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作者攝)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之四】知行合一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 Eliza 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 Eliza 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 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 Francis 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 Francis ,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 911 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 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 亦曾於 2017 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 Francis 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 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 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 Francis 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 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 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 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 2019 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 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 40 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 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 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 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 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 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 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 說。

Francis 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Lance Bennett 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 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 Francis 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 2019 年 9 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 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 7 月 21 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 Eliza,周專員多次指,7 月 21 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 Eliza 細看。

Eliza 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 7.21 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 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 7.21 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 說。

Eliza 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 Malcolm X 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 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 當時更說,以她所知,Malcolm X 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 Malcolm X 的 1964 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 Eliza 知否 Malcolm X 被指為 “separatist” 和知否 Malcolm X 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 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 Malcolm X 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 沒好氣答:「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 Eliza 看 Malcolm X 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 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 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 Eliza 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 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 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 Eliza 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 Eliza 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 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 Eliza 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 Eliza 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 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 解釋,2016 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 說,回看 2016 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 6 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 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 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 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哪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 2016 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 Eliza 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 說她不知道。

而 Eliza 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 Eliza 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 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作者 Facebook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