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民運期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六四紀念館網站)

胎死腹中的政治改革

32 年前的那一天,槍聲與履帶聲,掩蓋了許多民眾的哀號,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自由論政氛圍被輾碎,黨內政治改革的希望也自此被扼殺。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中國以「摸着石頭過河」的原則,摸索如何開放中國市場發展經濟,由於聯美抗蘇政策,當時的中國吸取了不少西方國家的制度與經驗,同時也讓不少西方的民主思想傳入中國。最熱衷接觸西方思想的,莫過於一眾大學生,他們穿上了西化的衣著,讀着西方的書籍,雖然魏京生的西單民主牆被禁,北京之春成為絕響,但學生們仍可在大學校園內貼上大字報論政。崔健的搖滾樂與北島的詩,成為了當時大學生的風尚,不少人在大學的飯堂內唸誦北島的詩及崔健的歌,討論民主制度的利弊,嚮往改革開放帶來的自由。

八十年代,也是共產中國唯一出現真正學運的年代,學生們敢於向政府抗議各種不當政策。1981 年 8 月至 11 月間內蒙古大學學生與學者曾紛紛前往北京,抗議中央允許大量漢人流進內蒙古,使牧區人口過多及使內蒙古的人口被漢族沖淡,亦使草原退化及牲畜得不到保障。這場學運,開啟了中國近代學運文化,1986 年 12 月初,安徽合肥由方勵之擔任副校長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安徽大學四千多名學生因不滿當地人大選舉未有遵從新選舉法,走上街頭爭取公民提名權,要求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這場運動,使得全國各地大學學生紛紛響應,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河南、陝西、甘肅、雲南、四川、黑龍江、遼寧、廣東有 20 座城市皆出現學生示威,共 150 所大學學生要求真正的民主選舉及言論集會新聞自由,三權分立,保障基本人權,改善校園環境。是次運動,被視為未竟的 1979 年北京之春的延續,同樣是爭取民主人權自由等制度改革。雖然,不少省市政府皆出動公安拘捕示威學生,但在北京大學學生元旦於天安門廣場遊行後,所有學生得以獲釋,27 天的學潮也終告結束。雖然,兩場學運未能成功爭取到最初的訴求,但官方也未敢強硬鎮壓,選擇了容讓學生發聲及內部檢討。只是,這場被視為八九民運導火索的學潮,使得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失勢,為中國民主夢胎死腹中埋下伏筆。

以總理李鵬為首的一眾黨內保守派對八六學潮及八十年代的自由論政氛圍深感不滿,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象徵,將會動搖共產黨的管治,故強烈批評改革派任由全國出現自由化思潮。作為中國實質領導人的鄧小平一錘定音,認為學生運動雖不會出大事,但背後性質嚴重,反映政府制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幟不鮮明,在他與一眾保守派的壓力下,主張思想解放的胡耀邦只好辭去中共總書記一職,由趙紫陽暫代總書記職務。不少學生皆對改革派的胡耀邦下台感到可惜,故在胡耀邦 1989 年 4 月 15 日逝世後,會在天安門廣場上如同 1976 年悼念周恩來般發起民間悼念,並如同當年引爆四五天安門事件般引爆八九民運。雖然趙紫陽仍代表改革派在中國權力體系四大職位(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佔一席位,但在軍委主席鄧小平及國家主席楊尚昆傾向總理李鵬的保守派時,雖然趙紫陽理論上位於四大職位之首,但卻難有作為,只能任由保守派主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阻礙中國的改革進程。

接下來的故事,不少人皆十分清楚。八九年四月民間悼念胡耀邦的集會,演變成反對官倒腐敗的抗議,不少人皆對中國政府任由官員倒賣政府資產圖利的貪腐行為深感不滿,故唱着國際歌效法當年中共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及五四運動的學生般,嘗試要求中共回歸初心,改革制度制止貪腐,後來更演變成要求民主自由,進行徹底的政制改革,並希望藉改革派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訪華要求中共也開始真正的政治改革。只是,保守派對此深感憤怒,李鵬及軍人出身的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在一眾國家領導人的同意及鄧小平首肯下,戒嚴部隊於 6 月 3 日晚上自木樨地實彈鎮壓示威民眾,6 月 4 日清晨抵達天安門廣場,在一夜間完成整場清場行動,死難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由百多人到萬多人不等。上海、武漢、南京、成都、天津、廣州、西安、青島、株州雖然出現抗議六四鎮壓的示威,但很快便同被鎮壓,使得民眾不敢再抗議。

主張對話和平解決事件的趙紫陽,因被認定放任「反革命」運動進行,而被保守派猛烈批評,最後更被直接撤職軟禁,政治生涯告終,黯然度過餘生。一眾標誌性的改革派官員如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啟立、全國政協副主席閻明復以及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皆被免職,剩餘的改革派人士皆自此噤聲,不敢再提出政治改革開放的主張,貫穿八十年代的反傳統反封建反文革文化熱被悄然消逝,中國公民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

諷刺地是,中共為了避免同類事件發生,終於正面應對官倒貪腐問題,雖然效果成疑,但勉強算是回應了學生們最初的政治訴求,只是民主自由的討論被禁絕於中國。六四事件後,中共從一些工人上街的原因是因為失業問題及通漲問題,認為事件爆發遠因之一是經濟原因,故銳意發展經濟,改善通漲及失業率高企的問題,鄧小平在經濟上拒絕了保守派的主張,全力推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及發展深圳等經濟特區,以經濟自由來轉移民眾對政治自由的追求,最終中國發展成如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經濟體,但卻保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封閉。

重重紅線下,中國民眾因仍能享受經濟自由及有限娛樂自由帶來的歡愉,而未有再出現大規模的抗議,雖然國內的民運人士仍在網上發起《零八憲章》及新公民運動,並以街頭快閃的形式進行中國茉莉花運動及南方街頭活動,北京、上海、南寧、廣州、深圳等大城市街頭皆曾出現短暫的爭取民主自由聲音,但在警方重重監控及阻止下影響力有限,只能視為有限的發聲。不少人為求自保,只敢在私人空間抒發意見,而不會公開聲張。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範圍內唯二能夠自由發聲及公開悼念胎死腹中的中國民主的香港及澳門,現今也面臨重重壓抑,往後,中國全境再難有具影響力的民主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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