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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離開了,但他們的故事不會凋零

2020/8/13 — 13:29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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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Rusty [email protected] History】

倘若,世界陷入戰爭、香港成為戰場。你,會在哪裡?

或許,至少有三分之一讀者的即時反應是,與家人遠走高飛,逃到國外某處避難;另外的三分之一,或許會感到無可奈何,反正平日連豐衣足食都談不上,出國逃難只是天方夜譚;剩下的三分之一,你們會否選擇振臂一呼、披掛上陣,了無遺憾地保護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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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於一九二零年代的香港人,對這個情景應該不會感到陌生。自他們懂事以來,世界逐漸為戰爭陰霾所包圍。隨著戰鼓聲逐步迫近,香港曾經有約兩千名華人投身軍旅或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成為盟軍的一員。他們有些不幸在守衛家園時捐軀、或在堅持抵抗時遇害,亦有不少在戰勝歸來後,重返平民生活,默默地活在我們身旁。每年無論風雨陰晴,他們會定時聚首一堂,緬懷昔日的戰友,高呼「我們會懷念他們!」如今,這些曾經與我們擦身而過的白髮老人,大多已經重返戰友的行列,時光消逝不會再困擾他們,歲月亦不能再損他們分毫。

蔡彼得先生(1922-2020年)Rusty Sir@Live-Thing. History攝

蔡彼得先生(1922-2020年)Rusty [email protected] History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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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二次大戰退伍軍人會會長(Peter Choi)於2020年8月6日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尚留在我們身旁的二戰老兵已經寥寥無幾。筆者僅以四名已故華籍老兵的故事,懷緬他們為此地所作出的貢獻。

莫華燦先生(1920-2012年)

莫華燦先生(1920-2012年)

出生於1920年的莫華燦(Raymond Mok)是家族的第五代成員,父親與叔父都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買辦,家中排行第七的他被送入寄宿學校就學,其後入讀喇沙書院,在1938年成為香港大學的醫科生。來自巴拿馬的鄭治平(Maximo Anthony Cheng)在1921年出世,八歲時跟隨父母來到香港,先在喇沙書院讀書,再在香港大學修讀英文。蔡彼得在1922年出生,父親是旗昌洋行(Messrs. Shewan, Tomes & Co.)旗下的香港麻纜廠的廠長,13歲時蔡彼得已經開始在外工作,曾經在淺水灣酒店擔任服務生,接待過宋子文、羅倫斯嘉道理等名人,17歲時返回父親的工廠供職。至於1923年出生的林永光(David Lam),就讀於英華書院,卻怎樣也想不到,他從未遇上畢業的機會。

進入三十年代末期,對這四名年輕人而言,戰火並非遙遠的事。英軍自三十年代中已經開始招募華人入伍,政府亦要求年青人加入制服團體接受訓練。本身是海童軍的莫華燦,1937年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被編入以華人為主的第四連。成為醫科生後,又被改編入由醫學院教授賴廉士(Lindsay T. Ride)指揮的義勇防衛軍救傷隊(Field Ambulance),接受各種急救訓練。在香港大學就讀的鄭治平,則在教師鼓勵下,成為義勇防衛軍第四砲兵連的一員。仍是英華書院學生的林永光在進入義勇防衛軍第四連後,莫名其妙地不斷接受撤退訓練,經常要帶著那數十磅重的李維斯輕機槍轉移至一英里外的地點。蔡彼得在1941年也決定加入英軍行列,成為了皇家砲兵第17防空連(17th A.A. Battery, Royal Artillery)砲兵,是數百名駐港華砲兵之一。對於他們四人而言,參軍是一種有趣的另類體驗,畢竟當時香港沒有太多娛樂,不平凡的軍旅訓練絕對是與別不同。

戰爭在1941年悄然而至。守軍在1941年12月5日(星期五)接獲情報,大量日軍正在越南金蘭灣集結,發動大規模攻勢的意圖已經相當明顯。當時香港守軍剛好完成第一輪演練,正為下星期的第二階段演練作準備。義勇防衛軍仍然在粉嶺的軍營內進行各項訓練。本來為期兩星期的訓練忽然在當日終止,莫華燦、鄭治平、林永光當晚接到的指示是︰在晚上靜靜地從軍營走到火車站直接返回市區,不要驚動附近村民,與家人好好共渡週末,星期一早上回軍營報到。

12月8日(星期一)早上,他們三人準備返回軍營時,才剛剛受訓兩個月左右的新紮砲兵蔡彼得正在鯉魚門軍營享用早餐。忽然數十架日軍軍機進入香港上空,轟炸啟德機場。蔡彼得立即接到命令前往大埔滘,監視吐露港海面,以防日軍登陸。後來被派往瀑布灣防空砲台(Waterfall Bay A.A. Battery,又名雞籠灣砲台),包括他在內的八名華砲兵與另外八名印籍砲兵,各自操作一門4.5吋防空砲。鄭治平在白沙灣砲台負責操作砲台探射燈,莫華燦的救傷隊則被派駐摩星嶺砲台。原本負責守衛摩星嶺的第四連,各排被派往其他防區,林永光所在的第13排被派赴明德醫院附近的防區。

面對日軍的攻勢,守軍有序地進行遲滯作戰,即使醉酒灣防線未能拖延日軍的進攻,卻成功按計劃從九龍撤出所有守軍。12月13日,一架由日本海軍第二遣支艦隊派出的九四式水上偵察機在摩星嶺上空進行偵察期間,瀑布灣砲台奉命開火,印籍砲兵操作的高射砲成功擊毀該偵察機,日軍指三名乘員全數陣亡,此事後來在皇家砲兵的戰時日誌及守軍司令莫德庇的作戰報告中亦有提及。軍官特意送了一隻羊作獎勵,當晚蔡彼得與其他華、印同袍享受了一頓戰火下的咖哩羊。

日軍佔領九龍後利用魔鬼山的地理優勢,不斷砲擊對岸的鯉魚門軍營和白沙灣砲台。鄭治平駐守的探射燈台在15日晚上發現不明船隻正試圖越過鯉魚門海峽,白沙灣砲台立即開火阻截,雙方繼而互相轟擊約半小時後才告平息。後來,因連日砲擊而身心俱疲的鄭治平與其他華砲兵被轉移至赤柱砲台,未有再參與前線作戰。另一方面,摩星嶺連日來不斷受日軍空襲和砲轟,莫華燦的救傷隊被迫轉移至砲台的地下測量室內。怎料一發240毫米榴彈砲的啞彈在16日貫穿地下測量室的頂部並擊中了通訊室,莫華燦等人被迫再次轉移至摩星嶺附近的銀禧砲台。日軍登陸港島後,與守軍在黃泥涌峽爆發激烈戰事,移防至馬己仙峽的義勇防衛軍第四連接獲駐守渣甸山的第三連陷於苦戰的消息後,奉命前往黃泥涌峽增援。林永光抵達當地後,激戰已暫時告終,漫山遍野只有陣亡官兵的遺骸。第四連後來又被轉移至南朗山,之後又返回原來在山頂的駐地。

香港淪陷後,莫華燦返回香港大學,以便在必要時協助瑪麗醫院處理傷兵,最終在大學校園內向日軍投降。林永光跟隨長官前往美利兵房,向日軍繳械。身在赤柱的鄭治平則在東旅守軍投降後被俘。至於駐守港島西端的蔡彼得,砲台指揮官下令所有華砲兵立即銷毀軍服,以免被日軍俘虜。他立刻返回位於上環,照顧家人。

莫華燦與林永光向日軍投降後,與其他守軍俘虜被遣送至深水埗軍營。當他們列隊沿彌敦道步行去深水埗時,兩旁的華人對他們的態度不一,有些人默默地看著俘虜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進戰俘營,有些則笑罵這些華籍英兵為賣國賊。深水埗軍營在守軍撤離九龍後遭受到附近民眾的徹底掠奪,就連門框、窗框也被拆掉。對於剛剛經歷完戰事的戰俘而言,最令他們頭痛的莫過於要在空洞洞的營舍內渡過寒冬。蔡彼得的父親由於不願服務在日本人之下,辭去了麻纜廠的工作,決定舉家歸鄉。蔡彼得為了謀生,曾經誤打誤撞地加入過廣州的和平建國軍與控制市橋一帶的土匪,兩次都在發現對方的親日立場後離開,最後他決定隻身回港。

日軍雖然攻佔了香港,卻對如何管治這片佔領地沒有任何頭緒。早在戰事進行期間,第38師團已經接獲命令要在1月初進攻荷屬東印度群島。他們成功佔領香港後,即忙於掠奪香港的物資並進行補給。由於缺乏人手管理戰俘營,有些戰俘得以趁機逃走,有些戰俘則盡力向附近民眾購買物資。日軍起初似乎沒有想過如何供應膳食予戰俘,被送往北角戰俘營的鄭治平發現膳食相當不錯,日軍從附近的倉庫找來肉類等等;但在深水埗戰俘營的莫華燦與林永光卻注意到日軍送來的不是被遺棄在倉庫中的腐米,便是因冷凍庫故障而腐爛的肉。1942年初,被移送至深水埗戰俘營的鄭治平、林永光與其他戰俘被日軍徵用協助擴建啟德機場,莫華燦則被留在營內工作。成為軍官隨從的林永光,在4月時與其他軍官被移送至亞皆老街戰俘營,成為了戰俘營內唯一的華人。

日軍在1942年9月決定釋放在深水埗戰俘營內為數不多的華籍戰俘,身在亞皆老街戰俘營的林永光卻幾乎被遺忘掉。幸好有英軍軍官注意到大量華人戰俘被送到戰俘營對面的聖德肋撒醫院,立刻著他與管理戰俘營的英、日軍官交涉,最終得以被釋放。日軍要求所有華籍戰俘呈交書面聲明,承諾不與日軍為敵。獲釋後,鄭治平、林永光相繼從沙頭角離開香港,前往惠州,加入英軍服務團。莫華燦在獲釋後一度被日方安排協助進行防疫工作,並意外地取得未簽注的防疫證明文件,英軍服務團成員獲悉後要求他提供這批文件,方便他們進出香港。他後來亦離開香港前往惠州,在英軍服務團內負責前線醫療工作。隻身返港的蔡彼得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後,有英軍服務團成員接觸他,並安排他進入船塢工作,監視日軍船隻動態。可惜後來該成員被日軍捉拿,蔡彼得被迫再次逃往內地。

加入英軍服務團後,鄭治平輾轉經曲江、衡陽、貴州,抵達桂林。1943年,印度方面要求英軍服務團把旗下的華籍英兵派往印度,鄭治平於是與過百名華兵乘坐運輸機,跨越駝峰山脊(The Hump)至往印度。不過,他們在印度除了接受一般訓練之外幾乎無事可做。直至1944年,曾經在香港招募華兵、正指揮「殲敵」部隊(The Chindits)印度第77旅的高活(Michael Calvert),獲悉他們正身處孟買的度拉里軍營後,決定嘗試招攬他們。連同鄭治平在內,所有華兵二話不說便加入高活的特種部隊行列,組成「香港志願連」(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在接受叢林訓練後不久,日軍進攻英帕爾(Imphal),英軍決定派出「殲滅」部隊深入日軍後方。包括香港志願連在內的高活第77旅,負責在通往密支那(Myitkyina)路上擾亂日軍的補給。在一次行動中,鄭治平等人跟隨踞喀兵在八莫(Bhamo)附近截撃日軍運輸隊,他獲分發一袋手榴彈,並著他不斷朝山谷內拋下手榴彈以壓制日軍。

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所會址 Rusty Sir@Live-Thing. History攝

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所會址 Rusty [email protected] History攝

另一方面,林永光加入英軍服務團後,負責監視日軍動態、搜集情報。在1943年的「巡防艦行動」(Operation Frigate)中,他與何禮文(Ronald Holmes)被派往大鵬半島的高嶺,監視進出香港東部水域的海空力量,但他們在10月被東江縱隊的劉培所部挾持,並送往坪州,林永光趁機向惠州方面通報事件。面對盟軍介入所造成的壓力,東江縱隊假稱事件為土匪所為,在英軍服務團交出贖金後,便釋放何禮文等人。事件後,英軍服務團把林永光派往桂林從事反諜報工作,桂林淪陷後,他又隨隊撤至昆明。

莫華燦一邊在前線的戰地醫院服務,一邊負責若干情報工作。他經常要周旋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勢力之間,並盡力與兩方維持良好關係,期間他曾經治療負傷的東江縱隊司令曾生。

這是Rusty Sir第一次到退役軍人會,剛好站在閘內正是蔡彼得先生。二人亦由此結緣相識。(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信箱 Rusty Sir@Live-Thing. History攝)

這是Rusty Sir第一次到退役軍人會,剛好站在閘內正是蔡彼得先生。二人亦由此結緣相識。(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信箱 Rusty [email protected] History攝)

蔡彼得逃往內地後,卻遇上另一段不尋常的經歷。當他嘗試前往惠州時,在淡水遇上國軍「拉夫」,成為了被用作頂替別人入伍的「豬仔兵」。幸好當時負責看管他們的排長因為與他同為廣東人而特別投契,在了解他的經歷後,帶他離開並前往惠州,最終加入國民黨的獨立第九旅。後來蔡彼得離開了部隊,在惠州逗留過一段時間,戰爭便結束了。

日軍投降後,蔡彼得與莫華燦先後返回香港,蔡彼得一度重新加入英軍,擔任過香港戰爭罪行法庭的守衛,後來因薪餉問題而離開。莫華燦的戰時服務為他帶來一筆獎學金,供他在英國完成醫學課程,回港後在荔枝角醫院任職。鄭治平在印度接受軍官訓練後,在1947年退伍,回港後服務於政府工作。林永光在戰後服務於昆明的美國領事館,後來因國共內戰局勢關係,領事著他盡快回港。他因為情報經驗被延攬至警隊政治部,並協助政治部的架構重組。

最初純粹為了有趣而入伍,戰爭來臨令他們成為了守衛香港的士兵。縱然在香港淪陷後各自走在不同軌跡,對抵抗入侵者的堅持卻是無庸置疑。戰爭過後,他們重新踏上平凡的道路,為自己的未來繼續默默地奮鬥下去。每年的戰爭紀念活動,他們都會與昔日同袍聚首一堂,回憶那些有趣的經歷、緬懷在某個遙遠角落的戰友。

雖然開懷大笑不再在那橋底下的會所中迴盪,但在旭日之下、夕陽映照,他們的身影依舊印記在我們的腦海中,他們的故事將會在世代間繼續流傳下去。

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門牌 Rusty Sir@Live-Thing. History攝

二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會門牌 Rusty [email protected] History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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