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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國更了解中國

2021/1/24 — 10:08

馮客的「當代中國三部曲」書封:《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

馮客的「當代中國三部曲」書封:《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

一.引言:

要了解現在的中國,不能只看中國的現在,也要認識她的過去,因為現在是過去的延續。不讀歷史,又怎麼可能認識一個國家的過去呢?

前些時讀了馮客(Frank Dikötter) 的當代中國三部曲(註1),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走過的道路無疑認識多了。馮客的著作,不單只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也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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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在荷蘭出生,為硏究中國近代史的出色西方學者,自 1992 年至今寫了超過十本有關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著作。《毛澤東的大飢荒》甚至得到了 2011 年英國的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 for Non-Fiction)。他曾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自 2006 年起至今則任香港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註2)

馮客的書為什麼比不少歷史學者寫得好呢?他的著作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呢?他所身處的環境,對他的著作又有沒有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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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中成長和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不是會更認識和了解自己的歷史嗎?難道中國沒有出色的學者可以把西方學者比下去嗎?如果真的是西方學者比較出色,又因為什麼原因呢?

他寫成的當代中國三部曲,都是他離開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而在香港大學任職期間完成的。二者之間有十分重要的關係。

二.中國歷史研究的外在條件

1.經濟條件

歷史的資料可能散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由不同的機構和個人所收集及保留,歷史學家需要到這些地方蒐集和閲讀史料,當然要錢。此外,如果研究計劃龐大,更需要有助手,那也要錢。

以馮客的當代中國三部曲為例,他參考的資料就散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不同省市的檔案館,包括甘肅丶廣東丶河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蘇丶陝西、山東丶四川丶浙江丶上海等。(註3)他也有助手協助他進行口述歷史的硏究。(註4)他的研究計劃得以完成,一定程度要靠贊助的機構。他就在《文化大革命》一書的後記中特別多謝香港研究資助局及法國國家研究部的資助。(註5)

對比同樣研究當代中國歷史而寫出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的中國學者高華,他就曾慨嘆缺乏資源把書寫得更好:「由於這是一本私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硏究項目的資助,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我還有一個遺憾是我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註6)去莫斯科找資料,當然要錢。高華大概不是不願意申請資助,而是硏究題材和觀點恐怕過了不關。

2.資訊丶出版和學術自由的環境

歷史研究要有開創性的成果,需要接觸第一手的資料,而不單單是二手的紀錄。可以自由儲存和查閲這些一手資料,才能夠根據這些史料作出合理的推論和判斷。如果學者因種種原因無法接觸史料,或有種種的限制,歷史研究必定受到嚴重影響。

馮客在當代中國三部曲的敘事之後,都有清楚交代資料的來源,並在《文化大革命》一書的後記特別多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因為她讓馮客接觸到許多平民百姓親身經驗的記憶材料。(註7)如果沒有熊景明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馮客所著《文化大革命》一書的內容會很不一樣,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印象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在中國大陸,中國歷史是敏感的題材,需要根據特定的「史觀」來解讀。研究和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更加敏感了。不少歷史的檔案,並不對外開放。因為歷史的書寫和詮釋會受政治因素影響,歷史研究本身並不會被認為是可以獨立地做的。有些史料,例如照片丶檔案丶書信丶回憶錄丶公開演説等,都會因政治轉變而遭到刪改甚至破壞等。

馮客在《毛澤東的大飢荒》一書,書末有一部分是「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説明」,表達出硏究當代中國歷史學者的困難:「在一黨制的國家裡,檔案為黨所有,不對公眾開放。⋯⋯大約十年前,要查看這些檔案根本不可能,即便是現在,也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總體來説,大多數文件有『公開』和『封存』之分,也就是分為解密與保密兩種,後者是高度敏感的資料,除了黨內高級人士,其他人根本無法接近。這種區別使得大多數歷史學家,無論多麼認真,也無法看到大量的珍貴資料,因此也就意味著,本書中所依靠的材料都是被相對『軟化』了的;希望以後的歷史學家能夠在完全公開的文檔基礎上,揭示最完整的真相。」(註8)不但如此,不少有關中國權力中心人物過去的公開講話丶高官的回憶錄丶重要會議的過程等,往往經過删節和修改,才容許出版。「簡言之,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所有記錄,無論是公開出版的還是內部流傳的,都不過是嫺熟地混淆視聽,因此,對於歷史研究來説無法提供足夠的基礎。」(註9)不過,縱然有種種困難,馮客卻把握到不少檔案超過三十年保密期而公開的契機,閲讀到大量過去無法接觸的資料,因而寫出比其他人更為實在和出色的學術論著。

此外,高華在寫《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時,也有相同的感慨:「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裏,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眾所周知,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丶書記處丶中社部丶中組部的檔案文獻,除少量披露外,絕大部分迄今仍未公開。」(註10)

在出版方面,西方國家一直重視言論及出版的自由,尤其是學術研究方面的。香港社會和學術機構,一向也傳承這種傳統。世界各地的學術期刊和著作,香港都可以找到或接觸到。馮客的著作,就算不在香港出版,也很容易買到。香港也可以自由的接觸網上的資訊。

中國大陸則有由政府控制的出版審查制度,政府認為不妥當的內容可以要求作者和出版社修改和刪除,甚至禁止出版,外來的出版品也要通過審查。此外,中國大陸亦有網禁,不能夠暢通無阻的進入大陸以外的網絡世界,以接觸網絡上的資訊。大陸的網上言論,也受到嚴格的審查,有不少題材根本不能在大陸的網絡出現,例如六四。

至於學術自由方面,馮客不論在西方國家或香港,他都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可以自由的決定硏究的題材丶硏究的方法及與各方面的學者交流,許多人都有向他提供過幫助。有相同專精範圍的學者,會在中國硏究服務中心這些地方出現,自然地産生群聚效果,互相交流,刺激思考。正如熊景明所講:「建立中外學者交流的平台,是中心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因為大學要高瞻遠矚,這份關懷不是説我們學校的人才可以用,要有一種視野,這是香港能夠做的,只有在香港,才能有這樣的地方,讓不同的學者在這裏交流,那是做學問最重要的條件,有一種stimulating (刺激思想)的環境。」(註11)使用過中心的高華,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感謝熊景明,並把中心稱為「學術家園」。(註12)

對比之下,高華在大陸從事中國歷史硏究工作的環境就困難多了。他的學生毛升曾經這樣形容高華在南京大學上課的情況:「除了本系學生,外系外校學生和社會人士也常常慕名而來。有時候為了確保坐在下面的人都是學生,而非秘密警察,高老師還會要求可疑人士出示學生證。」(註13)由於高華是公認的黨史專家,經常被邀請演講。他每次都要在開始前花幾分鐘解釋,「請求聽眾不要錄音,不要將講座內容上網,聽過就算,不要傳播,所講只是個人觀點,不同意沒關係,不要上綱上線。這自然是他不想捲入麻煩的自保之舉,是一個中共黨史硏究者的無奈,更反映了該學科難以發展的困境所在。」(註14)這是大陸學者的悲哀。

總括來説,硏究中國當代史的外在條件,在中國大陸之外比之內要好許多,難怪不少硏究的成果,不論是西方學者或華人學者,都在大陸之外發表和獲得學術界的肯定。

三.歷史學者的修養

1.尋找真相的決心

內地學者要尋找中國當代史的真相,需要相當大的決心和勇氣,像高華一樣,不害怕別人的攻擊甚至人格的侮辱,傳承中國傳統著史者的精神,堅守學術的原則。正如高華所講:「⋯⋯劉知幾云,治史要具史才丶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至今我還清楚記得 1979 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從那時起,我萌生一個願望,將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註15)根據高華多年來對延安整風的硏究,他得到的結論是毛澤東結合中國古代治術和俄共「格伯烏」手段,透過延安整風運動,成功的將中共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成黨和人民的領袖。對外扮演禮賢下士丶虛懷若谷的明主,對內則放縱其剛愎自負丶桀驁不馴的個性,對付政敵有仇必報,對黨內同僚刻薄寡恩。並且,延安整風運動的這段歷史,直接影響了 1949 年以後的中國。(註16)高華以六百多頁的書和豐富的史料,説明了他立場的根據。以中國大陸歷史學者的身份這樣評價過去的國家領導人和中共的精神領袖,的確不容易。

馮客是一位西方學者,沒有文化包袱,自然比中國學者容易下筆。他的決心,反映在長期硏究中國當代史,大量閲讀史料,衡量史料的價值和真偽,鍥而不捨的整理出所追尋歷史的真相上。

他所著《解放的悲劇》打破了不少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認識。他在書中的前言説:「中國共産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丶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註17)

對於官方的宣傳和一些歷史學家的看法,他不以為然:「⋯⋯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註18)馮客以大量歷史檔案和原始資料來説明他所發現的真相。

馮客的另一著作《毛澤東的大飢荒》則藉著中國新檔案法的實施,參考了超過一千份檔案,深入的硏究大躍進期間的飢荒規模和構成因素,並指出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對這場災難負有主要的責任。(註19)這本書的書名和副題「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正正反映出作者的結論。馮客是歷史學者,是歷史真相的追尋者。

要追尋歷史的真相,有時要像個偵探,細心閱讀史料,尋找蛛絲馬跡,分辨資料的真偽,清除令人混淆的錯誤信息,誰證據說話,直至找到問題的答案,在有充足證據下推翻學術界原來的假定。馮客的著作,就具有這種歷史硏究的精神。

2.誰是歷史的主角?

中國歷史的書寫有一個很悠久的傳統,就是正史的存在。由西漢開始,歷世歷代的當政者,總會藉編撰前朝的歷史,來確認自己的正當性。因此,正史不單只是朝代的接續和更替,更是誰有權決定把什麼放進歷史之中,結果當然是帝皇將相的豐功偉績。但是,這種書寫方式並不一定反映整個社會和國家重大變化的來龍去脈,反而國家的衰敗總是因為昏君殘臣丶弄權的外戚宦官和天災人禍。

馮客在寫當代中國三部曲時,除了描述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的歷史人物以外,他特別重視一般人在歷史當中的角色。例如,他在《解放的悲劇》中就説過:「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註20)馮客把不少老百姓在歷史中的經歷都寫進他的書內。

他的另一本著作《文化大革命》,就以「人民的歷史」為副題,清楚點出了他要描述的主體。他在書中也有解釋這本歷史著作的特點:「⋯⋯紅衞兵從崛起的那一刻開始,便攫取了專業漢學學者與廣大人民的注意力,現在,文革的標準參考書目上,光是以英文撰寫的文章和書籍就列出了數千條,這些豐富的作品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毛澤東時期的理解,然而這些硏究往往沒有提及一般民眾。本書嘗試將『大歷史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註21)對馮客而言,人民才是歷史的主角。

由於馮客把平民百姓視為歷史的主角,而非政治和軍事等領袖,他的著作,自然和別人的不一樣,因為他有不同的視角。他的著作,也讓普通人更有共鳴,皆因內藏許多人有血有肉的經歷和故事,不只是一堆數字和偉人的事蹟。

3.説故事的技藝

歷史及學術著作,可以是枯燥乏味的,也可以生動流暢,在乎書寫者有沒有説故事的技巧。

西方的漢學家,例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的歷史著作,就寫得流暢又易讀,不一定要讀歷史小説,才會感到有趣。而歷史小説,總不能視為歷史來讀。

馮客的當代中國三部曲,雖然內容沉重,但是,由於結構清晰,敘事有條不紊,的確是了解中國當代歷史的優秀著作。

寫中國當代歷史的書不少,但是,有些卻不像是給一般人閲讀的。馮客就提過楊繼繩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一書嚴重的缺陷,説:「他這本書意義重大,尤其是直到現在也沒有其他歷史學家對河南的大飢荒做出硏究並且著書出版。但這書也有缺陷。熟悉材料的人能看出,該書更像是查閲不同資料之後所整理的筆記,而不是一個嚴謹構建的文本。有時候它比較雜,把大段文字串聯起來,有的來自網上,少數來自出版物,還有的是從檔案裡轉錄的。在各種有價值的材料中,夾雜一些瑣事,使得讀者難以理解。有時只花一兩天查閲檔案,遺漏了最重要的信息,其實那些訊息都是公開的丶可以找到的。例如有關廣東的章節,單憑一份文件,就推論飢荒的全貎。該書總體上沒有時間線索,作者羅列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敘述,把重點放在糧食匱乏上,沒有展現出災難的整體情況。」(註22)從他的評語,可見治史需有的嚴謹態度和歷史書寫需有的層次。

總括來說,馮客在當代中國三部曲中,表現出他追尋歷史真相的決心丶敘述歷史的獨特視角及成熟和具吸引力的敘事技巧。透過這些著作,讀者對當代中國的歷史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對中國現在的人丶事丶物和制度的來龍去脈更清楚明白。

四.結語:

馮客作為硏究當代中國史的學者,他寫了不少出色的著作,在學術上作出了不少的貢獻。他對人民的關懷,也透過他的著作呈現出來。當代中國三部曲作為馮客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的著作,同時反映出香港在中國硏究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

我們不禁要問:隨著政局的變化,香港還能夠為世界和中國的學術界繼續作出這方面的貢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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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馮客的「當代中國三部曲」包括:

馮客著,蕭葉譯:《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6月初版二刷。

馮客著,郭文襄丶盧蜀萍丶陳山譯:《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5日,初版七刷。

馮客著,向淑容丶堯嘉寧譯:《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月初版。

註2:參馮客:《文化大革命》封面內頁作者介紹。

註3:馮客:《解放的悲劇》頁358至381,《毛澤東的大飢荒》頁311至326,《文化大革命》頁422至399。

註4:馮客:《毛澤東的大飢荒》頁307。

註5:同註2書,頁347。

註6: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二十四次重印,頁654。

註7:同註2書,頁347。另參曾曉玲:〈通識導賞:當交流與館藏被拆開⋯⋯走一趟中大中國研究麥加〉《明報》2020年1月10日,副刊,頁7,程翔:〈悼USC,哀香港〉《眾新聞》2020年1月6日,哀香港,2020年1月17日瀏覽。

註8:同註4書,頁303。

註9:同上,頁305。

註10:同註6書,頁654。

註11:曾曉玲:〈通識導賞:當交流與館藏被拆開⋯⋯走一趟中大中國研究麥加〉《明報》2020年1月10日,副刊,頁7。

註12:同上。

註13:毛升:《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初版,頁xiv。

註14:同上書,頁xv。

註15:同註6書,頁652。

註16:同註6書,頁xiii。

註17:馮客:《解放的悲劇》頁7。

註18:同上書,頁10至11。

註19:同註4書,頁23至29。

註20:同註3書,頁10至11。

註21:同註2書,頁15。

註22:同註4書,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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