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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濤效應」、流行文化與香港族群身份

2021/1/4 — 20:16

圖片來源:姜濤 Facebook

圖片來源:姜濤 Facebook

隨著姜濤成為叱吒史上最年輕的最受歡迎男歌手後,坊間再度引起一鼓對香港流行文化的討論。在我的社交媒體上,很少會遇到對此如此激烈的討論 — 甚至有些完全想像不到會緊貼流行文化的前輩,也會像好奇的地鼠探頭出來,一問究竟。人類是需要娛樂的,不論是文化鑑想、還是休閒放鬆。但娛樂至上的社會,也會令人沉醉於一閃即逝的快感,滿足當下而將所有事物泛娛樂化,從而抽空了嚴謹討論、關注社會的能量。到底娛樂文化的盛放,對 2021 年的香港孰好孰壞?

當然,在過去數年的抗爭運動影響下,「泛政治化」的公民社會已逐漸形成,大部份人都會關注政局動態、社會議題,同時政治化的思維視野亦融入生活各方各面,例如幫襯商戶時會留意是否黃店、選看電視時會杯葛泛紅的 TVB。消費者所做的選擇,除了自身喜好、商品的質量以及價格以外,還會將「社會價值」納入考量,包括思考所消費的一分一毫,是否扶助打壓香港人的政治力量。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所謂「娛樂至死」是接近沒有可能的 — 新聞、教育等社會肌理並不會為娛樂所用,反之,娛樂事業和文化產業也成為政治介入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自從港人對政治覺醒後,在追捧明星、支持文化產業時,已會引入了多一重視野。近年一旦有藝人高調支持中共或警暴,例如譚詠麟、鍾鎮濤等撐警,楊千嬅、周柏豪等向中共示忠,都會引發一群市民撕爛、破壞他們音樂作品的杯葛浪潮,大量歌迷們轉身離去。「香港本土」成為了一種商標,但內在的含意並非單純指產自香港廠商、或是香港人創作,而是該產品呈現著香港的面貌、價值和文化。而這些內容,與我們想像的公義有關。例如《幻愛》在香港高收千五萬,背後其中一個動力就是網民動員支持「黃色電影圈」,支持曾拍攝政治寓言電影《十年》的《幻愛》導演周冠威;在二零一九年全城抗爭之際,同期推出的《全民造星 2》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缺乏關注,而整個節目最受歡迎的表演,就是在參加者 Hugo 在總決賽上唱出充滿抗爭運動符號的「山下見」。《撐起雨傘》也在全民投票下,成為 2015 年「叱咤我最喜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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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即使在商業掛帥的前提下,流行文化產業亦備受香港人期望,攜帶著某些代表香港人價值的深層意義,進入大眾的視野,並得到相應的支持。然而,歸根究底,假如流行文化是娛樂產業最突出的代表,當中所產生的官能刺激、「清空腦袋」的效用,必然是最為強烈的。因此,追星文化與「價值期望」的落差,就妥協在「千萬不要投共」的灰色地帶中。這種「黃圈觀眾」的讓步,固然能讓羽翼未豐的藝人得到更大影響力,才讓他們肩負更大責任,同時也能令香港的流行文化新浪潮在沒有過大壓力下慢慢成長,絕對是美事一樁。

香港的抗爭運動使我們回歸本土,探討自己的城市文化,以及充滿野心地以流行文化作為身份認同、族群凝聚的一磚一瓦,從而令「香港人」的圖騰成為爭取自由重要的精神力量。在流行文化建構著族群意識時,其實香港人的內聚力,也慢慢支撐著新一代娛樂、文化產業,以另一種面貌、條件復甦。因此,所謂的新舊比較根本毫無義思,皆因各個時代對文化產業的需求截然不同,因此被創造的明星藝人,自然無法直接比較。也許我們都應以更超脫的眼光,學習欣賞新一代藝人的潛質,以此拉近各世代之間的資訊、認識鴻溝,在日常小事中建立共同語言,將視香港為家的人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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