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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故鄉的代言者:記「幸福不過虛構 — 童偉格 x 李智良對談」

2017/8/4 — 10:04

【文:賴崇欣】

上月九日,香港文學季「虛構的幸福」系列講座邀請了作家李智良和童偉格於誠品銅鑼灣店對談,由鄧小樺主持,主題是「幸福不過虛構」。一個半小時的對談,由二人的相識、對《房間》的解讀,談到書寫的障礙、對「作家」、「他者」身份的理解 — 話題的深度和重量逐步倍增,一直講到台上三位講者都快要哭的地步。快要哭,是因為觸及到作者沒法子再寫下去的困阻,對寫作意義的疑問。

童偉格所理解的李智良和《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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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相識可溯至2013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WP)。當李智良熱衷於與各國作家的討論,「吵架」時,童偉格則躲了起來,自認「怕事,有一點害羞」、害怕高密度地討論文學。直至一個晚上,童偉格敲李智良的門,看到李智良在哭泣,二人開展對話,就此結了緣。

就是那番對話,令童偉格有種「我比較能讀懂《房間》」的感受。當其他的書評人用不同文化理論、主義切入《房間》時,他視《房間》為純文學,以俄國形式主義解讀。「甚麼是文學?對那一代的解讀者而言,就是用一種奇怪的方式講述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陌生化、私密化」。李把一個大家都熟悉的題材以自己獨特的形式翻譯成小說,因此《房間》帶給他「一種非常陌生經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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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的生活正是我們的生活

但李對《房間》的想像似乎不止於純文學。「如果文學跟我自己的生存、跟我很關心的、很現實的正義、分配正義的問題沒有一個連繫,我寫多漂亮、多詩化的東西,其實我覺得在欺騙自己、欺騙大家。」《房間》關係到社會的正義、人的生活,揭示的,是於香港生活的壓迫感,還有社會滅掉邊緣人士的聲音的不義行為。「如果年輕人看《房間》有很大的共鳴,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同一個後殖民和新教主義底下的奇怪的城市生活,被這生活框框所壓迫,然後有不適應的感覺,格格不入。」

他認為,生活在這個講求速度的城市,難免會神經質,社會卻把這些不適應資本主義、高速度生活的人當成是「病人」。在這要「表現正常」的「暴力」下,這種「神經質」不單沒有被社會正視,還被拒絕。當人被介定為病人、「不正常」,社會對他的排擠就因而變得合理。李言,精神病人、基層、女性、新移民,其實「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是可以連接一起的受害人。」李一再提到「正義」這個字眼,指出社會如何對待這些邊緣的人士,背後實是社會分配正義的問題。《房間》帶我們走入「病人」、「不正常」的視界,重新審視這個同樣瘋了的城市形態。

作家的煩惱

大概每個作家都會問自己一條問題 — 為何要寫下去?講座中段,童問及李未來的寫作方向,只見李彆扭地說:「未來我不知道,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寫,可能我還未找到一個講話的方式。」除了對說話方式的思考,李倍感在文學建制內的壓迫。「整個城市的出版和發行,似乎在生產某一種形態的作家跟某一種形態的書寫、寫作。在這個文化創業,作家被定為某一性格、某一情緒的『代言人』。這個東西已經讓我受不了,我已經快要瘋掉。」因為自己的作品,常常有讀者對他吐露私密的事情和心聲,他不想聽到這些事情,也拒絕承擔這個責任。在不同的疑問、思考和讀者的期望當中,李感受到的是寫作帶來的壓力。

同時,作家也要面對自己的人生。李想要面對發生在2007、08年的創傷經歷,因此,他份外期盼寫作能帶來自我療癒的作用。「我希望寫作是可以幫我生存下去的東西。我不要它讓我死掉,你懂嗎?因為很多作家,他在處理自己的傷害的時候,他沒辦法越過寫作對他的質問,沒辦法面對你就死掉⋯⋯我沒辦法處理這個問題,我就沒辦法寫下去。我一直很焦急。」李的神情帶點無奈、又帶點窘惱。在近7分鐘的獨白中,李的聲音剛勁有力,吐露出對寫作條件和作家的身份的不滿和質疑,還有個人成長的難題。

契訶夫和卡夫卡的寫作障礙

童並沒有直接回應李的種種,倒談起了契訶夫和卡夫卡的寫作經驗。他用溫厚的聲音,點出契訶夫身為作家的困窘:沒有自信。「無論他如何關心、如何思考,在自己心中,他實際上永遠覺得自己跟自己心中的那個理想作者相距甚遠。」他借契訶夫的經驗帶出,一個作家所面對的寫作障礙,就是作者「對作品理想狀態的個人的想像」。「但契訶夫知道如果一直保持這個想像的話,那寫作帶給他的只有挫敗,因為他不能在寫作當中得到成就⋯⋯當您的精神跳躍下去,跟你想寫的東西搏鬥過的話,你就知道其實真正完成一個理想作品非常困難。」

由此說下去,童提出世上存在「兩種作家」,以回應李的寫作困擾。第一種是寫作下去,會寫得越來越容易的作家,因為他大概知道自己的技術,明白可以談什麼題目,現實生活供他不少寫作的素材,讓他可以把書寫得越來越長,越來越複雜。「另外一種作家相對是寫作變得越來越困難的作家。這種作家常常覺得自己是被自己完成的寫作所背叛。」

這次,他以卡夫卡為例,解釋「現實」如何成為寫作的路障。卡夫卡是居於布拉格的猶太人,所寫的猶太德語異於標準的德語,其作品因而被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冠為「少數文學」,每每在與語言的搏鬥間展現出一種有政治性質的反叛。「卡夫卡所面對的,是一個強勢的德語繁榮情況,他不可能去寫,但其實也不可能不寫作。於是他的寫作變成一個越過自我,去體驗自己實際上是用非常不稱手的工具在親手秤量自己的生命,但你知道那個秤量出來的所有詞、部分描述必然對自己形成一種自我反諷的笑聲。」卡夫卡無法以正統德語寫作,但也無法不寫作,最後寫出來的,就成為其猶太人、奧地利人身份的諷刺。從這兩位作家的經歷可以看出,作家自身的性格、種族、語言,這些「現實」,統統都阻礙作家寫作。

寫作是一件非常犯規的事情

回應李對作家「要表現某一種性格」的質疑,童理解他在拒絕寫作的「自然構成的規則」。「只要我們通過中學讀的科目你就知道,但凡寫作,必定具備一定程度的表演性,因為修辭的運用,修辭的選擇,直接造就,它實際上就是一種姿態的表演,於是任何的寫作,不管是虛構題材還是真實題材,它也一定存在某種的表演性。」「如果你不想表演,或者是如果你排擠了表演,那寫作還有沒有可能?」這裏討論的,是「作者」和「他者」的問題。

「其實寫作就是這樣的一個心理活動、心志活動,你需要去設想他者,你甚至需要把自己設想成他者。在這樣的寫作當中,無數次地去訓練、去操作所有那些情感體驗、心志的體驗,將它化為字句,當你用『他想』作句子開首時,你已經在做一件非常犯規的事情。你怎麼知道我怎麼想?窮盡一個人的體貼,那心意、研究、一切的猜想,當它化為文字的時候,他一定對另外一個『他者』構成了擔擾、構成了侵犯,因為無論你如何細心設想,它永遠、永遠不夠全面。」

所以,作家難免成為「代言者」,而寫作難免成為表演,成為一種「僭越」,僭越「他者」的感受、國族、身份。他要成為「代言者」,同時要面對身為「代言者」的無奈,要面對讀者把作者當成樹洞一樣透露自己。作家由是陷入一個尷尬的境況:他不能不寫,儘管他在質疑自己作為「代言者」的正當性。

這時候,童轉而提到,人類學研究者同樣要面對成為「代言者」的尷尬境況。「你怎麼可以有自信,認為你可以作為永遠非常理性的報導者?」當人類學家帶着自己的文化視野、語言到訪他方,又如何作出客觀、理性的批判?當他把所看到的一切翻譯成自己的語言,給自己的讀者看時,他自身的條件、視野,難免妨礙他對「他者」的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構了一個作為人類學家的災難。」

成為沒有故鄉的「代言者」

就着「寫作都是必要但又是犯規的」的兩難,童勉強找到一個殘忍的解決方法 — 作者要捨棄故鄉。「我想到的方法是,好,那我就讓居住在這家鄉的我,在心理上報廢成一個殘廢,意思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遠方、沒有近方,沒有一個東西叫故鄉、他方。」「寫作者首先廢棄的、首先報廢的實際上是對一個原生本土的情感牽繫,也因為這個對原生本土的情感牽繫所產生的,對這個世界的景深、距離的一個分配。」作者要捨棄自己的故鄉,超越和解散他對地域的理解,讓世界成為一個又一個的「他方」。當這個世界再無遠方他方之分,再無故鄉異鄉之隔,作者就得永遠忍受「一種居無定所的感覺」。

童:「你試試看像一個火星人活在地球上,你試試看不把所有當成理所當然。」童談了這麼多後,主持鄧小樺笑言:「李智良我覺得他(童)真的很可怕,就是這樣會把人說哭,我快要哭了。」三人也都笑了。童這樣的一段話,令李想到馬克思的一句「離開家庭、離開國家」。「你不知道那個烏托邦在哪裏,但你就要離開,離開家庭、離開宗教、離開國家⋯⋯其實我是堅決一定不是本土派。」

座談尾聲,鄧又再笑着抱怨為甚麼要談這樣慘的事情。她指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一個人人希望找到故鄉、安息的時代,作家卻要失去故鄉,成為剩餘;要報廢心靈,失去時間感、空間感。「成為剩餘的意思就是你在結構裏面沒有任何位置,然後你就自由了,因為你沒有位置,沒有人能對你作出任何的要求,你就自由了,但你會是一無所有。有任何物質的人都是不自由的⋯⋯為甚麼我們今天要說這麼慘的事情(笑)。」她理解寫作要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把空間和時間打破。

接受自身的規限同時尋求突破,在童所謂的「忐忐忑忑的自由」下寫作,修行鄧所謂的「文學意志」,大概就是作家所能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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