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大時代,去與留的掙扎

他的抉擇,也是每個人的抉擇;七十年前去與留之間的掙扎,也是今天很多香港人的迷茫。

史學泰斗余英時去世,我才有動力拿起《余英時回憶錄》來讀,他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圓形廣場上的新亞畢業生名錄,他排第一,讀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在人生幾個關鍵時刻,都與香港有莫大淵源,歷史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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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關鍵時刻:一家人去留的抉擇

大時代中,是留是走,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1949 年,當時共產黨已經佔領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上海陷落只是時間問題,繁華消逝、大地變色,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中國的資本家、知識人,究竟走或留?走,代表連根拔起,不知歸期,生命軌迹重新 reset;留,則是一場大冒險。而 1949 那一年,除了東北以外,翻天倒海的殘酷戰爭沒有發生在大城市,城市人所見,共產黨表現開明,提出「新民主主義」,召集各黨派名人志士,共商國是,問題在,你如何判斷共產黨的承諾。

余英時一家書香世代,父親是歷史學家,當時家在北京,父親決定帶家人離開,逃難台灣。問題是一家很窮,在北京有些少房產家當,要處理要變賣,很多東西,帶不走,也不能一時三刻狠狠切割。

結果,一家人先坐船到台灣,留下余英時一人,那年,他十九歲,是家中長子,負責善後,處理家當。當時已有心理準備,這是生離死別;事實上,當時很多家庭就此分隔兩岸,相隔大江大海,數十年不相見,就因為那些放不下、帶不走的家產。

世事難料,余英時父親到台灣,即發現寶島不宜久留,一來生活艱苦,二來戰爭有可能打到台灣,一家人結果轉移到香港。

香港,一如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所言,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當年的史家與讀書人夢魂神州,看不起香港的鄙陋,東南亞國家則到處排華,來香港辦學的唐君毅慨嘆「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

為何要來香港呢?當年放眼方圓千里,一方是共產黨,一方是國民黨,皆屬專政,惟香港殖民地一隅,竟已是相對安穩之地。余英時寫道:「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當時,余英時在共產黨治下的北京要循正式途徑到香港,已經甚為困難,「香港」二字,屬申請表上的敏感詞。余英時得人指點,填寫資料時,不填「香港」,目的地寫「九龍」,而他父母的確住在九龍青山道,結果蒙混過關,來到香港。

余英時(資料圖片,來源:Tang Prize 唐獎 Facebook)

第二個關鍵時刻,踏足香港一刹那感覺

有關余英時那「恐怕還不到一秒鐘」的感覺,很多人寫過,《回憶錄》中,余英時有幾大段的反思。

地點:羅湖橋上。

有些《余英時回憶錄》中的文字,要原句引錄: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零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

余英時稱之為「精神變異」,大概就是一種有點宗教性的「神秘經驗」吧。他解釋,當時對香港並無特別感受,余英時記憶中,讀過不少文人寫過,遠赴香港,為「吸取自由空氣」,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余英時說,他當時完全沒有「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來香港時,他是準備在寒假中和父母重聚一次,然後返回北京繼續學業,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

難得來到香港,為何想回頭?因為余英時剛加入了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前身。

余英時反思,他當時患上「左傾幼稚病」,曾經有朋友到北京,跟他談到共產黨人在南方農村的暴虐,他不相信,更大罵友人,後來才知道真像,非常慚愧。

為何「左傾」?要略談當年的政治環境。

曾幾何時,共產黨大張旗鼓「反對一黨專政」、也高舉「民主」與「新聞自由」,由抗日戰爭到內戰期間,對內為了籠絡人心,批評國民黨專政,繼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自由道德高地,對外則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打國際線,這些口號在知識青年中甚具感染力。共產黨宣告奉行「新民主主義」,強調聆聽其他黨派聲音,未建國已成立的政協前身,包容各黨派、學者、得到不少知識人的支持;新政府中,很多國民黨官員留任,令打生打死得江山的共產黨人甚覺不快,但毛澤東當時批評同志們的「關門主義」不要得,政府要容納各黨派人士。

余英時認為,當時很多青年人「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似乎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只是當時不願承認或不自覺。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他如此解釋那一秒鐘的感覺。

這種「精神變異」,或許很多香港人有共鳴。每次從大陸回到香港,踏過羅湖橋,那種香港的「自由氣息」,很真實。

例如,筆者記者生涯中,多次在內地採訪,被公安追趕,為了保住錄影片段,飛車到羅湖,匆匆過關,每次踏過羅湖橋,踏入香港境,就有一種逍遙自在、空氣清新、心頭一鬆的感覺。

可能,這就是自由空氣的味道。

不過,以上余英時有關那一秒「精神變異」的反思,是在後來重新思考的結果,當時那一秒,並沒有阻止余英時回國貢獻的決心。

第三個關鍵時刻:天意弄人的一次壞車

回港團聚數月,余英時決心回北京繼續學業,「為自己國家盡力」;他告別父母,坐火車準備到廣州轉車,豈料火車中途在東莞附近的石龍故障,滯留四、五小時,錯過了接駁到北京的班次。「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壞車當刻,有如一次上天啟示,余英時想起了在香港生活艱困的父母,覺得自己太自私,為個人興趣,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又難以在香港找到工作的處境,遂感「愧悔萬端、汗淚並下」。他又想到自己一心為國家盡力,實則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還有,當時韓戰已爆發,內地鎖國,余英時明知,此番一別,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一轉念,他決定折返香港。

余英時寫道,這決定,是「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當時的余英時當然未知道後來的發展,韓戰戰事激烈之際,美軍臨門亦引發中共的生存危機,戰爭激起群眾的愛國熱情,共產黨鞏固了群眾支持,更順勢掀起建國後第一波反革命運動,清算外資企業或與外國有聯繫的人,清洗政府內的舊國民黨幹部,打擊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 

火車上,余英時作了最終決定,他寫道,當時「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

於是,他留在香港,在新亞書院讀書,師隨錢穆及眾多南來避禍、滯留香港的知識人,發現一個新天地。

第四個關鍵點:重新發現香港

新亞書院的生涯中,余英時活躍於學術圈子,出乎意料,他發現,香港彈丸之地,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人」,他們「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批知識人數以萬計,既批評共產黨,也不容於國民黨,卻在香港找到一方淨土,自由討論,出版刊物,針砭時弊,連國民黨都要審查的刊物,殖民地香港都可以容忍。余英時眼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

他概括:「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流亡香港的數以萬計知識人,「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這一切,發生在殖民地下的香港。

曾經,香港有位董伯伯說過一句話:「國家好,香港就好。」這句話放諸歷史長河,靈驗的時間似乎不多。

當年流落香港的,不只余英時口中的「知識人」(他反對用「知識分子」四字,因為「分子」二字,歷年來被「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鬥爭語言污染。),還有南來的上海資本家,他們帶來資金與技術,逃難的百姓,紥根香港,他們成為香港新一代的勞動力,國家形勢壞透,逃難香港,才令小島一隅,能談得上「獅子山下經濟奇迹」之「好」。

而很多機會,亦因國家之亂,轉移到香港。

哈佛大學的燕京學人計劃,每年都提供獎學金,選拔中國的年輕學者到哈佛進修,以往所有名額都給予內地學者,但自從中國變色,這些機會,都流落到香港與台灣。

就在香港,余英時抓著了機會,被哈佛的燕京學人破格錄取,留美進修,貫通中西,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術泰斗。

這是余英時,一個人,大時代激盪中,去與留的故事。

歷史在重複,但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

《余英時回憶錄》

(《立場新聞》影像博客〈美麗新香港〉有本文影像版。)

 

原刊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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