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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共百年黨史札記之二:殍殣冤魂的《墓碑》篇

筆者決心讀中共黨史,認為歷史是一條綿延不絕流遄的長河,鑑古才能知今,更必須重視「人民寫的歷史」尋根究柢,參透和跨越官方的指定版本,才能了解歷史的「發展」和「變化」是真相還是假象!

筆者選讀的第一本書是楊繼繩的《墓碑 — 1958-1962 中國大饑荒紀實 (上篇/下篇)》,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其實好幾年前早已看過有關該書的評論,只是沒有買來細讀,如今新購的是 2018 年 7 月第十七版。 厚厚合共一千二百餘頁的兩卷書頗為沉重,內容更陰暗得可怕,散放著荒唐和詭魅,讀來令人深感震撼、悲憤、惶慄,從心底浮起陣陣寒意,難免不時黯然神傷掩卷。 筆者以為《墓碑》這面石板上鑿刻著的是中國大地上一段深深血斑痕跡的歷史見證,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說,《墓碑》是為在 1959 年餓死的父親而立,為千萬殍殣的中國冤魂而立,以及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而立! 

楊繼繩是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曾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曾經前往十二個省和城市進行考察,並閱讀大量檔案和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 1958年-1962 年期間,中國餓死 3,600 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 4 千萬。 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數,共計 7,600 萬人。」(原書 13頁) 作者以親自查訪探究和搜證的經驗,從上編第一章「禍起中原」河南的「信陽事件」,歷數甘肅、四川、安徽、吉林、江蘇和廣東等諸省的政治鬥爭和觸發的大饑荒慘況,寫到第十二章「黑色貴州」的「湄潭事件」,以至十二省以外的山西「壽陽事件」、廣西「環江事件」,以及寧夏、福建、青海等地多起的大小事件,都逃脫不了程度輕重不同的饑荒,哀鴻遍野,覆蓋全國。 下篇深入剖析饑荒的禍源、始末和轉折,觸涉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五風「肆虐」,以至「盧山」之變等等,書末多個章節探討人口損失、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狀況等問題,最後以「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終章作結。

中共善於以諉過卸責態度處理政策上的失誤,凸顯黨威不容質疑的「偉、光、正」絕對性。 對於中共把大饑荒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政策錯誤、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原書 648 頁),作者逐一列舉證明和解說,予以駁斥。 事實上,天災是歷來常有的自然現象,蘇聯後期的違約撤專家行動只不過是「雪上加霜」,簡明來說,大饑荒災禍全都是政策和路線的嚴重錯誤。 老革命路憲人在「信陽事件」總結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 (原書 87 頁);作者更明確指出:「問題在於獨斷專行的決策機制和強制性的執行手段。 這種決策機制必然造成決策失誤,強制手段必然造成對老百姓的剝奪」(原書 138 頁) ,完全反映出中共體制的缺陷和不可逆轉,加劇饑荒慘情,禍害一發不可收拾! 

1958 年觸發全國人民狂熱躁動的政治旗幟是「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者毫不諱言指出「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饑荒的禍根」(原書 672 頁)。 從歷史發展過程看,1956 年周恩來和陳雲的「反冒進」主要為防止投資過度、速度過快和比例失調的國民經濟盲動行為,可是,1957 年毛澤東以「反反冒進」反擊,甚至從「經濟建設問題」轉向為「政治正確原則」,甚至把「反冒進」的人說成和國民黨、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暗藏殺機;1958 年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離右派只有 50 米」(原書683頁),周恩來因而「知情識趣」煞停退卻。 於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最終在 1958 年 5 月初的「八大二次會議」形成,5 月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毛澤東終於如願得逞!

須知中共的內鬨鬩牆有如歷代宮廷封建鬥爭本質。 黨內高層會議只徒具「群言堂」形式,毛澤東一直盤踞「一言堂」高位弄權整人,不過,獨裁專橫的毛澤東也要有人抬轎子,那一群抬轎人正是燈火通明殿內的資深黨員,群起大搞「個人崇拜」! 緊跟毛澤東的上海柯慶施和四川李井泉正是高層黨官樣版,1958 年成都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柯慶施甚至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原書 692 頁)。 且看到了 1959 年,大躍進敗象已明顯,饑荒在各地蔓延,盧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兩度上書,雖然言詞委婉,先正面肯定政策才提出批評,還是逃不過被毛澤東狠批惡鬥一劫。 彭德懷一介武夫,當然難敵熟讀古籍、深諳君王術和陰柔詭詐的毛澤東,最終被打成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 」! 當時出席會議的高層黨員以至一眾政治局常委,無不昧心只求自保,便大舉擁護毛澤東而打擊異見的彭德懷,甚至落井下石,污衊其人格。 

盧山會議後毛澤東大獲全勝,作者一針見血指出:「盧山會議加劇了 1958 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原書 911頁) 因此,「反右傾」烈焰高燒,「三面紅旗」繼續飄揚,有所收斂的「五風」重新颳起,農村糧食更短絀,大饑荒的火苗持續在大地四處燃起來,把瀕死的人民推向懸崖。 事實上,「三面紅旗」高舉,「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運作就是「農業集體化」,間接消滅農民家庭和掠奪農民的財產,而且,在主事掌權黨官的推波助瀾下,「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等「五風」更全面肆虐為禍。 當權者的過度徵購、農作物產量的虛報、生產流程和供應鏈的斷裂、衛星田的吹噓作假和大煉鋼的浪費和環境污染等等,完全違反基本邏輯和科學原理,以至扭曲人性和倫理。 「政企不分」制度是造成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禍因之一,作者指出:「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行政權力完全吞噬了社會」。(原書 23 頁)

作者以科學數據和調查資料說明事實真相,書中列出不少有關大躍進期間的「糧食情況」、「人口自然變動情況」、「人口死亡情況」、「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大饑荒年代各糧食銷售情況」和「大饑荒對各省人口的影響」等等的圖表,並從中分析有關因由、影響和結論,在數字脈絡中理順一些合理的解釋。 筆者從感性角度在圖表資料之間瀏覽,深深感受到字裡行間的硬梆梆數字洋溢著薰天屍臭,冷冰冰數據滲流著殷紅血水,昭示於天地,壓印在民心,相信中共怎樣也掩飾不住,抹拭不掉! 野菜、樹皮、棉絮、鳥糞甚或煤塊,以至「觀音土」都用來充飢,而人吃人填肚子的事件全國計有數千起!

大饑荒的孽太深,劉少奇也曾衝著毛澤東一吐而快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原書 1122 頁) 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直接把毛澤東「一個指頭缺點與九個指頭成績」的避重就輕狡辯壓了下來。 可是會議期間奴顏的林彪繼續吹捧毛澤東,把缺失問題歸咎於「沒有照著毛主席思想去做」(原書 1115 頁);卑膝的周恩來自摑的把責任全攬上身,替毛澤東背上黑鍋。 眾所周知毛澤東天性記仇懷恨,劉少奇埋下禍根,幾年後文化大革命浩劫時落得被批鬥致殘病危,死後只留下一堆「編號一二三」的骨灰;林彪和周恩來卻是日後毛澤東掀起文革狂飆時所依仗的「文丞武將」!

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時 1937 年末至 1938 年初持續六個星期在南京造成 30 萬冤魂的大屠殺,中共主政後於 1985 年建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訂定每年 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全國舉行悼念儀式,遙祭亡靈。 相對於白骨累累遍及全國大地、歷時長逾三年,大躍進的餓殍高達 3,600 萬人,是日軍鐵蹄和武士刀血刃下亡魂的一百二十倍。 始作俑者驅逐千萬人民走上死亡之路的中共黨人,只是以一紙黨八股的官式報告便能清理妥善這一筆血賬嗎? 讀罷此書,筆者向中共進言,建議興建「大躍進死難同胞紀念館」,並由全國人大通過訂定每年 5 月 5 日為「大躍進死難同胞公祭日」,每年哀悼千萬殍魂。 1958 年 5 月 5 日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的首日,中共在這個會議中確立了大躍進「總路線」!

冤魂不散,怨憤未消,中共黨人膽敢回應大饑荒死難者和親屬的申訴和要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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