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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精神」的求真與中共式「政治正確」的荒謬

2020/3/28 — 17:27

早前(3 月 18 日)龍振邦、袁國勇兩位教授聯名撰寫〈大流行緣起武漢ㅤ十七年教訓盡忘〉一文,惹來軒然大波,遭到內地小粉紅和五毛在網絡瘋狂攻擊,其後在政治壓力下兩位教授發表聲明「撤回文章」。可是,這場風波還未止息,日前(3 月 25 日)法國學者蘇哲安(Jon Solomon)指責該文章有「殖民種族歧視」之嫌,發起網上聯署要求香港大學徹查袁國勇及重新考慮其聘任云云專欄作家馮睎乾已撰文駁斥蘇哲安的「胡說八道」,筆者完全認同,如今只是「借題發揮」,說說學者應有的求真「科學精神」,以及中共式「政治正確」的荒謬。

不少人對於「科學精神」有不同的演繹,涵蓋有關「求真精神」、「懷疑態度」、「理性研究」和「創新思維」等等。胡適先生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便是扼要指出「科學精神」其中的「應用方法」。簡明來說,筆者認為「科學」是關乎「事實的知識」,那麼「科學精神」便是對於「事實真相」的追求,所謂「勇於探索」和「實事求是」的「求真」!話雖如此,「科學精神」的「求真」過程和效果,往往並不是完全可以在高級學院的實驗室或科研室內「完成」,或者在學者身上「體現」出來,因為事實上一直以來,無論政治氛圍如何,學者都會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政治壓力罩籠下備受誘惑或衝擊,必須經得起考驗和付出代價才能敢於堅守「求真」的「科學精神」!

「政治正確」一詞本來專指在言行上凸顯出「某些理念、信條和觀點」的強烈態度,正如不少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和「左膠」在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議題上持守激烈立場,往往走向偏鋒和過度詮釋,成為貶義的指述。更有甚者的是在當前中共黨國一體專政統治下,中共式「政治正確」已演變成國家機器操控人民的「思想規條」、「組織紀律」和「行事原則」了。說得簡明和露骨一點,中共的政治體制本質上就是寡頭式的獨裁管治,建黨以來一直在「集體領導」與「個人崇拜」之間推移而引發多次黨內鬥爭,毛澤東正是在血泊中攀上中共政治神壇上的魔頭。無論如何,中共式「政治正確」就是黨的「政治綱領」和「執行路線」,一錘定音後便成為「最高指示」,不容異議,更絕不能質疑,黨員如是,人民在信任黨的使下,只可按指示宣傳、推動和辦事,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就是「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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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 年大躍進運動期間,中共以「自力更新」為口號,吹噓在工業和農業上「超英趕美」,以至鋼鐵產量和農作物豐收的跨大虛報根本就是違反一般常識,更遑論符合「科學精神」的「求真」。可是,當「家家大煉鋼,戶戶衛星田」已經成為中共式「政治正確」綱領,弄虛作假和浮誇失實現象便是「假大空」的流行風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人人變得盲從附和,連中國科學院一眾學者,以至「飛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撰文寫下不少違心和反科學的文章,只不過是為了推廣「政治正確」總路線造勢,最終卻成為醜聞笑柄,被人唾棄!更極端和殘酷的例子就是:二戰時日本科學家在「731 軍事醫療部隊」以人體實驗進行生物戰和細菌戰研究,以及德國納粹科學家設計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毒氣室,令人髮指!不管是受逼迫脅制或者「投誠報效」,當科學家「勾搭」上政權,「求真」的「科學精神」當然被置諸腦後而配合所謂「政治正確」行事,作孽為惡更加深遠!

筆者從不諱言的指出:當前的「中國式獨裁專制政治」已滲透進所有人的生活空間,直接罩到頭上來,科學家和學者都不能倖免。那麼,在中共式「政治正確」的有形和無形壓力或者要求下,香港的科學家和學者總要自處和應對,他們能勇於秉持和捍衛「求真」的「科學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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