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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壓境,香港電影如何繼續?ㅤ《亂世備忘》陳梓桓:做好被捕心理準備,不停拍

2020/5/27 — 18:16

2012 年,中國導演應亮因拍攝改編自上海「楊佳襲警案」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被當局封殺、通緝,「流亡」香港;導演婁燁曾因拍攝涉及八九六四的《頤和園》,被罰5年不可拍片,後來製作、2019年上映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耗時兩年才通過中國當局的審查。電影上映前夕無故撤檔,已成中國影業常態,去年遭「臨時撤檔」的中國電影至少十部;今年一月,已舉辦 14 屆「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宣布「無限期停辦」。

如今《國安法》殺到,紅線處處,香港電影何以繼續?會否陷入大陸影人面對的困境?《立場新聞》訪問多名本地獨立電影工作者,了解《國安法》逼近對他們創作的影響。 

「擔心(秋後算帳),會做好被捕的心理準備,但不會停止拍攝和放映。」其中曾憑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入圍2016年金馬獎的獨立電影導演陳梓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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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備忘》劇照

《亂世備忘》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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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審查與資源收緊,是必然結果

2003年香港與中國大陸簽訂 CEPA 後,不少電影工作者紛對準大陸市場北上拍合拍片,為通過大陸的審查制度,只能收編於官方論述之下,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大贏家《少年的你》亦然。對於早已「中港融合」的電影圈而言,《國安法》存在與否,又有什麼分別?

香港獨立電影節策展人、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認為,《國安法》對整個電影界的影響未必很大,因不少影人早已到中國發展,反而是仍堅持拍「香港電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或面臨更多困難。他估計《國安法》推出後,業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會更嚴重,越來越少院線敢放映一些題材敏感或涉及政治議題的電影,拍攝資源也會被削減,難以申請政府資助,「(獨立電影)被主流越來越邊緣化,係必然嘅」。

他又以《亂世備忘》(2016)與《地厚天高》(2017)為例,前者拍攝雨傘運動仍可申請到政府旗下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後者卻因紀錄片主角梁天琦曾支持港獨、被指違反《基本法》,終無法成功申請資助。

圖右:《地厚天高》宣傳照

圖右:《地厚天高》宣傳照

說到《地厚天高》,其導演林子穎亦表示擔心《國安法》通過後會被秋後算帳,有時也會閃過流亡海外的念頭,但她表示自己目前不想離開香港,到了外地也需要面對其他問題,像是離散情緒(diaspora),「我希望離開係因為嚮往其他地方嘅生活,而唔係因為我害怕依家呢個處境」。

至於創作上,林子穎則本就不打算再拍政治題材,覺得自己已有太多這類作品,例如《旺角黑夜》、《未竟之路》與《地厚天高》。問及會否擔心近日曾成 iTunes 銷售排行榜第一的《地厚天高》都被下架,林子穎表示,「被人下架風險總會有,《國安法》存在與否無關」。

《佔領立法會》電影劇照

《佔領立法會》電影劇照

守住繼續創作的勇氣

除了資源與自我審查外,崔允信認為暫未預見業界會面臨其他更直接的打壓,強調業界「好多人會守住」,要在香港做到取締一個電影節或禁止拍攝,並非易事。作為電影策展人、影意志藝術總監,他強調:「我覺得自己嗰關要過咗先,如果繼續叫自己做『香港獨立電影節』,但原來為咗資源問題,係需要篩選一啲電影嘅話,我覺得要考慮係咪值得繼續搞落去」。

崔允信認為此刻需要做的,是指出《國安法》的可怕,繼而在行動上反抗,「只要大家唔好驚,夠膽繼續拍,咁我網上發放、私人場地去放映......只要夠膽繼續做,做得夠多,就會有影響力」。 

《理大圍城》電影劇照

《理大圍城》電影劇照

然而,在《國安法》下,又有多少人能夠戰勝恐懼,繼續創作? 陳梓桓可能是其中一個。

「擔心,會做好被捕的心理準備,但不會停止拍攝和放映。」現年33歲的陳梓桓曾憑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入圍2016年金馬獎,他說,「國安法下,所有香港人或入境香港的人也難保講『錯』嘢,做『錯』嘢被捕,電影人只是其中一種身份,避唔到,可洗定 pat pat,做好心理準備」。

他如今正在籌備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憂鬱之島》,卻遇上「港版國安法」,但堅信沒有人能夠阻止影人繼續創作,甚至會有更多回應社會的「香港電影」誕生。「即使只有一個人,即使一蚊都無,唯一可能是在獄中,沒有攝影機,只能用筆創作,或者可以寫故事,畫下圖畫,流出去找人幫手執行拍攝也可以」。

陳梓桓

陳梓桓

陳梓桓指出,在這影像創作普及,器材及放映民主化的時代,其實不存在「沒有資金就不能拍電影,沒有電影院放映就不能拍電影」的問題,而年輕影人也不再將中港合拍片視為出路,反而更渴望當一個真正自由的創作者,不願臣服於中國審查制度,「做屬於香港的『自由電影』」。他強調,電影應是面向世界的,無論是觀眾、賣片,還是資金來源。

「為甚麼世界其他地方,比香港更沒資源的地方的電影人,也可以拍到電影?這是我們埋怨沒錢拍電影,沒方法拍電影,沒觀眾看電影的人,都要去解答的一條問題。」

資金、發行是後話,但若連最基本的拍攝權利都被剝奪呢?陳梓桓遂以被伊朗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禁止拍片20年的導演 Jafar Panahi 為例,Panahi 即使被禁仍暗地裏創作了《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並偷運出境,最後奪得柏林影展金熊獎。陳梓桓認為:「被禁拍片,便改變自己的拍攝模式,好似開的士時放部攝影機在的士上,便可以繼續拍片;以更切合時代的電影模式,去拍這時代的內容議題,在不知不覺之間,其實也是在拍更好、更自由的電影」。

或許有香港影人會繼續玩「擦邊球」講政治,但陳梓桓認為自己永遠不可能這樣做,「因為我從來都無入過商業電影的世界」,既然繼續堅持獨立製作,就會直接談政治題材,回應時代。他反問:「即使金像獎預告片剪得如何回應時代也好,也只是預告片回應了時代,那我們的電影本身呢?」 

陳梓桓強調,就算面對《國安法》的壓力,他仍會繼續堅持創作,「不是因為有自由的空間而做電影,而是電影創作是走向自由的方向」。他亦寄語香港創作人:「在艱難下,香港的所有創作者也要努力下去,困境下,大家會做更自由和更好電影,這是我確切地相信的」。

《樹大招風》三導演:歐文傑、許學文、黃偉傑(由左至右)

《樹大招風》三導演:歐文傑、許學文、黃偉傑(由左至右)

若失去創作自由,不惜離港

然而,並非所有影人都如陳梓桓般積極正面。 

《十年》(方言)、《樹大招風》導演歐文傑表示,若真的設立《國安法》,也許會離開香港,「今次我不會覺得是移民,反而比較似流亡做難民」。他朝成流亡導演,歐文傑希望可以拍關於海外港人的電影,繼續為港人發聲,「無論如何我的創作很難離開我這個『香港人』的身份」。

他指出,沒有資金拍電影不是問題,但將來眾籌拍「香港電影」或被指犯法,若想繼續留港拍香港電影,「一係就乖乖聽話」,又或者參考一些本港或內地導演,拍《少年的你》、《讓子彈飛》等電影玩「擦邊球」。

「如果追求創作自由的話,在我眼中,香港再也不會是適合的地方。」

電影《十年·方言》劇照

電影《十年·方言》劇照

文/鄭晴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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