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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人「港台獨善其身論」,藏著丁蟹心態及中華型全球化願景

2020/2/5 — 23:16

中國官方法學者田飛龍近日批評,香港和台灣政府防治武漢病毒的措施,是「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道德衰退」等等。在香港看來,這種局勢研判折射出天朝和小國之間,處於完全不同的時間維度。

田批評台灣禁止口罩出口、香港一定程度截斷自由行加上醫療界罷工等事件,是「過度偏重地方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這實在是充滿天朝的自我中心。港台等地與中國從來就不在一個價值體系之中,也不覺得同心同德,不形成一個有機的「中國共同體」,台灣政府的權力是通過二千三百萬人參與的選舉來賦權,在倫理上政府決策必以保境安民為生,服務台灣共同體是義務,其他則不是,此誠現代政治理念加上現實形勢的必然結果。

田的批評是以中國的大義出發,以無機的中國共同體發旨,批判港台自行其是、指控其他政府履行對人民保護義務,是出賣中國共同體,但其實港台人的大多數根本不認同所謂的中國共同體。這是一以理限事、單邊認識世界的自我中心。就像乾隆皇帝視英國使節為朝貢者的自我幻影投射,將自己的價值系統投射為東亞的「普世價值」,要求所有地區都跟從。這是政治現實,即使是強國也不能勉強,就像大清可以相信所有外國都是朝貢者,但渾然不覺自己已進入世界秩序的深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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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說,在香港人眼中,林鄭政府根本是顧及北京和所謂的中國人感受,而遲遲不封關,任由大規模人口流動持續,疫情終於在本地爆發,但在北京御用學者眼中,卻仍然是「本位意識」,不夠顧及中國。可見兩個意識的時間維度差天共地。在經典和理論上的天朝意識,天朝無求於小國,但在現實中,卻是一種無止境的勒索關係。林鄭已親共愛黨若此,善男順女的香港人仍停留在冷嘲熱諷而沒有大規模排華,仍被天朝視為不忠、沒有出力幫忙,那麼可以想像,即使林鄭做得更過份,天朝人還是會批評「港台」這個概念。

因為港台永遠都做不夠,對中國存在永遠的虧欠。論理上對中國人來說,港台是抵拒融合的叛民,所以無論如何都處於道德低地,根本無關具體來說港台如何應對。相反,上海也有人拒絕與武漢人同機,與漢武接壤的省市有民兵持械把守邊界,也是十足自保和地方主義,但天朝輿論只會高規格大動作批評港台之類 ,可見有關批評無關具體行為。反而是先射箭後劃靶。我們的歷史、利益、立場、傳統,全部都是對方的「批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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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想到在香港回歸前夕曾經有過的討論:香港即使回歸中國,中國一方面會視香港為中國性不足、正統以外的異類,而香港自身自我認知為中國性不足(鄉愁),也會促使他們進行精衛填海式的歸化,彌補自身不足的中國性,但最後還是會發現雙方的鴻溝大到不能視為一體。未回歸的時候,我們是避過了「中華民族共同災難」的「逃兵」,回歸了,我們仍是被視為高傲自峙的自守者;要民主則是威脅國家安全,正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永遠得不到北京信任。

然而「盤古初開」以來,香港人根本異常熱衷支援革命、救災、希望工程諸如此類,但即使做了那麼多,香港人仍然不會得到中國人的信任,低下階層來到香港,仍是敵意極深:香港是中國的!沒有中央照顧你們完蛋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黑洞,香港人做再多都不會是中國的原生部份,所以慢慢地很多人開始發現「補償自身的中國性」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所以 why bother,他們就漸漸甩開幻象,回歸本土,就像中國統治之下的所有地區,實際上都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大國是虛無,地方才是真實。就像上面說到的上海人。

而香港人最勇敢的一群的勇敢之處,在於他們明白自己處於「中國鏈」的道德低點,任何動作都會惹來中國的大格局批判,但還是沒有放棄爭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掃除走私、保衛資源、要求民主,乃至重新挖掘出自己的獨立自決權,這些其實並非香港人「激進化」,而是重新挖掘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創造出第一代的保守主義。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已經不如司徒華那一代的中國愛國者。近世港人的中國觀,已經洗盡鉛華,不覺得自己是高等華人,亦不認為自己有道德責任去拯救中國,也沒有北上將中國改造成香港的大香港狂想,這一切是「建設民主中國」崩潰至今的自然結果。

不是熱情也不是冷酷,而是如實觀照。這是最健康的中國觀,當然這是將中國視為他者了,在中國眼中便是分離,然而這對香港來說卻是由無明進入清明。

中國的歷史意識就是永不反省,由 19 世妃以來,這是連續的。鴉片戰爭其實有大清抵拒已經君臨的世界貿易秩序,對外交形勢一無所知而導致,「鴉片」只是政治張力下的導火線;八國聯軍中的「義和團」亦同理,是大清潛意識對整個「現代」一種反動的攻擊。中國一直視自己為天下間最慘的受害者,所以只會檢討別人而鮮有檢討自己。

在批評(主要是)台灣等地對自己的「克制」反應,甚至要反省自己對別人恩將仇報已久。業力爆破只是剛好。台灣以前也幫過中國抗疫,換來的是在國際層面繼續打壓,不准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令台灣暴露於更高的疫情風險。香港亦是同理,03 年沙士是中國惹進來的,田文認為自由行是香港要求的恩賜,但這根本搞錯,自由行在香港根本不受歡迎,而那更加是一個中國控制香港經濟、令全香港旅遊區化的經濟殖民陰謀,但在他們的自我認知,卻認為是一個恩賜﹗但如果不是中國搞出了沙士,還傳染進來,香港根本不需要這些「救助」。

田文所折射出的中國意識,是一個丁蟹化的集體,他不斷追殺藍潔瑛一家,但最後卻說:「我這半生,就是被情義兩個字累死」、「原來你一直真心喜歡方進新,你為什麼不早說呢?」、「我殺了人,但我無罪啊」— 那是個一秒都沒有自我反省的角色,正如中國。為甚麼中國還在說魯迅,因為那種入骨的反省,到魯迅就沒了。

田一大輪批評香港的本土主義傾向,但又說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及對港台的整合壓力」,導致香港人對中國出現了「幽怨心態」,這又回到了嬰兒潮一代在中國經濟落後時在中國作威作福、養二奶的問題,的確很討人厭。然而那些上一代也是大中華的,也非積極求變者。

對中國統治作出積極反應的人,例如在 2014 至 2019 年的幾波青年,很多根本未經歷過中國落後的歲月,他們也從未歧視過中國,他們一出生就面對作為天朝帝國的中國。本土青年當然主導並輻射力強大,特別是在「建設民主中國」毀滅之後的意識形態真空,然而他們的心態不是「幽怨」,而是出現搏奕心態,並充滿存亡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因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將會被「整合」而毀滅。

中國人似乎仍未願意搞清楚是誰在發動香港的革命,反而將不革命者的性格張冠李戴,用來解釋港人對中國體制的成因。最後田傲慢地表示,港台等小國不臣服中國,就會與全球化脫軌,似乎在中國的自我意識中,自己已經等同了全球化。這是一個古老天朝概念的輪迴,在 19 世紀之前,中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擁有天下,而自己就是國際。

然而港台早就離開了「國際就是好」後進階段,在觀念上反而是因為前進而回歸到自我意識和共同體建設,正如范瑋琪為自己親中辯護,說自己是 globalist,反而被笑多兩錢重。中國是想爭取民心的,但他們的識見令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好。這套推銷給第三世界國家,也許奏效,但香港早就經歷過全球化了,也開始認識到所謂全球化的短處和陰暗之處。

中國認為,小國根據民主原則自保、不向中國自我犧牲朝貢,就是狹隘的地方主義,是「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這只是小眉小眼的帝國暴發戶想法。因為香港不認為民主和「特定政府服務特定人民」是缺憾,反而是天地之常經,國家首先如此組成,才有健康的「國際社會」。中國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克服」主權國家秩序,令全球慢慢變成以中國為宗主的朝貢秩序。在這個願景下,連國家擁有主權,都是「中華型全球化」所不悅。習在黨內的集權、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權力徵收,就是將來要改變其他主權國家的路徑和預演。

中國否認自己是世界秩序的挑戰,希望避免哈米吉多頓式文明大戰,不想落入希臘城邦 vs 波斯帝國的二元論大戰,但看體制中人的思路和寫作,還是脫不了古老的華夷之別。華夷觀念者,認為自己是華,所以是有責任以華變夷,對現代中國來說,他們認為主權國家秩序,是對宇宙的完美狀態的侵蝕,他們認為「盛世」是回到中國還是霸權的時代,即所有地方都不是主權國家,都是由天朝所統領的「邦國」。所以中國最終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成為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挑戰者,中國將會重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路徑,視與西方衝突為「尊王攘夷」,在爭取「東方王道帝國」復興的期待之下,迎來非常嚴重的哈米吉多頓挫敗。

中華帝國主義者是末日教派的精緻形式,但他們都期待一個克服現世(美帝秩序)的「新天新地」,但在每次橫渡彼岸的時候,他們都會迎來自己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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