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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師、「康巴松茸」、六十三根辮子及丹增德勒仁波切(七)

2021/1/5 — 22:38

紅龍鄉參加賽馬的僧眾。(唯色 1999 年攝影)

紅龍鄉參加賽馬的僧眾。(唯色 1999 年攝影)

【9】

然後,我們也跨上馬背,繼續翻山下坡,去往靠近公路的紅龍鄉又叫塔子壩。聽說那裡正在舉行祭祀神山日托瑪、朝拜寺院崇新寺,以及賽馬、跳鍋莊、飆摩托之類的民俗活動,又稱「耍壩子」。剽悍的康巴男女在寬闊的草壩子搭起了無數個帳篷,帳篷裡有新鮮的凝脂般的優酪乳、黃燦燦厚墩墩的酥油、大塊的犛牛肉和羊肉,我們只需帶著一個空碗,無需邀請地,從這個帳篷走進那個帳篷,就能吃到各種吃不完的美食,而這是我對世俗生活的執念之一,想起就激動不已。

俄多與丈夫在自家帳篷前。(唯色 1999 年攝影)

俄多與丈夫在自家帳篷前。(唯色 1999 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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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翻過了一座海拔 4,750 米的岩石山叫阿沙山,又叫剪子彎山,有解放軍的雷達站很醒目,傳說可以測試到從印度新德里起飛的飛機,對此我不太相信就是。遇到兩個聊天欲很強的軍人,上士成都人,中士山西人,說雷達站是一個連的編制,六十多人,屬於成都軍區空軍地勤,由理塘縣管理營管理,但矗立在雅江縣的地盤上。還說今天早晨下雪了,冷得很。從他倆寂寞的眼神和乾裂的嘴皮,看得出身心很不適應,這個聊天再聊下去的話恐怕會把所有的軍事秘密都洩露了。抵達塔子壩後,我自然不再需要紮西牽馬,何況我體內蘊藏的某個基因已被啟動,幾天後,我在與十幾個康巴男子(主要是僧人)的騎馬比賽中,非常值得炫耀地跑了個第七名,其實是身輕的我幸運地(準確地說是好心地)給配了一匹閃電般的快馬。在與紮西告別前,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刮目相看。才十九歲的牧人紮西很深刻地說:「一個男人,要有九次生離死別才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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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多與女兒給我編牧女的辮子。(友人 1999 年攝影)

俄多與女兒給我編牧女的辮子。(友人 1999 年攝影)

實際上,當晚我就再次吃到了純粹的(我貌似被這個詞降伏了)優酪乳,其衡量的標準是吃完像果凍一樣釅稠的一碗就會立即陷入沉沉的睡眠,這可能叫做優酪乳醉。但讓我難忘的是,我不但有過優酪乳醉,而且,見到了一望無垠、雲彩奇異的天邊滾滾而過的絢麗雷電,見到了服飾華麗、落落大方的俊美女子和奇特的頭飾不同于其他藏地的帥氣男子,見到了僧人們戴著酷似嬉皮士的髒辮卻是用羊毛編成的細穗染成了黃色、橙色的那種頭飾(我覺得其實更像一朵朵掃把菌)馳馬、馳摩托而過,見到了一個略上年紀的仁波切給排隊舉著哈達的男女信眾摩頂而過,還見到了四個穿著暗淡、疲憊不堪的漢人鄉幹部含淚悲壯地奔赴勘界糾紛的草場就想上戰場。

第二天,在一個寬敞而明亮的白色帳篷裡,由身材健碩、性格開朗、勤勞致富的俄多和她的兩個貌美如花的女兒,將我的頭髮編成了六十三根細長的小辮子。這之前,阿巴本在鄉政府的鋼爐上燒了熱水,然後拎著水壺幫我沖洗了落滿一路風塵的頭髮。我同時想聽帶有傳奇色彩的俄多講述活出了人生精彩的故事。或者說我還是有些獵奇的心態:與全藏不少地方一樣,這裡依然保留著傳統婚俗中的一種,即一妻多夫的婚俗,而四十五歲的俄多有兩個丈夫是兩兄弟,一個是開卡車的一個是裁縫,她自己也會做生意,敢於說著雅江一帶獨有的那種倒著說的漢話跑到廣州去進貨。她家生活富足,蓋起了整個塔子壩最好的房子,連「耍壩子」搭的帳篷也是最大,還有一架發電機可以點亮夜裡的燈泡。俄多並不在乎我對她個人生活的好奇,坦然地有問必答。我看見這樣的場景:她十分溫柔地給一個丈夫剪指甲,而另一個丈夫靠著她的腿安然入睡。編辮子的時候她邊編邊說:「女的都要編辮子,結了婚的,頭頂兩邊的髮辮上要戴『花花』」。「什麼是『花花』?」我問。俄多說,「就是用銀子打的圓盤,刻了花兒。就像酥油茶碗的蓋子,上面的那層塗了金色,鑲了珊瑚。不過未婚的就不需要戴,年紀大了也不戴。編多少根辮子不一定,編完後,要在所有辮子的末端結上由紅珊瑚、黃琥珀、綠松石串在一起的頭飾。」我忘了編辮子花了多長時間,大概兩三個小時吧,猶如魔鏡效應,那滿頭的髮辮頓時使我變了樣,一下子具備了康地遊牧女人的美麗形象(我一直捨不得拆散,保留了整整二十天),其實是使我與這片土地結下了深深的緣分。

我第一次見到丹增德勒仁波切。(唯色 1999 年攝影)

我第一次見到丹增德勒仁波切。(唯色 1999 年攝影)

這緣分最主要的體現在(實際上我直到多年後才意識到):當我回到縣城,就去拜訪了住在山坡上的大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時年五十歲,生活簡樸,直言不諱,什麼話都願意對我說。而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成了敏感人物,據說「從縣上到州上,到省上,甚至中央都掛了號」,是當地警方的重點監控對象。其實主要原因是,最初他公開批評林業局砍光了國營林又來砍屬於民眾的集體林,並去阻止砍伐而民眾相隨,為此遭到官員們的仇恨,簡直是恨之入骨。或者說他們非常願意做出恨之入骨的樣子,因為本地出了這樣一個階級敵人對他們全體的利益是有好處的。而且眾所周知,丹增德勒仁波切公開拒絕反對達賴喇嘛,官員們就將他的人設從當地的大喇嘛渲染成了「分裂分子」,把他說成了當地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層層彙報上去,上級部門對此當然大為重視。

丹增德勒仁波切給鄉村牧人開示佛法。(圖片來自當地藏人)

丹增德勒仁波切給鄉村牧人開示佛法。(圖片來自當地藏人)

……而 1958 年那時候,是的,那時他才八歲,但已是理塘寺的小僧人,他所見到的那些入侵與毀滅如同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裡。很快所有穿袈裟的人都不能再穿袈裟了,他只好回到牧場上與祖母相依為命。「從來沒有過的饑荒降臨了,我們這裡餓死了太多的人。」1979 年,達賴喇嘛的代表團第一次來到這裡,他泣不成聲,哭訴說不完的深重苦難。當晚他捨命而逃,翻越雪山,逃往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在那裡他重又穿上了袈裟。他可能是那邊的哲蚌寺裡最刻苦修習的僧人,1983 年,嘉瓦仁波切說你就是丹增德勒,是吾托地方帳篷寺院的轉世祖古(漢語稱「祖古」是「活佛」)。那座用犛牛毛編織的帳篷寺院在康地南部十三座帳篷寺院中最大,往昔是廣大康南最別致的風景,隨遊牧者逐水草而居,夏天搬到塔子壩,冬天移到柯拉草原,有著數百年的歷史,但在 1958 年,卻被不邀而至的拿武器的外人拆得精光。他是 1987 年返回家鄉的。他要重新恢復成千上萬的牧人的精神家園。他徒步化緣,徒步化緣,然後用石頭、泥土和木頭修築起了一座宛若定居在草原上的寺院,正是我見過的仿佛歷經數百年的崇新寺。他越來越讓權力者頭疼心煩,被視作一根需要拔除的釘子。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他辦的學校與學生們合影。(唯色 1999 年攝影)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他辦的學校與學生們合影。(唯色 1999 年攝影)

像是有某種預見,第一次見面,丹增德勒仁波切就帶我去了城郊江畔的那座他辛辛苦苦辦起來的孤兒學校,讓我拍下正在上課的教室和宿舍,拍下殘疾的學生和忠義的老師,拍下他和一百多個深深依賴他的孩子們合影(當時我懵懂無知,反正去哪裡都是聽故事,見識當地的生活,並沒有意識到無意間我用相機記錄了即將被消失的證據)。他還想帶我去看他多年來辛辛苦苦建起來的一座座寺院,但因已經很不方便未能成行。我接著又見過他一兩次,開始感受到他的信任近乎於某種委託,讓我既感動又有些不知所措。臨別時,他從門前的花叢中摘了一朵大大的、黃色的月季花給我,他自己也手捧兩三朵花,站在門口合影他卻顯得那樣的憂傷,我也似被突然襲來的憂慮攫住。第二年夏天我還去拜訪過他一次,還是在這座位於雅江縣城山坡上的屋子裡,卻是最後一次見到他。說起剛去世的母親他難過不已:「我的阿媽苦啊。我的阿媽死了,我要為她閉關一年,每天念經修法。」也像天葬師仁青一樣,他交給我一百元,讓我回到拉薩後,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跟前的金燈裡添加酥油。這之後,各種構陷不斷追加猶如猛獸撲來他已無法抵禦,最終竟被栽贓製造了所謂的爆炸案(四起至七起爆炸案),遭判死刑又改無期徒刑,震動整個康區,而他深陷無法擺脫的重重黑暗之中。當地成千上萬的人,像俄多和降村這樣的勇敢而虔誠的百姓為此奔走呼告,去康定去成都去北京,多次被抓過打過,受盡折磨,從此再也沒有了幸福的生活。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提到降村,我無法忘懷他和那些康巴漢子曾經有過的快樂,我曾住過他也是勤勞致富的華麗大屋聽到過他們的陣陣歡笑聲。他跟我說過:過去村子裡偷盜、搶劫時有發生,百分之八十的男人吸煙、酗酒、鬥毆、殺生、賭博,後來大喇嘛阿安紮西來講經,每次都苦口婆心地規勸村民戒除惡習。降村說他過去打架出了名,1993 年他在大喇嘛的法會上發誓再不打架,從此以後變了一個人,如今說起用刀砍過人就十分後悔。他的夥伴曲格紮過去喜歡賭博,賭得很厲害,後來也是在大喇嘛跟前發誓戒掉了。但這份得到心靈平靜的快樂卻被奪走了。有一次,因為迫在眉睫的危險,丹增德勒仁波切不得不秘密躲藏了半年之久,臨行前他留下了幾十盒錄音磁帶,給每個村子都留了一盒,把他的清白和冤枉告訴給民眾:「死了骨頭是白的,不死心是白的。」民眾大放悲聲,表示願為大喇嘛做任何事情。各村各鄉數萬農牧民聯名寫信按手印,降村哭得像個孩子:「我們要上縣裡頭,上州裡頭,上省裡頭,再不行,我們上北京,我們要問個清楚,我們這麼好的仁波切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他!」

 

(本文為唯色自由亞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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