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末日之後活下去 — 訪蘇苑姍《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文:李卓謙】

讀這本書時我仍會想起那些辦公室的早晨,Edith通常是最早回來的一兩個,在我邊吃從便利店買來的三文治時跟我閒聊幾句,可能都是我在問她最近看什麼書、什麼電影,哪個誰出了新書,哪部新戲快要上……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那時辦公室還未開始運作,好像一切都還沒開始,然而一切其實早就發生,只是我還未知道。

在我認識Edith前,就已經知道「蘇苑姍」的名字,讀過她寫的文章,那是篇談論李智良散文集《房間》的文章(〈我不懂怎樣評論──讀李智良《房間》的一點感想〉),我分幾次讀完,對她思考的細緻深入有了印象(沒想到之後跟她成了同事)。如果把她評論過的書羅列出來,大概就知道她關心什麼議題(這好像一句廢話)——《房間》、《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情緒之書》、《時光列車》、《另一個身體》、《生命的測量》……(是否也能從中看出什麼端倪呢?)

同樣地,我讀《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也讀得很慢,只因為覺得沉重。從兩年前開始就覺得自己的心臟負荷能力愈來愈低(心力不足?心血少?),面對他人的苦難,不知怎麼反應,也不知可以說什麼,於是常常陷入沉默。當Edith在後樓梯跟我們談她的事情,很多時我也只能沉默回應。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收錄她寫於過往十多年的文章,那更像是隨筆,絮語,對自己說話,不斷去反思、翻檢、探挖,關於活著,關於生命,關於病,各種反覆繁瑣疲倦疼痛的患者日常,關於「你」,關於公義,關於「絕望如何把人殺死」……有時是看透,有時是迷惘,有時是憤怒,有時是控訴,軟弱有時,倔強有時,如此組成了「蘇苑姍」。

不能承受的輕

Edith的身影比她的文字單薄,好似風一吹就會飛走,這個印象是在她的病復發之後才有(剛認識她時,我對她的病一無所知),有時看見她走路也吃力,好像要很用力才能抓緊地面。聽著她說要隔天做物理治療把骨頭拉鬆以免壓痛神經(做完物理治療也只能換取四五個鐘頭稍微輕鬆的時間),無法想像她的身軀是怎樣承受。無法想像,可能就如她所寫,「……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了解他人之痛的。」[1]

(無人希望知道疾苦,我是知道的。)[2]

曾經約過Edith的稿,文章最尾的句子令我印象深刻,那句用括號括住的話,與其說是控訴/體悟/失望,更像是微弱的回音。一個沒病沒痛的人可能真的不會無原無故去了解疾病,就好像每次都要等到身體發出疼痛的訊號,人才會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坐直、飲水)。疾病諱莫如深地被人敬而遠之,好像不知不講就不關自己事。意義是Edith常問的問題,在言談間她會一直問我對書的看法,就連書的出版也令她疑惑,「為什麼要出?其他人為什麼要知道你的事?」又或者覺得「好似在放負」……

這是寫作者的自我詰問,也是讀者可思考的問題。的而且確,《活下去的世界》不夠正能量,也不是心靈雞湯——我們真的需要更多心靈雞湯嗎?更進一步說,這正是Edith抗拒的:「怕被定義成生命鬥士,怕別人把自己套入框架。要知道,「正」並不完全反映個人心理狀態的正面與否,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所置身的環境——我們這個社會所加諸的道德壓力,關係到社會怎麼去定義病者——只期待正面樂觀(不可放負)。」[3] ——但卻是真誠真實的,如果說我們真的想去了解那些生命中的幽微曲折,單憑「想像」當然不可能,而唯有交流(文字是其中一種)才有機會達至理解。

而Edith渴望的是交流,希望自己的文字至少對一些人是有意義的。

死亡的第四種可能

在我相處中的Edith是談不上消極的(她問我,書中的她和現實的她會不會很大差別),不知能不能說是豁達,但她和她的病好像是一種共存的狀態,她覺得可能是性格使然,也是「不得不如此」,有時她寧可別人不要放大(過度詮釋?)或者太過集中在她的病,「病咪就係病囉」;但對於大是大非,對於社會上的不公義,她卻抓住一個很強的信念:「不應該如此。」

書中提到黃碧雲的《盧麒之死》——我不是在鼓勵自殺。只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死者生前所受之苦,那就等於,他們死後依然受著暴力。常常記起《盧麒之死》中的兩句話:「無法說盧麒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死亡有『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非死不可,只能如此。」[4] ——於是我想起那年跟Edith去浸會大學聽黃碧雲的講座,會後在排隊找黃碧雲簽書時,她問我對「第四可能」有什麼看法,那時我說不出什麼,甚至連書都未看,更不知道那個問題背後潛伏著更大的陰影,而且一直在她心頭揮之不去。

書中不時出現第二人稱「你」,就好像她一直在跟這個「你」對話,那不是文學技法也不是什麼隱喻,而是確實具體的對象。「你」是Edith的男朋友,他在2017年6月跳樓自殺。

從高處。我的眼睛好像慢慢與真實連結。

每個人都可能被迫上絕路,我嘗試感受思維如何在你腦中跑過一遍。

是跳。還是墜。[5]

「你」因為受人誣捏最後含屈自殺[6],自此Edith的世界以2017年6月為界一分為二。她跟朋友曾試過循法律途徑追討無果,也試圖找涉事機構與另一位當事人,但就連一個「說法」也討不到,一個人的死可以如此不明不白,現實世情可以如此荒誕。「沒有說法」令我想起她罹患的病,一切可以追溯到她小時候輸血事件,但白血病(或癌症)的成因至今仍未有統一說法(非單一成因引起),醫生說未必關事,但又如何解釋?

循現實途徑無果,有段時間Edith把自己栽進文學和電影,瘋狂的讀、瘋狂的睇,好似要在裡面尋找答案,例如大江健三郎的《換取的孩子》(寫他的摯友伊丹十三自殺事件)、賴香吟的《其後》(寫邱妙津的自殺事件)……她讀這些書是想知道如何拉住自己,「如何不跟著他去?」「發生了那件事之後,第一個感覺是自己會跟著他一齊死,因為我們是share同一個價值觀,事後回想才覺得,可以不是這樣……」

她用半年多時間消化他的死,期間知道自己必須找工作、找事情做,於是進了文學館,只是沒想到她的病此時又回來找她……

劫後餘生

Edith的病反反覆覆病發過三次,一次在中四五,一次在她大學畢業出來教書後,而糾纏最耐的這次是在進入文學館之後。「當時大概覺得我難得能再站起來,你(病)又要來搞我……但我很少會有『為什麼是我?』這種想法。」對於Edith來說,她的世界末日早就發生過了,好像之後再大的波折她都能坦然面對,能試的藥就試,能做的治療就做,也不強求,「也不是苦苦求生,有時覺得,就算在現在死去也無所謂。」

「以前會好執著一件事,但在他的事件之後,發覺自己好似沒了脾氣,或者是無力發脾氣,發脾氣都要用好多力的。」而當社會被愈來愈大的陰影籠罩,她反而覺得每件微小的事都好有意思。有時她的家人會以「咁嘅時勢……」做口頭禪,好似現在做什麼都晒氣(例如「咁嘅時勢,仲慶祝生日做咩吖!」),但她會覺得「正正是這種時勢,多微小的事都應該去做、值得去做」。最令她難過是這兩年間因為生病無法看書,她清楚閱讀和寫作的必要,「可以提升自己的視野,幫你講到一啲嘢。」

跟Edith聊天常常會覺得安心,好似跟她說什麼她都能理解,也不會把你的說話當玩笑,那麼認真,那麼誠摯地聆聽,這種感覺在我剛認識她不久就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她的經歷有關——因為在醫院學校待過,我開始明白感受力,同理心(不是同情心)的重要[7]——同理心現在很多人都掛在嘴邊,但沒多少人做到,我問她同理心是什麼,她說「不要把自己放那麼大」。

有時覺得Edith有種幾乎自卑的態度,不想麻煩到人,不想別人擔心,她說想要「不成為別人負擔地生存」,但同時也感受到她積極、強烈的一面:「每朝強烈地想起身,無試過唔想起身。是性格嗎?」

 

註:

[1] 蘇苑姍,〈曾經對稱的感覺〉,《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65。
[2] 蘇苑姍,〈如果沒有在瑪麗下車〉,《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72。
[3] 蘇苑姍,〈那些抗拒著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82。
[4] 蘇苑姍,〈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90。
[5] 蘇苑姍,〈那不存在的光〉,《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182。
[6] 他叫梓豪,被指控偷拍女同事裙底而遭停職,在警察上門時跳樓自殺,在遺書留下「對世界絕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冇做過,冇力再走」的字句。事後警察沒有在他的電話電腦裡找到任何證據。同年九月,他曾任職的機構被揭發財政混亂,令事件更加撲朔迷離。
[7] 蘇苑姍,〈曾經對稱的感覺〉,《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香港文學館,2021年7月,頁65。

 

購買連結:http://www.hkliteraturehouse.org/shop/s26fd9wrttejelkwfchlshal4fs2wt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