是社會主義改革？一些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建議，如國有企業股分制、私有化，被質疑是要推翻社會主義。

「中國的市場改革繼續朝着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就好像 1989 年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實際上，在 1990 年代就步伐更快了。令人不可思議和沮喪的是，造就了民主運動的強烈的政治和道義感情，如此之快地就煙消雲散 —— 完全為政府提倡的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淹沒。」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蘇聯大阿哥於 1991 年分崩瓦解，於中共黨內引起深刻反思，希望避免重蹈覆轍。中共從蘇聯解體得出的教訓，包括蘇聯經濟停滯多年，經濟失敗導致政治失敗，黨失去創新精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容許報刊及知識分子批評，動搖威信，在輿論中被動，這一切令蘇共失去群眾基礎，危機出現時沒有人民起來保護共產黨。近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則提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認為蘇聯在批判斯大林及列寧時，全面否定了自己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前車可鑑啊！」黨史的研究指，這種劇烈的大轉變極易造成人們思想上的茫然和混亂，影響了像戈爾巴喬夫的一代人，令其他思潮乘虛而入。

黨內外輿論激烈爭論「姓資」「姓社」問題之際，已退下來、88 歲高齡的鄧小平，以一位「普通黨員」身分南巡深圳，表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回應保守左派要保持計劃經濟的主張：「有些理論家、政治家，那拿大帽子唬嚇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啊！」有關「姓社」「姓資」的問題，鄧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會議，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形容是繼馬列毛思想後的「重大理論突破」。

「中共十四大不僅標誌着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政策和理論的絕對勝利，而且也是他本人在中國共產黨內政治上的絕對勝利……隨後，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主要特點、使經濟更加資本主義化的運動在全國展開。國有企業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權，根據國內和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需求進行生產經營，包括有權直接從事對外貿易。此外，開始了複雜而漫長的半私有化進程，一些國有企業作為試點，被允許通過發行能為個人和集體投資者購買的股票，逐步改變其所有制。」　　邁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給合，是這個社會一切罪惡的淵藪。」　　楊繼繩,《天地翻覆》

鄧小平南巡之前，上海交易所剛營運不久，股票交易跌漲幅不超過 5%，交投淡靜。南巡後的 5 月，上海股市交易價格限制取消，股市大升；8 月深圳股市新股認購，惹起排隊狂潮，上萬人於全市各銀行，等待一張認購表格排隊整日，晚上演變成騷亂，要出動武警平息。1993 年，第一批國企以 H 股方式在香港上市集資，包括青島啤酒、上海石化等，開始股份制、半私有化、境外集資的路向。香港的資本市場開始成為大水喉。

新一波改革浪潮，首先帶動基建投資，地方政府紛紛圈地，全國出現房地產熱、開發區熱，1993 及 1994 年，每年基建投資額增加近四成，原材料需求令物價飊升，1994 年全國通貨膨脹率達 24%，屬新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一年。1989 年及 1990 年，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比上年只增長 4%，1991 至 1997 年，平均增長 11%，進入穩定高速增長期。中央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成功壓住通脹，沒有造成經濟蕭條。

百年共產黨的百年對手國民黨，於 1996 年實行破天荒的政治改革 ── 總統直選，提出直選並競逐連任的李登輝以 54% 得票勝出，踏出民主一大步，及後更實現了和平的政黨輪替。對岸的共產黨，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提出同時要「政治改革」，鄧小平 1978 年亦提過要創造民主的條件，不能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但一直只聞樓梯響。所謂「政治改革」，最重要任務，是重建文革中受破壞的黨組織，恢復列寧主義下嚴密高效的黨組織，使黨的管治更加制度化，後來「政治改革」意思，更變作了「精簡政府架構」。

一秒又一秒地倒數、一天又一天在計算。對一些香港人而言，本年 7 月 1 日零時零分，是借來的時間的終結，是悠長的假期的結束，香港人被承諾五十年不變、明天會更好、不需要繼續忍受殖民地統治。中國官方則強調，《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加諸中國人身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國家主席江澤民 7 月 1 日在香港說，香港被侵佔，是中國近代受屈辱的一個歷史縮影；香港回歸，標誌着中國人民洗雪了百年國恥。7 月 1 日，香港下了一場黑色暴雨。

市場經濟的大旗之下，效率低下的國企自然成為改造對象。國有企業過去十多年，每年虧損數百億元。至少一萬二千家國企自大躍進以來就虧損，資不抵債，不但不能賺錢，更要負責員工生活住宿，總債務亦以每年數百億元的速度增加。國企改造下的股份化、私有化，造成大批鐵飯碗的工人失業，上訪示威頻仍，乃當時一大社會問題。

練習氣功本屬平常事，九十年代末，法輪功信奉者眾，影響力漸大，法輪功信眾在鄰近中南海的信訪局聚眾萬人上訪，引起中央關注。法輪功信眾投訴遭公安打壓，當天和平散去。個多月後，民政局宣布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原因是該會未依法登記，宣揚迷信邪說，挑動事端。《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指法輪功有嚴密組織，一夜之間聚集起來「圍攻中南海」，企圖製造動亂、顛覆政府，是「反動政治組織」。法輪功後來轉到境外繼續活動。

號稱新中國最嚴重經濟犯罪案的主腦，賴昌星在廈門走私發跡，遠華集團走私金額龐大，走私貨值 530 億人民幣，偷稅逃稅 300 億人民幣，走私貨包括石油、汽車、化工原料，行徑明目張膽，走私貨直接「闖關」，因為已私通海關公安等各級官員。案件 1999 年揭發，2000 年開始審理，黨政軍官員三百多人被控，其中 14 人被判死刑或死緩；賴昌星潛逃加拿大，十多年後被遣返判處無期徒刑。事後，遠華集團供官員玩樂的「紅樓」俱樂部曝光，內裡佈置奢華，有按摩浴池、大床、並有女伴提供，「紅樓」曾成為反貪污教育基地，供人參觀。

改革開放廿多年，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和「天敵」企業資本家愈走愈近。中共傳統，每代領導人都有「主義」「思想」傳世，2001 年 7 月 1 日，任滿在即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黨慶八十周年，提出「允許企業家入黨」。作家魏巍等聯名發表公開信，批判「七一講話」，指責允許資本家入黨，會導致中共變質、分裂，是「極其錯誤的重大政治事件」，信件在「老左派」列物《中流》刊登，8 月《中流》停刊。翌年，中共修改黨章，正式容許企業家入黨，指可以增加中共對這個新社會階層的影響力。

2002 年 11 月，76 歲的江澤民卸任中共總書記，交棒予被認為是鄧小平「隔代欽點」的第四代領導胡錦濤，但江澤民仍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到 2004 年，這是中共首次和平穩定的權力移交。2004 年他將中央軍委職務都交出後，在中央軍委的會議中指自己盡了歷史責任，看到黨、國家、軍隊事業後繼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香港黨報《文匯報》以「江交棒心情愉快」為題報道這消息。

中宣部的「中」，是指「中共中央」；所謂「列寧主義」的精粹其一，正是堅持「黨管傳媒」，但在 2000 年前後，在中國加入世貿、成功申辦北京奧運等與世界潮流接軌的大潮下，黨媒之中出現過市場化、自由化、調查報道的先驅；互聯網初興起，網民在網上論壇如天涯、豆瓣等亦曾享用從未試過的言論自由。1997 年創刊的《南方都市報》，創辦人程益中創領傳媒新風氣，例如重視調查報道，把國際新聞放在頭版。

2003 年《南都》發行量突破 140 萬，除報道一系列廣東公安的醜聞，亦打破中宣部禁令報道沙士疫情、孫志剛被收容所人員毆打致死等事件。但破格作風招致地方政府報復，2004 年 3 月，《南都》副主編兼總經理喻華峰被指貪污、行賄，判監 12 年；創辦人程益中亦被捕，程益中稱，《南都》案後，他感受到中國言論環境急劇緊縮惡化。2016 年，程益中流亡美國。

在穩定和諧的大旗下，聚眾示威多會被撲滅於萌芽階段，2005 年 3 至 4 月，全國廿多城市先後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群眾透過網絡組織，上街反對日本政府修改一個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日本侵華字眼。在上海，示威者企圖衝擊警察防線，針對日本企業，出現打砸事件，部分人被控尋釁滋事。多地政府呼籲市民理智愛國，但容忍反日示威，出現內地罕見的群眾上街場面。

全長1956公里、由西寧到西藏拉薩的青藏鐵路，2006 年中全線通車，該鐵路建設需克服高海拔、凍土等困難，鐵路直達西藏心臟地帶，加速了西藏都市化和現代化，但亦引發對當地傳統文化侵蝕的關注。

權力集中加上缺乏制衡監督，「腐敗」二字自中共建政以來一直是難以排除的老問題，2006 年「不合格」被解除黨籍的中共黨員多達二萬人，佔當時黨員 1.7％。2007 年 9 月，專屬的「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工作包括反腐敗宣傳教育、制度建設、嘗試解決中共黨員幹部腐敗問題。但「預防腐敗局」十多年來未見有重大建樹，2018 國務院機構改革，預防腐敗局併入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則繼續大規模反貪腐操作，以貪腐之名，打了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令計畫、郭伯雄、孫政才等「大老虎」。

2008 年是悲欣交集的一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近 8.8 萬人死亡或失蹤，7000 座校舍倒塌，死亡、失蹤的中學生多達 7500 人，校舍「豆腐渣工程」備受關注，部分家長堅持追究責任被打壓，媒體曾一度有自由空間報道，但遇難學生家長代表何洪春隨後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判監三年緩刑五年，作家譚作人發表死難學生調查報告，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監 5 年。

三個月後，北京奧運開幕，以主題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吸引全世界目光，中國亦成為奪得最多金牌的國家。惟奧運後揭後「毒奶粉」事件，三鹿集團奶粉有高含量三聚氰胺，影響數以十萬計嬰幼兒發育，但醜聞因奧運盛事延遲通報處理。

作家兼民權運動家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要求在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下，在中國實施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架構，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009 年聖誕節，劉曉波被判監 11 年。2010 年他在獄中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中國人，服刑中的劉曉波未能領獎，大會就以一張「空凳」代表。2017 年 7 月 13 日，劉曉波病逝，死於保外就醫的醫院。

中共一直嚴防網絡，建立起著名的「防火長城」，敏感詞監控愈加細密，互聯網興起初期的網上論壇自由氛圍逐漸褪色，互聯網搜尋器龍頭 Google 亦難倖免，2010 年 3 月。「Google 中國」發聲明，表示因「中國駭客攻擊」和「網路審查」，退出中國市場，將搜尋服務導向至香港，搜尋不會經大陸審查，但中國內地網民如要使用 Google 就要「翻牆」。而至今中國內地網民都不能直接使用 Facebook、IG、Twitter 等服務，社交媒體的新空間則由本地科網巨企研發的微博、微信等進佔，壯大後的科網巨企，如微信及 TikTok 更反攻外國沒有審查壁壘的互聯網市場。

自從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猛增，2001 年至 2010 年，平均國民生產總值達每年 10.6%。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下，中國投巨資四萬億人民幣加強基礎建設刺激經濟，在經濟大國中獨善其身，保持強勁增長，但龐大開支造成重複建設、地方債務等問題。2011 年公布的上年數字，中國 GDP 為 5.8786 兆，意味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 年中國 GDP 逾 6 兆美元，同樣超越日本。但當時中國官方表述相當克制，新華社發表《冷靜客觀看待中西經濟世界位次》評論，指 GDP 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核心指標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標，亦要留意中國經濟的差距和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待提高，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

習近平能走到權力最高峰之路，背後有一場諱莫如深的鬥爭。當中涉及和習近平出身背景相近的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有「政法王」之稱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及統戰部長令計劃。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高調發動「唱紅打黑」，一度被視為有力挑戰習近平地位，但 2012 年 3 月，重慶市公安司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後，薄熙來陸續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等職務。2013 年，法院起訴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被判無期徒刑。同年 12 月，另一「大老虎」周永康開始受查，他被控受賄、濫用職權、故意泄露國家秘密，判無期徒刑，成為建國以來被法庭判刑的最高級官員。至此，習近平面對的最嚴峻黨內政治鬥爭落幕，「習核心」牢牢掌控。

政府透過大數據，收集統合你的個人資料，記錄你的財務信用、是否守法守規、甚至日常生活，去施予獎懲，你會否覺得很高興？中國各大城市近年陸續引入社會信用系統，就從本年國務院發表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的綱要開始。截止 2019 年中，有近 2700 萬人次因「失信」受懲罰，限制購買飛機票、近 600 萬人次被限制購買高鐵票等，部分信用分數高的居民獲「獎勵」，包括「綠色通道」、招聘優先錄用、優惠折扣等。加上在全國各地超過 2 億個閉路電視鏡頭，監控效力無遠弗屆。

經濟飛速發展，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管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環境污染就成為難以避免的代價。2015 年初，內地媒體人柴靜發表霧霾調查《穹頂之下》，以演講配合調查報道紀錄製成長片，瞬間逾億人收看，《穹頂之下》不久後在網絡上遭封殺。2015 年入冬，北方大範圍出現嚴重霧霾，多次啟動最嚴重的污染警告。12 月 8 日早上到 10 日正午，北京首次發出最高級別的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期間車輛要單雙號限行，市內中小學、幼兒園全部停課，工地室外作業停工，禁止放煙花爆竹和露天燒烤等，北京市民經歷了一段長時間不見天日的生活。

毛澤東年代，中共領導人可以無限連任，甚至連人大會議都不召開。1982 年，鄧小平主政下新通過的《八二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等職位「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到 2017 年，中共提出修憲，翌年全國人大通過刪除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限制，《人民日報》當年文章稱，國家主席任職規定修改，是著眼「健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不代表「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但外界普遍解讀為習近平將在修憲後無限制連任，重回毛澤東領導人終身制的狀態，甚至有人以「復辟帝制」來形容修憲。

隨著中國國勢日盛，加上管控技術成熟發達，中共對人民的管控更全面；人稱「范爺」的中國女星范冰冰，2017 年事業如日中天，成為《時代周刊》封面、獲獲金雞獎影后。但僅半年後到 2018 年中，先由主持人崔永元爆出范冰冰拍戲有「陰陽契約」， 觸發國家稅務總局下令徹查明星契約問題，稅務部門一度向范冰冰追討欠稅近 9 億人民幣，此後范冰冰一度「失蹤」，到 2021 年才有復出跡象。范冰冰事件後，影視明星陸續因稅務問題被整治。早於 2 月，中共中央直接管轄的國家網信辦等六個部委，已聯合整治明星炒作緋聞私隱和娛樂八卦，嚴打低俗、炒作、渲染；除了「限娛令」推陳出新，還有「限娘令」(減少陰柔男生的形象)、2016 年的「限韓令」(減少韓團演出規模) 等，黨管傳媒與網絡信息，亦包括媒體內容社會道德，娛樂事業自不能免。

收回香港及澳門以後，統一大業剩下台灣。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為台灣人送上新年「禮物」，他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演講，重申希望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但不排除武力統一，這表述令本來民望處於谷底的台灣執政民進黨政府強勢反彈，蔡英文在翌年連任總統。同年 6 月，作為一國兩制「示範單位」的香港，反修例示威中政府與民間衝突總爆發，台灣民間對中共的抗拒與日俱增，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之路似乎愈走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