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新香港與中國式工會

2021/6/8 — 16:35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

繼早前吳秋北煞有介事強調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工聯會終於能夠名正言順為資方發聲,黃國健的以薪代假論唯一令人意外之處僅在於黃定光的反應,畢竟新綱領不過為配合新香港的資本天堂願景。既然新香港要向新中國靠攏,工會當然要添上中國特色。

中國只有一個「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除此之外一概非法。在毛澤東時代,工人生計由工作單位負責,工會純粹提供文娛康樂,角色無足輕重。直至改革開放經濟轉型,國企成群倒閉而外資大批湧入,大規模失業引發社會動盪,工會的中介角色始見吃重,1990 年代起有政治局常委出任全總主席,參與制訂勞工法例、調停勞資糾紛、提供法律援助之類。然而工會崛起,工人剝削依然無日無之,甚或尚未形成階級性的抗爭,恐怕是中共治下獨有的弔詭現象。自湯普森開山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來,西方關於工人階級的理論已超越純唯物主義模型,拓展到從文化乃至法律層面尋求解釋;政治學者陳峰則按其對中國勞工的研究,認為工人運動的空間首要受國家與勞工的關係形塑,中國工運長期難產的癥結在於政權鋪天蓋地的管控體制。

馬歇爾將十八至二十世紀西方抗爭史歸納為公民權利(言論自由)擴及政治權利(全民普選)再到社會權利(生活保障)的歷程,工人的集體權利衍生自個人公民權利的擴張,即使資本體制敵視工會,工人組織仍有一定生存空間;而在威權社會,就算暴力鎮壓與法團主義籠絡並行,政權對民間的滲透有限,故此無法杜絕自發性的工人抗爭,諸如社會主義波蘭、軍統韓國和種族隔離南非均曾爆發大規模工運,對促進勞工權益乃至民主化進程功不可沒。上述兩種體制有一個共通點:在勞工權利合法化之前,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已經形成足以影響國策的社會力量,繼而通過利益抗爭將工人的實然權力(de facto power)轉化成法定權力(de jure power),工會基本上是獨立勢力 — 中國則國情有別。

廣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不缺憤怒的工人。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間,中國各地據統計發生 1,171 次示威罷工,2010 年 7 月的大連開發區罷工潮更波及 73 間企業,共 7 萬名員工要求加薪,而 2012 年勞動爭議就多達 133 萬宗,其中超過三分一未能調解了事。[1] 然而中國工人的抗爭始終未能轉化成政治力量,肇因眾說紛紜。陳峰近作《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指出,中共托辭工人階級已成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國家與勞動人民利益一致,建政伊始便將各地原有工會代之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將勞工勢力收編入行政部門,黨政機關自此徹底滲透職場。及至引入市場機制,中共已掌管一套「預先存在的(即先於工人動員)、能有效控制工人組織行為和動員方式的勞動體制」,得以「先發制人地制約工人行動」。勞工勢力先天不足,結社又受鉗制,抗爭自然寸步難行。同一時間,中國急速通過一系列勞工法例(如 1995 年《勞動法》和 2008 年《勞動合同法》),名義上保障工人的經濟性權利,將勞工階級議題化約成個別法律問題,工人抗爭模式進一步被疏導至「依法維權」而非有組織行動。簡言之,中共一方面壓制集體權利,另一方面提倡個人權利,將勞工原子化,由上而下消弭潛在的階級鬥爭。

工會就是維穩機制的一環。全總注定是個怪胎:表面上是勞工團體,實則作為行政機構,一連串任務旨在護航國家產業政策,當工人權益與施政方針出現衝突,小至爭取加薪大至罷工堵路,一旦調停失敗,工會永遠站在高牆一方。更離奇者,全總轄下的企業工會由管理層指派人選出任代表,十足資方代言人,因而也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工會出庭控告員工的異聞。中國式工會更得到外國勢力認證支持:胡錦濤年代鼓吹全總廣設分部,外資公司一度抗議,後來反工會反到惡名昭彰的沃爾瑪卻欣然同意,理由是「中國工會與美國的工會截然不同,所以沒有必要像對美國工會一樣對中國工會充滿敵意。」[2]

廣告

中國工會的尷尬身份從一位工會幹部的訪談可見一斑:

記者:工會去做工人工作,是代表政府去做的嗎?

幹部:沒有,怎麼代表政府呢?

記者:是代表工人嗎?

幹部:有些政策他們不理解,跟他們去解釋。

記者:那還是代表政府去說服工人啊。

幹部:(工人)對一些政策不理解,我們就解釋一下。我們工會是要維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又要維護職工的利益。

記者:在這兩個利益發生衝突時維護哪一個呢?

幹部:發生衝突時肯定要維護整體利益嘛。

記者:就不維護工人利益了?

幹部:工人的利益要在服從整體的利益的前提下維護。

記者:現在這個工廠的工人的利益和整體利益發生了衝突,怎麼辦?

幹部:沒有衝突,(改制是)為了這個企業的發展,也是為了工人的利益。

記者:如果沒有衝突的話,工人為甚麼堵馬路?

幹部:他們是不了解嘛,我不是跟你解釋了嗎?[3]

工會另一個國家級任務是防堵獨立工會。有學者戲稱全總職能在於「哪裡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裡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背後當然出於政治需要:國家不能容忍任何一種「集體性的另類選擇」(collective alternative),因為這意味著為「孤立的個人」打開了「政治選擇」的大門,國家將獨立工會看成是對政治穩定的破壞,基至於是對政權本身的挑戰。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波蘭出現團結工會運動以來,對獨立工會的擔憂就一直纏繞著中國的領導。[4]

波蘭團結工會逆轉選前民調大勝波共之日,正是 1989 年 6 月 4 號,天安門的腥風血雨對波蘭民情顯然有所刺激,「波蘭病」—「工會病」— 倒過來又成為中共心結。八九民運不啻是一場學生運動,社會各個階層(除農民外)廣泛支持,期間全國多地冒起獨立工會,單是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就有近萬人參加,當時甚至有學生提議效法波蘭團結工會,而學運領袖唯恐招惹政府,無意與工運合流,將希望寄予學生「愛國運動」的「純潔性」。中國民間由始至終未曾享有真正的自發結社權,事實證明,中共不會容忍任何有動員能力的非官方組織,由學生運動、獨立工會到宗教團體、慈善 NGO 乃至大型民營企業亦然。

若說全總對勞工福祉毫無建樹或者也不合實情。實情是企業工會往往無法遏制職場違法行為,令全總的立法成果流於形式主義;實情是工會一般只受理工人的「權益型」爭議(例如侵犯權益),對「利益型」訴求(譬如要求加薪)則不置可否,近 20 年野貓式罷工的興起正正反映工人已不堪忍受「依法保障」的最低待遇,即使工會願意為員工與公司斡旋,成事與否仰仗官方幹部 — 有自稱「欽差大臣」— 的善心,工人不過是被施捨:「一個更本質的問題,無疑是中國工會無論是甚麼級別,並不代表以社會為基礎的『結社權力』,它們不對工人問責,也沒有自主性來制定目標、提出訴求或選擇運作方式。」[5] 實情是工人贏粒糖輸間廠 — 如果上頭有糖派的話。

有個人權利而無集體權利的下場如何,對照近月兩宗新聞可以得知。北京送貨員熊焰質疑外賣平台「餓了麼」提高送餐配額旨在剋扣獎金,在網上呼籲各地外賣員發聲,事件曝光後「餓了麼」道歉,幾日內熊焰與多名同行卻相繼被捕,事緣相信與試圖發起全國性罷工有關。熊焰身為「外送騎士聯盟」聊天群發起人,群組聚集近萬名同業,互相交流維權訊息,行徑跡近獨立工會,不見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一個月,北京有官員體驗做一日外賣騎手,12 小時僅賺 41 元,慨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引爆社會不滿勞動剝削的輿情之後,官員又出面澄清公眾「誤解」,表示多數外賣員其實「收入不錯」,而且工作「體現到個人價值」。當局先剝奪工人的抗爭手段,繼而投以同情的目光,再將情況歸結到個人因素,社會問題就此化解於無形 — 做法絕對比日薪 41 元更侮辱。

習近平上台以來嚴防工運,曾經蔚為風潮的野貓式罷工日漸息微,工人選舉代表談判的運動模式亦成鎮壓對象。無論前景如何黯淡,條件有多不利,集體力量依然是群眾的最強武器。1970 年代韓國的工運團結了學生、傳媒和宗教等不同界別,壯大了日後民主運動的聲勢;波蘭團結工會聚合千萬之眾,亦是歷經長年抗爭方才搏成。國安法再嚴苛,香港始終未被全面滲透,抗爭型工會起步雖遲亦不無挫折,但趁還有活動空間,發展草根組織串連多方勢力,由下而上重建公民社會,依然值得嘗試 — 畢竟成功例子太多了。

 

註:
[1] 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230。
[2] 同上,頁 136。
[3] 採訪見 2001 年 1 月《中國勞工通訊》就貴陽棉紡廠工人示威報道。
[4]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頁 98。
[5] 同上,頁 144。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