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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師、「康巴松茸」、六十三根辮子及丹增德勒仁波切(六)

2020/12/10 — 16:55

遠遠的,左邊鄉政府,右邊寺院。(唯色 1999 年攝影)

遠遠的,左邊鄉政府,右邊寺院。(唯色 1999 年攝影)

【8】

仁青與我們共進了晚餐。雖然他身上的異味依然不散,但我已經能夠做到像阿巴本和澤仁那樣不在意了。

用作廚房的會計室不大,除了一張搖搖晃晃的桌子和四根搖搖晃晃的長板凳,一個可以熬茶做飯的鋼爐和滿地堆放的木柴,別無他物。哦,對了,那桌上還有一架橙色的電話機,是那種老式的帶搖把的電話機。格桑貢布,是的,他是鄉政府的值班人員。我不記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鄉幹部了,這是因為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實在太有特點,以致於我至今一想起他,就想起他滿頭亂蓬蓬的捲髮,黝黑的臉上一對像犛牛眼睛那樣的大眼被酒精燒得通紅。「你完全是一個酒鬼!」阿巴本局長嚴厲地衝著一頭闖入的格桑貢布批評道(後來得知他真的是一個酒鬼,喜歡喝烈性強的白酒。有次提著一把步槍喝醉了,居然槍走火,打死了妻子,震動鄉里,卻也不清楚為何沒有被上級部門嚴厲處分)。但是格桑貢布並不理會,抓住搖把電話機就是一陣猛搖,據說這麼一搖,整個四區的四個鄉的電話機都要響。而總機設在縣上,鄉民給它起了一個外號叫「長命」,有的人不會說「總機」就說成是「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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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貢布居然很快就找到了正在縣上買賣松茸的鄉長和書記,如此落伍的通訊方式居然管用,令人嘆服。只聽他用一口古怪的漢語衝著話筒大喊:「趕快回來不是,要出人命了!回來不是,我們勸不動了!」原來因為近來政府正在重新劃定雅江縣和理塘縣接壤的界線,引起了兩地鄉民之間的糾紛。據說理塘毛埡壩的牧民已經聚集了五十多人,要用武力爭搶被劃走的草場,激起了鄰縣柯拉和紅龍等地的牧民日益高漲的反彈情緒。

寺院裡用犛牛皮包裹的轉經筒。(唯色 1999 年攝影)

寺院裡用犛牛皮包裹的轉經筒。(唯色 1999 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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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圍繞勘界這個重大話題,小屋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草場糾紛在藏地牧區是一個由來已久且十分棘手的問題。鄉與鄉、縣與縣、州與州、省與省,幾乎年年都要因草場的所屬權爭執不休,甚至打死人命。最早起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廣大藏地被行政區劃分成幾大塊之後,草場糾紛就沒有停息過。我手抄過一份甘孜州 1990 年有關雅江縣與理塘縣接壤界線的檔,其中寫:「……兩縣接壤界線長約 350 多公里,有十六個鄉毗連,行政區域界線從未勘定……曾於 1961 年 9月 12 日和 1962 年 10 月 10 日達成兩個劃分草場界線的《協定》……但由於《協定》受這時條件局限,局部地區界線不明,又沒有標繪地形圖,隨著生產的發展和資源的開發利用……導致邊界糾紛,甚至出現 1988 年『6.12』伏擊槍殺事件(這裡我的筆跡連我自己也看不清寫的是『死了 7 人』還是『死 37 人』)……廣大幹部群眾迫切要求重用《協議》線,解決爭議線,法定習慣線,以維護接壤地區的社會穩定……」   

檔歸檔,事實上各級官員在不斷失誤的同時往往一籌莫展(我後來在縣城見過一個被戲稱為「老革命」的副局長,不到五十歲就提前退休了。對此他很豪氣地說,那個小官有什麼當頭,哪裡有現在這麼自由,想掙點松茸錢就掙點松茸錢,想搓兩把麻將就搓兩把麻將。但實情是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才招致早早下課,而這個錯誤就與勘界有關。作為分管規劃與鄰縣邊界草場的負責人,他卻不願意實地下鄉調查,而是趴在辦公室的地圖上用一支紅藍鉛筆隨意地圈圈點點,導致了草場糾紛舊的未去、新的又來),連軍人扛槍出現也無濟於事甚至更加惡化(如今的最高指示是,兩縣縣界走向要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十萬分之一航測圖 1971 年第一版」為準,要求「必須堅決服從裁決」、「必須依法追究其責任」,故「在必要地段栽立界樁」、「標繪界碑位置」等等),除非勞駕當地最有威望的宗教人士,比如大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就數次化解過這類矛盾,兩邊的藏人都信奉他,劍拔弩張的雙方一見到他絳紅色的身影,就紛紛磕起長頭,戾氣頓時消散。

我那時在雅江山頂。(友人 1999 年攝影)

我那時在雅江山頂。(友人 1999 年攝影)

暴雨下起來了。一個個密集的閃電劃破漆黑的天空,是那樣的驚心動魄,居然闖入屋裡,將懸垂在窗邊的電話線濺起一陣耀眼的火花。格桑貢布慘叫一聲,就像是他的亂髮被燙得更捲,趕緊逃之夭夭。我點上我們在縣城買的蠟燭,繼續聽仁青講他的故事。可是仁青為何如此激動?就像是那閃電也啟動了他體內沉睡的激情,他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而他那地地道道「牛場娃」(當地漢語對牧民的稱呼)的方言,與阿巴本和澤仁你一言我一語的同聲翻譯,不但在我的腦子裡攪成一團,也在我的答錄機上留下一片噪音。其結果就是,此刻我已經無法復原刀登仁青的精彩言論,這真是遺憾。我聽清楚的有這樣幾句話:

「生命是無常的,今天還看見這個人在放牛,明天就抬上了天葬場,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被鷹鷲吃了。也許我十年後還在這裡,也許我沒幾天就死了,這誰也說不清楚。每次在天葬場上用刀子劃死人的時候,我都把這些死了的人想成是我自己(這跟楚布寺天葬師說的一樣,看來是天葬師的共識),我都在心裡祈禱,下一次輪回的時候有一個好的轉世。除了想成是自己,好好地天葬死者,也是幫助死了的人得解脫,不辜負他們親人的願望。」

我還記得仁青講述的一個細節:「不管是給牲畜看病,還是用刀劃死人,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總是手也不洗就去揉糌粑吃,那手上常常還帶著血。我不覺得髒。反正都是生命的血,就跟自己的血一樣。後來,大喇嘛丹增德勒對我說,雖然你的心是沒有分別的,但是那些血帶著病毒,你如果吃下去的話會影響你的來世,這以後我就改過來了,每次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

這期間阿巴本和澤仁先後出門方便,留下我一個人傾聽仁青充滿激情的演說,他確確實實是又演又說。適逢又一串閃電與驚雷交織而至,幾根蠟燭不是突然倒下就是驟然而滅,似乎只有一根蠟燭還在燃著,那忽明忽暗的光亮下,仁青的面部表情不斷變化,仁青的雙眼也格外地炯炯有神,幾乎讓我相信那就是被仁青解剖過的那些死者交替顯現,所謂嚇得毛髮豎立的感覺算是被我體會到了。就在我幾欲奪門而逃的時候,我的兩位保鏢回來了。

天葬師仁青在講述。(唯色 1999 年攝影)

天葬師仁青在講述。(唯色 1999 年攝影)

次日雨過天晴,柯拉草原如出水芙蓉,清新宜人。一大早仁青就來告別,因為牧場上死了四頭小牛,他得趕緊回去給其餘的牛打防疫針。他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身上仍然帶著一種異味,但我已渾然不覺。我知道他為什麼對我這樣地親切,因為我來自拉薩,那是一個讓他以及所有的、尤其是邊地的族人最為嚮往的聖地。他交給我一百元錢,懇切地要求我回到拉薩後,為他和那些被他天葬的死者在大昭寺供燈。他似乎有些傷感(確切地說,不是他傷感,而是他的話讓我傷感)地說:「如果這幾年之內我還活著,我就去拉薩朝佛,我很想去大昭寺拜一拜覺仁波切(藏語,釋迦牟尼佛)。」

望著仁青打馬而去的背影,我得承認,說到底,他本質上還是一個跟其他牧民無甚分別的牧民。雖然他有好幾個身份,但歷史賦予他的那個最特別的身份似乎是多餘的,就像是某種擺設,並未觸及他的靈魂。這是什麼原因呢?與他深深紮根的這片土地有關嗎?可現實中,也有許許多多的藏人恰恰因為身份的多重性而變成了兩個人、三個人甚至更多。我的意思是,我見過許多人格分裂的藏人,比如我身邊的長輩們(他們現在的身份是「退休幹部」),他們的一生往往是無所適從的一生,他們的歸宿也往往是沒著沒落的歸宿。這與被外力推行的所謂的「城市化改造」有關嗎?以致於故鄉漸變他鄉,人人不倫不類。還是說,畢竟不同於天高地遠的草原,越來越擁擠的城裡,那一個個被諸多眼睛緊盯不放的單位最擅長的就是天天改造思想,人人都逃不過?當然這個話題太複雜了,幾句話根本說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說,在這片似乎不變又似乎大變的柯拉草原上,仁青還是仁青。

 

(本文為唯色自由亞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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