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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連綿十五年 — 讀方德萬的《戰火中國》

2021/2/10 — 15:31

《戰火中國 1937-1952》書封

《戰火中國 1937-1952》書封

【文:盧日高】

2017 年,中國教育部宣布將抗日戰爭的「八年抗戰(1937-1945年)」改為「十四年抗戰(1931-1945 年)」,將抗戰歷史由 1937 年「盧溝橋事變」推前到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筆者無意討論「十四年抗戰」之說是否合理,不過無論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兩種見解都將當時發生在中國的戰火約化為只有「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戰爭,忽略了當時在中國的不同力量:包括國民政府、各軍閥派系、共產黨及主和派存在各種形式競爭和衝突。荷蘭學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近著《戰火中國 1937-1952》,運用戰爭理論的視角,跳出中日二元對立的框架,將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和韓戰視為環環相扣的事件,呈現這段時期的複雜性,對了解中國現代史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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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化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以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同盟發動侵略戰爭,另一邊廂由英國、美國、蘇聯和中國等同盟國與之對抗並取得最終勝利。不過這個理解未能充份反映這場戰爭對不同國家的意義各異。方德萬在導論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戰後才形成的觀念。正值戰爭期間,各國未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一場「世界大戰」:中國稱這場戰爭為「抗日戰爭」、日本稱「支那事變」,後改稱「大東亞戰爭」、英國稱「歐戰」或「戰爭(the War)」、蘇聯稱為「偉大的愛國戰爭」,美國最早在 1945 年 9 月才稱「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同盟國的合作關係比軸心國優勝,但不能忽略各國有其利益盤算,邁向戰後新秩序的命運迴異。

1930 年代的中國並不是一個由強大中央政府集權管治國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除了面對野心逐漸增強的日本外,還要面對桂系李宗仁、廣東陳濟棠、四川劉湘等不是全然忠誠的軍閥派系力量。國民政府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建設南京、掃蕩共產黨勢力等工作,目的是取得管治的合法性和取得國際社會的認同。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指出要「先求團結,再禦外侮」沒有全面抗日,反映當時國民政府面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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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抗戰早期中國各股力量一度團結一致地抗日,但隨戰爭的發展,這種團結逐漸地瓦解。到 1940 年,不論是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汪精衛政府以及桂系部隊李宗仁也想將華北置於自己勢力之下。國民黨為免與共產黨發生武裝衝突,於是劃分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的作戰範圍,然而兩者仍因溝通誤會而發生「新四軍事件」的武裝衝突。方德萬稱這段時期「戰爭中另有戰爭」。

不能忽略人民的巨大犧牲

「國家團結一致地抗日」的史觀容易令人忽略「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造成人民的重大犧牲。戰爭初期,國民政府為求爭取時間而退入中國內陸地區,同時為免日本從佔領地區取得資源而採取焦土政策。國軍大肆破壞的城市包括上海、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長沙、廣州等大城市;蔣介石下令決開黃河河堤導致黃河改道,造成的河南、安徽、江蘇等農業省份淹浸,導致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出現,1942-43 年的河南大饑荒估計有二百萬人餓死。

至於國共內戰期間的遼瀋戰役,共產黨軍隊將五十萬居民和十萬駐軍圍困在長春城內,並且不讓難民離開,造成估計十二至三十三萬人死亡。此外,共軍圍困瀋陽亦估計導致三十萬人餓死。連續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摧殘百姓的除了日本軍隊,還有來自國民黨的焦土政策和共產黨以饑餓作武器的種種做法。然而,這卻是中國官方歷史常輕描淡寫地帶過。

一部帶有人文關懷的戰爭史

《戰火中國》是一部戰爭史,作者運用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的框架論述 1937 至 1952 年發生於中國的總體戰和游擊戰。除了呈現當時交戰雙方如何實施作戰計劃,亦帶出戰爭中各種「充滿或然率和偶然性的領域」,例如將帥的「勇氣和才智」和「部隊和指揮者的特性」所影響事情的發展,這罕見於中國抗日戰爭史著。另外,作者指出中國與日本作戰的同時,一場內戰也在開打,呈現這場戰爭的複雜性。最令人感動的是,作者借助齊邦媛和陳克文的視角,展現普通人在戰火中的故事和感受。這樣一部嚴謹而全面的作品,值得熱愛歷史的師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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