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 (Sampson)

黃宇軒 (Sampson)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地理系博士,香港土生土長的城市研究者、藝術家及獨立策展人。

2020/7/27 - 20:49

抗疫之時,盡現香港的城市問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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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種種不合理和荒謬的安排,有許多人都提出了。教我耿耿於懷的,更是香港城市發展的缺失,也被疫情加倍清晰地展露出來。

在許多城市,如果全部食肆轉作外賣,無法在家或在工作崗位吃飯的人,都不會面對像在香港遇上的難題,因為不少城市都會將在室內和室外公共空間設置讓人免費安坐的環境,視為必要和平常的。

在香港,室內的多是消費場所,商場為了促進消費,不會多設免費坐椅,而室外的街道,也嚴重缺乏可讓人停留的公共空間,即使是在公園裡,座位的設計常是欠缺彈性的,如果公園裡多點可移動的椅子,social distancing的可能也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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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一環扣一環,空間質素差、市區廢氣過多、無法散熱,也讓戶外城市環境變得不適合逗留,亦令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無法減少。而原意是想讓人逗留的公園和休憩處,設計差劣的多,許多都令人不欲進入。城市總體環境不宜人,當「吃外賣」變成必須時,大家就份外感受到了。

至於家居的問題,就更嚴重了。人均居住面積細小,樓宇密度過高,都讓即使肯不出家門的人,承受龐大壓力和焦慮。我親身認識不少朋友無法work from home,不是因為雇主不容許,而是因為居住環境確實容不下自己。另外,住居租金高昂,也讓大量人口被迫遠離工作地點居住,也是令公共交通工具人滿之因。

而談到居住空間狹小和高地價,當然也無法繞過商舖租金的問題不談。租金高昂如何扼殺城市的多樣性和可能性,令小店和獨立商戶難以經營,多年來我們已很熟知。各行各業非essential的商舖可否停頓、可否全城暫休抗疫,大前提除了要看政府是否願意大規模支援外,租金負擔的輕重也至為關鍵。

租金極高,業主bargaining power大,會讓各行各業不可能專注抗疫,因為要繼續為交租擔驚受怕。防疫如要對症下藥,本來就要因應這些宏觀的問題去訂立措施,不然就只會防疫無效之餘,再讓無權勢者百上加斤。

設想香港真的要全城lockdown的話,人們面對的難題,會比世上許多城市嚴峻。平常無法宜居,也意味著抗疫時會加倍吃力。疫症可否也引來對這種基本生存條件和尊嚴的反思?

劣質的公共空間、讓人活得無尊嚴的房屋、租金極高的營商環境,這些,本來香港人忍得就忍。一場疫症,令本來就難頂的種種變得更難頂,但香港人也還在忍。政府制訂防疫措施時,除了要有效防疫,也應舒緩市民在疫情中加倍辛苦的生活,可惜是,它兩者都做不到。

長遠而言,也不見得那些嚴重的城市發展問題會因這場疫症被正視。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只會強調「香港的經濟及日常生活要如常」,也是讓人在疫情中非常絕望的。

一場疫症,可讓我們深刻體會到,改變香港的發展道路、建立更宜居的城市,其實從來都是生死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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