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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2021/4/28 — 13:46

孔子像(資料圖片,來源:ErikaWittlieb @ Pixabay)

孔子像(資料圖片,來源:ErikaWittlieb @ Pixabay)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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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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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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