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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 —「中國版的切爾諾貝爾事件」?

2020/2/10 — 14:57

最近有不少人把武漢肺炎事件,比作「中國版的切爾諾貝爾事件」,這喚起了我三十多年前年輕時曾經研習過的社會主義改革史的記憶。兩者相似之處,就是兩個都是共產主義國家,官員為了面子、「維穩」、歌舞昇平,而犧牲了真相,起初隱瞞疫情/事故,導至各方尤其是老百姓沒有及早做好應變和防護工作,結果付出重大無辜者的人命代價。但我也想指出,其實兩件事也有差異的地方,那就是,當年蘇聯的黨總記是戈爾巴喬夫,而今天中國則是習近平,兩人的性格和作風,可說是差天共地,也註定了事情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

話說,1986 年 4 月 26 日,位於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重大事故,發生了爆炸及核幅射洩漏,但當時蘇聯是一個資訊封閉的鐵幕國家,官員為了面子、「維穩」、歌舞昇平,不理人民死活,官方及傳媒竟然對這件重大核事故一直保持緘默,隱瞞事故,國內喜慶活動如五一勞動節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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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核幅射的洩漏及擴散,卻瞞不了外國的監測站,4 月 28 日鄰國瑞典偵測到蘇聯境內發生重大核意外,核幅射指數「爆錶」,於是向蘇聯緊急要求提供相關資料,「紙包不住火」,到了 5 月 6 日,蘇聯官員迫於無奈召開記者會公布事件,國內傳媒的新聞封鎖才告解除。

其實早於 4 月 28 日,蘇共政治局已經召開了一個政治局緊急會議,會上,當時剛上台不久仍未站穩陣腳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以及另一位委員 Vorotnikov,要求立即公開事件,令國民立即防範,及取銷勞動節慶典,減低國民在戶外受感染的機會,可惜兩位只是少數,其餘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仍是傳統僵化的思維模式,堅持繼續新聞封鎖,遂錯過了警告國民及時防範,挽救人命的最佳機會。結果數以千計的人命,就是因為沒有及時防範,在隨後十幾年陸逐犧牲,受幅射污染傷害的百姓,更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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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武漢肺炎,也有相似的地方,兩者都是共產主義政體,而經過開放改革四十年,中國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度,且在習近平上台後情況變本加厲。

八名「造謠者」

早於 12 月下旬,武漢已經開始出現圍繞曾經到訪華南海鮮市場的大量病例,網上開始傳出武漢爆發肺炎以至「新沙士」的消息,但當局的應對方法,竟是在今年元旦日,由武漢警方公布以「發布謠言」為由,查處了八名相關人士(當中包括幾位醫護人員)。(近日有這樣一個黑色笑話:如果今天有人可以「回到過去」,他能否阻止疫情爆發?答案是不能,他只能成為「第九人」)

但疫情當然不會因為當局查處「造謠者」而被遏止,反而來勢洶洶,但直到 1 月 19 日,官方仍說「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疫情「可防可控」,甚至在當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居然舉行了有四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無視交叉感染的風險,繼續大搞團年飯活動,繼續歌舞昇平,市民仍舊被蒙在鼓裡。

因隱瞞平白浪費近二十天抗疫黃金窗口

直到 1 月 20 日下午,習近平突然作出批示,要求全國全力防疫,多個省市旋即一次過公布有關確疹和疑似數字,傍晚央視還找來 1 月 19 日曾到過武漢考察的疫病專家鍾南山作視像專訪,他一錘定音說:「它是肯定有人傳人」,且至少在武漢和廣東,他更透露了一個官方一直無講的消息,那就是 — 有醫務人員受到感染!之後武漢衛健委才通報,在確診個案中有十五位是醫護人員,令到舉國震驚。但可惜為時已晚,三天之後,武漢宣布封城。

就是如此,因為隱瞞,當局平白浪費了近二十天的寶貴抗疫黃金窗口,且讓情況雪上加霜的是,期間牽涉春運,沒有及時叫停,疫情隨著春運而散播全國各地,甚至是國外,一發不可收拾。

武漢市長暗示沒及時披露因未獲授權

1 月 27 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他對於被指責信息披露不及時,作了回應:「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 1 月 20 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他又說:「最後說要問責,說人民群眾有意見,我們革職以謝天下,只要把疫情處理好。」

周先旺這番話無疑是暗示,最初疫情沒有及時披露,與未獲得上級授權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周的專訪原本是直播,但到了官媒再次引述和報道時,同說話的後半部分,即「1 月 20 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已經被刪去。

是國務院,還是黨中央?

那麼,究竟是國務院,還是黨中央,沒有授權,讓疫情遲遲沒有被果斷處理、及時披露,而是拖到拖無可拖,「紙包不住火」,才公告天下?觀乎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已成了習近平的「一人體制」,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有趣的是,習近平與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於 1 月 28 日會面時,中國官媒最早播出的片段顯示,習告訴譚應對整個疫情爆發:「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然而其後官方出新聞稿時,這句話變成「中央成立應對疫情領導小組,統一指揮,統一部署」。

大家還要留意,在中國如今的政治體制下,習近平一改當年的「江朱體制」、「胡溫體制」,差不多把所有中央領導小組的小組組長自己一手包攬,獨攬大權於一身,但唯獨今次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則推了給李克強,「縮骨」之意圖,不言而喻。

戈爾巴喬夫 vs 習近平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件固然是一宗壞事,但壞事中也有好事,因為它打開了蘇聯的改革之門。汲取了教訓,也借助了災後的民意,性格開明和作風開放的戈爾巴喬夫,乘勢加強力度,進一步推動了他那場 “Glasnost” 運動(即資訊透明及公開化運動),下放權力給媒體的編輯和把關人員,刊登及發放他們認為對百姓重要,又或者百姓感興趣的新聞。以往官僚設在編採人員頭上的重重框架及關卡,逐步取消,締造了一個媒體百花齊放的局面,這又成了蘇聯再進一步改革的序幕。

但與此相比,習近平卻無疑保守和專制得多,在他大權在握後,中國媒體和新聞自由經歷了八九六四後最嚴寒和漫長的冬天,如今已經被打壓得窒息、人材流失、媒體凋零。如果把武漢肺炎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契機,在習近平治下,那無疑是緣木求魚。今次國內同胞為武漢肺炎付出沉重代價,但學費可能最終還是白交了。

 

(本文原先刊登於 2 月 5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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