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續還押】終院判詞:國安法排除有利保釋假定 保釋門檻較嚴厲 高院處理唐英傑案出錯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案件,黎一度獲高院保釋,律政司上訴至終院。終院五名指定法官,今日(9日)宣讀判詞,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訴成功,五名法官並於判詞中指,港區國安法由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條文定立,故不可藉指,國安法與基本法或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符為由,進行憲法上覆核。 終審庭指,國安法第42(2)條,對於批准保釋與否的規則和原則,衍生一個特別例外情況,並為保釋申請加入了嚴格門檻要求。 終院法官又於判詞中指,原審高院法官於處理唐英傑一案時,錯誤詮釋了國安法 42(2)條。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接受《立場》電話訪問時指,終院判詞訂明「有利保釋假定」不適用於國安法,同時承認法院無權裁定國安法違憲,變相若有條文違反人權,香港法院一樣「無得拗」,直言「終審法院已經投咗降」。(另見報道

張達明:終審法院「投咗降」 承認人大決定等同法律

終審庭指出,國安法第42(2)條與《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條,雖然均以被告可能於保釋期間犯案的風險作為拒絕保釋的基礎,但前者的著眼點在於如被告獲准保釋,會否繼續干犯危害國安行為的風險。

終院認為兩者起點截然不同,當中《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包含有利保釋的假定,但國安法第42(2)條則即時排除該假定,並開宗明義指出不得准予保釋,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顯然後者門檻要求嚴格得多。

五名法官又指,國安法第4及5條,確認了對人權與法治原則的保證,一般程序規則亦因國安法第41及42條而適用,故第42(2)條的詮釋和適用,須以相關原則和規則作一個連貫性的整體來解讀。 

終院:須先考慮42(2條)條文     斷然拒考慮保釋條件不合常理

終院又於裁決中指出,於引用42(2)條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案件的保釋申請時,法官必須先決定有否「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過程中法官應考慮席前一切相關因素,包括可施加合適保釋條件,以及在審訊中不會被接納為證據的資料。

法官又指,於某些案件中,在考慮充足理由時,可參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2)條所列出的有關因素,可能有所幫助,包括被告的行為、操守、背景、財務狀況及身體狀況等任何法庭認為相關的事宜。

終審庭又拒絕接納律政司一方早前指,法官於考慮是否有「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不應考慮保釋條件的說法,終審庭指相關論點沒有充分顧及保釋本身的性質,並引用《刑事訴訟條例》9C指,所有保釋決定均須衡量日後風險,包括是否接受被告的歸押承諾、會否於保釋期間犯罪或干擾證人等;並指法官於處理42(2)條的問題時,經妥善考慮可施加的保釋條件後,可決定如沒有「充足理由」,則可拒絕保釋。終院強調指,斷然將保釋條件拒諸門外不加以考慮,實在不合常理,因施加合適保釋條件可做到預防效果 ,且具阻嚇作用,並清楚與風險評估相關。

終院:危害國安行為不涉及未立法罪行

至於42(2)條條文中所指「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終院認為法官應解釋為:任何根據其性質可構成違反國安法或香港法例中維護國家安全的罪行的行爲。換言之,終院不接納律政司一方早前陳詞指,「行為」應包括不構成任何罪成的行為,即可考慮尚未立法的23條條文所涉及的行為。終院法官表示,難以想像被控人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但該行為又沒有干犯國安法或香港法例的罪行,例如叛逆、煽惑離叛或煽動等罪行。

終院:原審法官錯誤詮釋國安法42(2)條

終院法官又於判詞中指,原審高院法官於處理唐英傑一案時,錯誤詮釋了42(2)條,誤解新門檻要求的性質及效力,將其與《刑事訴訟條例》9G所列的酌情考慮,即被告會否不依期歸押、保釋期間會否再犯及會否干擾證人等混為一談,且錯誤地局限「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為只有國安法之下的罪行,而沒有根據 42(2)條作出妥善評估,故此裁定律政司一方上訴得直,並擱置其批准黎智英保釋的裁決。

終院續指,於席前要處理問題的性質有其限制,即申請保釋事宜應由下級法院處理,並指如黎智英經咨詢意見後,如認為可針對總裁判官拒絕保釋決定重新要求覆核,他可申請覆核,惟該覆核並非終院司法管轄權之內,故黎智英現時須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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