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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地方幹部「容忍」家庭教會?

2020/1/10 — 11:47

2018年9月5日,河南南陽光彩教會(家庭教會)十字架在屋頂被拆後,信徒重新樹立(網絡圖片)

2018年9月5日,河南南陽光彩教會(家庭教會)十字架在屋頂被拆後,信徒重新樹立(網絡圖片)

為何地方幹部容忍不合法的家庭教會?

Marie-Eve Reny 的Authoritarian Containment: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and Proetsatnt House Churches un Urban China (《威權遏制性:公安局與中國城市基督教家庭教會》),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探討為何在威權體制下,中國地方政府幹部(特別是公安系統)會「容忍」家庭教會。她用「遏制性」(containment)的概念,分析地方當局與家庭教會領袖間的「非形式」互動及官方的條件與底線。

作者指出,地方當局之所以願意「容忍」並給予「非法」的家庭教會某種「非形式的自主」(informal autonomy),前提是家庭教會領袖願意維持「低調」及「透明」(包括向公安局提供教會相關資料),以及不逾越官方的「紅線」,特別是批評政府及組織涉及政治或任何官方認為敏感的活動。一旦家庭教會違反上述條件,地方當局便會採取壓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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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制性」有助強化威權韌性

那些家庭教會才能夠被當局容忍?作者提出兩個條件,一是須與官方有一致利益(interest reconcilability),即不能反對中共領導和挑戰政治現狀,擁護政治穩定,以及不具備嚴密的教會組織網絡。「遏制性」不是官方明確批准的政策,因此,家庭教會享受的自主及空間,並不受法律保護,可以隨著官員人事更替或情勢而改變。而「遏制性」也有別於與官方的「合作」,分別在於「合作」即意味著正式進入國家管理體制,獲取形式上的自主。對家庭教會而言,接受「遏制性」在某程度上,即將生存考慮置於教會自主之上,為了獲取前者,寧可接受脆弱而非形式的自主而放棄取爭教會的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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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分析,「遏制性」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授權下進行,但卻有助強化威權體制韌性(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首先,家庭教會一旦轉向政治化,即會受到打壓,政治化的成本及風險,令家庭教會不會輕言挑戰政府,或傾向政治抗爭。其次,此舉亦有助促成家庭教會內部的分化,接受「遏制性」的家庭教會,會被其他同道(特別是不順從者)視作妥協的政治機會主義者,而順從者又會因著當局的容忍而為官方建立正面形象,間接孤立了不順從的異議教會領袖。

順服與自限

作者在2009至10年,以及2012年間,先後在北京、成都、昆明、南京、寧波、溫州、上海及蘇州等地進行近百個訪談,涉及20所家庭教會及10所三自教會。根據其田野及訪談,歸納了「遏制性」在日常教會生活中的具體情況:(一)接受界線:低調、避免批評政府、限制教會人數、避免教會在公眾能見度;(二)向官方開放資料及溝通:分享資料、與相關官員定期聯絡;(三)接受政府的監控,甚至與三自教會溝通;(四)不越紅線:不與「敏感」人士接觸、不將教會問題向傳媒及國際社會曝光,不公開批評黨及政府。

作者指出,「遏制性」有助維持威權體制的現狀,而願意接受這種安排的教會領袖,會變得「自限」(self-limiting),使教會的使命及發展更為地方官員接受。她形容這些家庭教會領袖是「求存牧者」(survival-seeking pastors),願意作出妥協。他們滿足於「非形式自主」,寧可放棄「形式上認可」。這種「避險」(risk-averseness)行為,即是在官方的界線邊緣中,尋索可以拓展的空間,未嘗不是一 種生存的策略。

家庭教會合法的前景

對於這種「遏制性」能否帶來制度上的改革,作者認為,官方的先決條件是要保證威權體制的權力韌性,不受威脅。由於承認家庭教會涉及結社自由及民間組織自主等問題,已超越宗教範圍。因此,她不認為中央會全面認可家庭教會的合法地位,而地方官員的「容忍」也只是一種面對大量家庭教會存在,而在政治上的策略而已。

啟迪與反思

讀畢本書,有助回答若干關於中國政教關係的問題。首先,本書以地方作研究為主體,指出地方政府在何種現實考慮及條件下,會容忍被視為非法的家庭教會。雖中央的宗教政策並非本書研究重點,但作者卻指出,這種在「遏制性」下的容忍,並不是中央的授權,且異於中央政策。眾所周知,基督教的生存空間,既受中央政策的制約,但也不能忽視地方上的具體情況。本書解釋了某些城市家庭教會被地方政府容忍的原因,並指出地方當局容忍背後的底線。值得關注的是,如果基督教的發展,被中央領導視作嚴重威脅,那麼,地方政府又如何處理及執行?2018年以來中國各地家庭教會受到的打壓,是否仍可在這種「遏制性」的框架下理解?近日備受關注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在2018年底被取締,王怡牧師在2019年12月底被判刑9年,以及近年受明顯針對及嚴厲打壓及取締的家庭教會(北京守望教會、錫安教會,廈門巡司頂教會等),相信也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們常常聽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說法,到底「政策」與「對策」之間,是否完全對立?中央與地方間的政治及政策有沒有關連?「竭制性」的概念,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點思考。

此外,不少關心中國教會發展者,常有一個困惑:就是在個別地方親歷到教會(三自或家庭)的發展及(有限)空間,跟某些指中國宗教政策愈益收緊的評論,並不一致。一方面,這正好說明,三自或家庭教會現在的空間,正是接受黨國制定的制約與條件下的結果。而這種空間,可以隨時因時地人的因素而改變。即或是三自教會已具備合法性,在政治上仍是脆弱的(浙江強拆十架運動,即可見一斑),更遑論連形式的合法也缺乏的家庭教會。另方面,只要中國教會的發展觸動紅線,即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死刑。而這些政治紅線,同樣是可以因應形勢而調整(如各地禁止未成年人參與宗教活動的新措施),曾經客許(忍)的,可以瞬間成為禁止對象。

本書指出教會領袖面對「遏制性」而在不同方面及程度上的「自限」,正是政治干預宗教的扭曲。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如果有教會或宗教人士,為了堅持教會的自主,反對政治干預宗教而不願順從及妥協,並提出更廣泛意義的法律維權及宗教自由,因而遭受政治清算時,那又該如何評價此種言行?這是合符信仰的抗爭?還是不顧大體的衝動,甚或是在政治上主動挑起事端?其他教會人士是「分化」、「割席」甚至「篤灰」?還是持守和而不同的合一?面對受打壓的信仰群體,是為了自保而自限?還是表達信仰及道義上的支援?

在威權甚或極權臨近之際,中國基督教的前景,不論是自主性、公開化,或公共性的探索及實踐,仍然是面對著極大的挑戰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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