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香港法庭對未成年被告的身分保障 — 不應受爭議的私隱權

2021/2/12 — 11:29

法庭在今早處理了WKCC2581/2020 中未成年首被告的「匿名令」法律爭議,法庭最後裁決「匿名令」會繼續生效,禁止報導可識別首被告身份的資訊。下文將探討在兒童權利公約中,少年司法系統對保護未成年人士身分的保障。

案例|

WKCC2581/2020 案發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25 日,首被告當時為 15 歲,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才被首次提堂,控以參與非法集結。裁判官羅德泉下令禁止披露能識別首被告身份的資料,因此傳媒不能報道其姓名、學校、住址等。惟控方於審前覆核提堂提出因首被告在首次答辯(2020 年 12 月 30 日)時已是16歲,因此主動向法庭要求撤銷匿名令,首被告代表律師反對,法庭遂另開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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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引用HCMA 78/2020,黃崇厚法官在判案書第 84 段指出「任何審訊被控罪行的兒童或少年人的法庭,都有責任考慮以何種方式處理該案,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可採用第 15(1) 條所列的一種或多種方式處理該案。斷定年齡的關鍵日子是相關兒童或少年人被控罪行的日子。」以支持法庭應對少年犯條例中的「匿名令」矛以保留,以保障受律政司檢控決定拖延而受到權利剝削首被告。

控方主張在答辯當日已滿 16 歲的兒童被告不應再受少年犯條例 20A3 條所保障,而根據「公開公義原則,公眾有權知悉公正及準確的報導」年屆 16 歲的自然要被取消匿名令,法庭亦無權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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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官表示法庭有權給予准許延續,少年犯條例20條A原意旨在保護此類人士,匿名令一直有效,除非法庭認為要撤除。最後裁決「匿名令」會繼續生效。首被告將會與其他被告於本年 7 月 1 日開始審訊。

另外,陳廣池法官亦曾於上月處理 DCCC1/20 中,主動撤銷早前法庭命令禁止任何人包括傳媒報道任何可能導致公眾識別現年15歲(案發時14歲)第三被告身份,更指出「留意到最近有不少性質相近的審訊都有類似命令,惟為『公平起見,一視同仁』」。但眾觀近日案件中,卻未見所謂「不少性質相近的審訊」有此安排,尤其是少女仍未滿16歲,得到少年犯條例保護更是應份。

從以上爭議和處理方式可見法庭和律政司並未有關注到少年人私隱的權利,亦未有採取積極措施保障未成年人。

現況|

法庭網站或法院張貼的審訊案件表、網上查詢聆訊日期服務均不會顯示未滿16歲之被告姓名,以*隱去。

在少年法庭上,保障未成年被告身份的措施更為徹底,因少年法庭不會向公眾開放,
《少年犯條例》20A條清晰列明任何人不得就少年法庭的任何法律程序或其上訴法律程序而揭露與該項法律程序有關的兒童或少年人,如被告、受害人、證人等的姓名、地址或學校或其他會令其身分被識別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他們的圖片。

其他法庭亦能援引《少年犯條例》第20條A3以保護在成人法庭審理但未滿16歲的被告案件,這就是一般法官為在非少年法庭受審而未滿16歲被告所頒下「匿名令」的法律依據。

但這項「匿名令」的安排與原本為保護性罪行受害人但現時常被借作申請警員匿名安排的而設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56(1)條申訴人身分的保密又有所不同。因此所謂「匿名令」或稱禁止報導令只是方便討論的說法。

此外,少年法庭亦有權拒絕讓任何傳媒人員出席聆訊。因此,在少年法庭中受審的兒童私隱權和身份保護較成人法庭來得更完善。

一般兒童權利的指導原則、私隱權及少年司法標準|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第3(1)條)訂明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 of child)為首要考慮。惟這個原則並不為司法機構、律政司或法律人員所普遍認識和接納。這可從在刑事案件中不論是法官、控方、辯方並未普遍引用此原則為兒童爭取最大權利保障及最有利其身心智發展之安排可見,但在家事法庭程序上best interest of child則較為廣泛應用和遵循。在此例以言,在考慮是是否公開在審訊過程已滿16歲的被告身份時,必然和首要考慮的是公開被告身份會對其自身造成的影響會否有損其發展,而非控方所指「公開公義原則」。要留意的是,受公約保障的兒童是指18歲以下人士,而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未成年人士卻是指16歲以下人士,16至17歲的兒童是活在隙縫中、不受少年司法制度庇護卻又未成年的一群。

公約中第16條明確保障了兒童的私隱權,其隱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榮譽和名譽不受非法攻擊,並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類干涉或攻擊。這與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即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原則一樣,都是基本人權。

第40條亦同時指出締約國應保障被指稱、指控或認為觸犯刑法的兒童有促進其尊嚴和價值感並增強其對他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的待遇,並應考慮到其年齡和促進其重返社會並在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的願望。這確立了少年司法中,best interest of child 的意涵和更生、重投社會的目的。

當然為兒童而設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少年法庭等安排就是彰顯以上原則的例子之一,不過針對未成年被告人的身分保護,更準確的最低國際標準則可在《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標準規則》(北京規則)找到—

「8.1 應在各個階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隱私的權利,以避免由於不適當的 宣傳或加以點名而對其造成傷害。
8.2 原則上不應公佈可能會導致人認出某一少年犯的資料。」

在201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出版了《關於兒童司法系統中的兒童權利問題的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當中更進取的列出多項充分尊重少年司法系統中兒童的私隱

原則—

「67.締約國應尊重兒童司法審訊以非公開方式進行的規則。這項規則的例外應當非常有限,並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如在庭審中公開宣布判決和(或)判刑,則不應披露兒童身份。

68. 與兒童有關的判例法報告應當匿名,在線發布此類報告時應遵守這一規則。

69. 委員會建議各國避免將任何兒童或作案時為兒童者的詳細資料列入任何公開的罪犯登記冊。應當避免將此類詳細資料列入其他不公開但妨礙獲得重返社會機會的登記冊。

70. 委員會認為,應當就兒童所犯罪行提供終身保護,不予公佈。不公佈規則以及在兒童年滿 18 歲後仍然不予公佈的理由是,公佈會留下長期污點,可能對獲得教育、工作、住房或安全有負面影響。這會阻礙兒童重返社會並在社會中承擔建設性作用。因此,締約國應確保將終身隱私保護作為一般規則,並將其適用於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各類媒體。

71. 此外,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引入相關規則,允許在兒童年滿 18 歲時刪除其犯罪記錄。此類記錄可自動刪除,或在特殊情況下經獨立審查刪除。」

以上的段落對少年司法系統中兒童審訊時、定罪後、更生的權利保障是更進一步,但香港法律界對這份較新出版的一般性意見討論似乎不多。這也回到香港沒有將公約本地立法的問題,但律師還是可多嘗試以公約為理據,盡力為兒童謀最大的福祉。

公開未成年被告身份的實際問題|

假若法庭沒有積極有效的措施杜絕未成年被告或少年犯的資料被披露,甚或主動披露,將影響該兒童的生活、家庭、身心智社群發展,甚至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互聯網令資訊變得更流通,只要一鍵輸入姓名,就能輕易找出該人的相關記錄,例如學校會上載得獎的學生名單、個人社交媒體等網絡足跡等。而針對反送中運動而生的網絡起底,如「803懸紅報料網」、「香港解密」的設立更令人憂慮,該類網站載有大量參與社會運動人士的資料,包括當事人相片、中英文全名、出生日期外,部分更有其個人聯絡電話、電郵、地址、就讀學校、雙親全名等。可想而知,這些資料一旦外洩,會令兒童在生活各個層面受到影響,如被電話、社交媒體留言騷擾、焦慮會被監視、跟蹤;校內被針對、欺凌、校方受惡意攻擊,影響受害人和同校同學的學習生活;地址和家人個人資料被公開,擔心被上門騷擾、影響家人事業,導致家庭關係緊張;求學、求職困難等等。司法機構和社會各界需正視這些傷害兒童尊嚴、威脅其身心智社群發展的危機。
因此保障每一條個人資料對成長中、需要保護、支援的兒童被告來說都極為重要。

建議|

有見現時各成人法庭的案件累積愈來愈多,司法機構短時間內難以增加人手或設施處理案件,不少在成人法庭提堂的未成年被告最少等一年至三年才接受審訊,屆時可能已超過16歲,失去了少年犯的特別保障。若因檢控延誤、資源等問題導致審訊延誤,卻要兒童承受後果,才是真正的不公。

司法機構應從寬考慮保障未成年人士權利相關的歲數限制,如以案發時被告年齡計算,讓案發時未滿16歲的被告繼續受「匿名令」保護,使涉案兒童能最大地受到少年犯條例保護和享有與少年被告同等的權利。這與HCMA 78/2020最後一段「過往有不少權威性的案例都認同,法庭毋須過份執著於候判者是否已過了條例所述的年齡,在判處已稍為超齡的犯事者時,條例彰顯的判處原則和方向,一般而言是應當依然適用的。」的理念相似。

因此司法機構應全面檢視現時公開披露未成年人士被告/申訴人身分的平台,如法庭審訊的程序、判案書、網上供查閱之案件表等,確保嚴格遵守將未成年人身分保密的原則。寬鬆處理涉案時未滿16歲但在法案件審訊期間滿16歲的少年被告,在法庭程序、私隱權上採取積極措施以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及其重投社會生活的機會。
註*因暫未有媒體報道今早裁決,以上內容引述自「法庭文字直播台」資訊,惟有部分內容被省去,可能未及準確。

參考: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關於兒童司法系統中的兒童權利問題的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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