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交史》書封

宋代的「金援外交」:慶曆增幣的交涉、宋夏戰爭與聯遼制夏

文:羅清風

引言

上回筆者介紹了中央研究院陶晉生院士的近著《宋代外交史》,在此之後接到友人來訊,希望知道宋代外交怎樣具有現實主義 (realism) 國際關係理論的影子。由於前文所限,未曾舉例說明,故此另文補充,同時兼及宋代外交的制度化議題。而筆者選的例子是宋仁宗慶曆二年 (公元 1042 年) 前後宋遼就邊界土地的爭議,雙方最後以多次使臣往來交涉並在澶淵之盟四十多年再訂「關南誓書」及增加對遼歲幣解決,當中又涉及宋、遼、夏三方角力,從中體現宋方如何設法制衡兩大潛在勁敵。本文內容會涉及《宋代外交史》第三至七章,以及陶院士早年著作《宋遼關係史研究》2008 年增訂版的第五章〈北宋慶曆改革前後的外交政策〉。

增幣交涉的背景:澶淵之盟與關南三地

首先必須指出增幣交涉仍和宋真宗景德二年訂立的澶淵之盟有關,那怕雙方所爭之事絲毫與澶淵之盟、澶淵誓書內文無干,只不過「關南誓書」先複述澶淵誓書內容,隨後再確定宋遼談判的結果。而當年澶淵之盟其實留下了一個小小的歷史尾巴,就是關南地區的歸屬。

當年石敬塘為爭取契丹協助支持其推翻後唐,主動放棄燕雲十六州,這個地區包括今天的北京 (以及順義、密雲、延慶三區)、天津薊州、河北張家口市轄下宣化區、懷來、涿鹿縣與蔚縣一區三縣、涿州市、任丘市及河間市、山西大同市與朔州市 (及其轄下的應縣) 。此舉有如中門大開,為日後兩宋屢受遼、金、元三個少數民族政權侵擾大開方便之門,十六州以南的河北中部及河南大多為平原,騎兵能大舉南下長驅直入,造成宋廷無險可守的尷尬局面。

後周世宗柴榮曾發動北伐,取回瀛洲、莫州二州,以及益津關、瓦橋關、淤口關三關,在三關增設雄州、霸州二州 (見注1),唯大業未成世宗便告駕崩,之後就發生陳橋兵變,讓北宋取代後周。雖然如前文所提及,宋太祖趙匡胤訂立的首要戰略目標不在收復燕雲,但他仍加強汴京防禦,以今日的邯鄲市為中心防線防衛遼朝,建立宋朝第一個陪都北京大名府。大名府加上以上關南四州,組成河北路 (見注2) 這個臨近燕雲十六州的行政區一部分。

而蕭太后、遼聖宗多次南伐的原因就是要拿回被後周世宗奪去的關南,結果宋遼達成的澶淵之盟隻字不提關南歸屬問題,得過且過,四州仍屬北宋。去到遼興宗時期,才重新圖謀爭取關南地區。

增幣交涉的過程:遼使來宋與富弼余靖使遼

慶曆二年 (遼興宗重熙十一年) 二月,宋廷接到情報消息,遼軍在燕雲十六州集結,似有南伐攻宋之意,且另有使者將要赴宋。當時由於河北路地方官員情報工作,事先取得遼使所攜國書的書稿,宋廷得以在三月遼使抵達汴京前作出計劃。(見注3)

面對遼使將到,宋廷先要委任官員為接伴使及館伴使,接伴使職在雄州迎接遼使入宋,館伴使則要一路陪伴遼使入汴京 (詳參《宋代外交史》第五章〈使節交聘〉)。宰相呂夷簡向宋仁宗推薦曾經出使遼朝、時任知制誥的富弼為接伴使,同時仁宗亦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館伴使。宋遼之間的角力就由富弼迎接遼使蕭英 (按:《遼史》為「蕭特末」)、劉六符二人時展開,蕭英入境後向富弼表示足疾不能行拜禮,富弼則說自己之前抱病使遼,仍然行身下拜。蕭英吃驚,馬上命旁人扶其行禮。富弼由此展開和遼使談判,蕭英向其暗示遼興宗的目的「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引自《續資治通鑑長編》,下文簡稱「長編」) 蕭英即在暗示若是宋廷不割地,則亦可提出其他和好之策,相信遼興宗也會接受。

遼朝國書向宋廷指責四事:一、後周世宗不該奪關南地區;二、宋太宗不應北伐攻燕;三、宋夏雙方戰爭,夏國與遼朝有姻親之好,宋廷不應未通知遼朝就進攻西夏 (見下文);四、宋人於兩國邊境之間增設防禦工事,有違澶淵誓書。(國書原文見注4) 據《長編》所說,宋仁宗和朝廷執政接到國書後絲毫不驚訝,令劉六符生疑,認為計劃為人洩露至宋廷。

宋廷對任何可能破局的要求,例如增加歲幣、兩國和親等均持開放態度,唯獨堅持不割地,指出後周世宗、宋太宗先後北伐都是澶淵之盟訂立以前的往事,但當時大多大臣不知如何在對遼方回書就宋太宗北伐一事回應。翰林學士王拱辰便向仁宗說:「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強調宋太宗因當年遼國阻撓統一才在平定太原後北伐,出師有名。仁宗大喜,並讓王拱辰執筆對遼的回書 (見注5) ,富弼則以「回謝契丹國信使」身分持書再赴遼朝。

值得一提,富弼和賈昌朝均不同意聯誼和親,以為有辱國體。故此他們作為宋方代表,在既不允割地,又不可和親的情況下,增加歲幣成為他們積極達成的目標。當時宋廷似乎對遼朝內部糾紛有所了解,固然他們提出以宗室女嫁予遼興宗長子梁王耶律洪基 (即日後的遼道宗),但亦不願捲入對方潛在的皇位糾紛 (見注6)。

富弼一行抵遼後由劉六符館伴,二人再度交手,再為割地一事再爭辯。富弼說若言遼方堅持割地,有如違背澶淵之盟,宋廷不惜一戰,並指責遼方無故要求割地,宋方已經是大為得體,沒有直接發兵河北,而是主動交涉希望和平解決。富弼進以在拜見遼興宗時指宋遼兩國已經四十年和好,宋廷對遼國突然要求割地甚為不解。遼興宗則指責宋方在兩國邊境大興土木,所以才以宋方違約準備動兵。富弼回應說當年若章聖皇帝 (即宋真宗) 在澶淵之役繼續發兵進攻,遼方根本無十足可能取勝,且指出若是遼國動兵南下,得益的只是貪圖立功的大臣而非興宗,更何況遼方沒有必勝把握。富弼繼而勸說,不論晉高祖割燕雲、周世宗取關南,已是前朝歷史。若言雙方均以堅持取得前代故地為由,對雙方均不利。興宗接著責問宋方為何在進攻西夏前不向遼方通報,富弼回應道遼方東伐高麗也沒有事前向宋通報。

隨後富弼一行與興宗出獵,興宗再提割地,富弼指宋遼為兄弟之國,遼方以得地為榮,宋方以失地為辱,不應使大家一榮一辱。劉六符又建議聯姻和親,富弼就以宋仁宗公主年紀尚幼,不適合遠嫁,且嫁妝所得將遠少於歲幣,婉拒遼方建議。最後遼興宗讓富弼回宋,要求宋方草擬誓書交予其決定條件。

增幣交涉的插曲:宋夏大戰與和平爭論

在慶曆增幣之前的康定元年 (公元1040年) 起,西夏三次進攻宋夏邊境和陝西,宋軍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戰皆敗,故引起遼興宗生起向宋趁火打劫的念頭,提出割地要求。另一方面西夏開國不久,連番征戰導致國力大傷,迫使宋夏雙方均開始著手考慮戰爭以外的可能。在慶曆二年的冬天,宋廷讓知延州龐籍負責招降西夏國主李元昊,希望西夏向宋稱臣。西夏派人呈信,表示打算「稱子不稱臣」,引起當時主持或參與慶曆變法的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人的反對,尤其范、韓二人之前曾以陝西安撫副使身分參加對夏戰事。

范、韓面對西夏要求,指有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所謂「不可許」乃因若然宋廷接受西夏稱子之請,就會造成宋夏在遼國外交場合平起平坐的尷尬,且西夏本為附屬於宋,不同於契丹。而且接受夏方的請求,雙方來往公文就會有「西朝」、「西帝」的字眼 (注:在宋遼交往中,互稱南北朝乃十分普遍),抬高了西夏地位,也便於招誘邊境漢人。所言「大可防」,即萬一和約一成,而宋軍邊備會走向廢弛,元昊本人野心不小,不會恆守和約,戰事再起時宋軍能否阻其深入關中亦成問題。時任諫官的歐陽修,亦就宋遼夏三方關係進言,指出西夏不向宋稱臣,遼國可能又就名分向宋交涉,令宋廷無法維持澶淵之盟所訂立的宋遼平等外交。

增幣交涉的結果:再訂誓書

富弼回宋後,宋仁宗授意其起草兩封國書及三封誓書,向遼方提出兩個方案:如宋遼聯姻則不增歲幣,如能令西夏向宋進貢則增歲幣。慶曆二年的八月,富弼代表宋廷與遼訂立正式誓書,宣布宋方答允增加二十萬歲幣,連同澶淵之盟所訂的三十萬歲幣,即每年合共五十萬。遼方亦會向西夏施壓,迫使其向宋進貢。在確定增幣後,宋遼又就歲幣輸送方式爭論,遼興宗提出用「獻」字,富弼指出宋方為兄長,前無兄獻於弟之古例。興宗退而求用「納」字,富弼指當年唐高祖李淵為統一天下而結好東突厥,予以厚贈才屈從用「獻」、「納」一類字眼,與宋遼之事不同。興宗辯駁不過,決定派耶律仁先、劉六符使宋,要求用「納」字,富弼的岳丈、也是北宋有名詞人的宰相晏殊決定干涉,接受遼方要求,慶曆和議達成。

增幣交涉的後話:遼夏對峙與宋廷外交政策的調整

誓書再訂以後,宋遼雙方除了宋神宗在位時發生的邊界糾紛外,維持近百年和平,直至徽宗宣和二年宋廷決定聯金滅遼,派宦官童貫伐遼,撕毀宋遼盟約為止。如果單就和議內容與要求言,宋方其實是失利,可謂「賠了金錢又折名」。

不過事情發展始乎超過宋廷想像,遼國的的確確按慶曆誓書要求,遣使至西夏催促其與宋和好,西夏卻提出聯遼攻宋的反建議,為遼所拒絕。結果遼夏原本以姻親維持的和好出現裂痕,西夏出兵侵擾遼夏邊境,引起遼興宗兩次西伐攻夏。遼方更派使臣來宋告知伐夏之事,要求宋方拒絕西夏任何和平要求 (當時宋夏未正式議和),當時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首的宋廷大臣議論紛紛,懷疑遼夏之間仍有勾結,大多提出下詔要西夏歸順遼國,否則宋廷不會與夏達成和議。諫官余靖獨持異議,指出宋廷應接受西夏和議,讓其牽制遼方。宋仁宗決定派余靖使遼,告知其如果西夏誠意和好,宋方無法拒絕。余靖完成使遼任務後,力促宋廷儘快冊封李元昊為夏國主,並宣布在遼夏戰爭保持中立。最終達成宋夏的「慶曆和議」,每年給予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兩、匹、斤作歲賜。

遼興宗三次伐西夏,前兩次與李元昊對敵,均是先勝後敗,之後一門心思在報仇,無暇顧及宋方,令原本宋夏對戰,遼國坐收漁人之利的格局,一下子換成宋方得勢。直至慶曆八年 (1048年,遼興宗重熙十七年) 西夏發生政變,李元昊被殺,幼主李諒祚嗣位,翌年 (1049 年,宋仁宗皇佑元年) 遼夏第三次戰爭,遼方得勝,迫使西夏稱臣。由此宋方以「金援外交」籠絡遼夏,現實面對宋方無法進圖燕雲,力保關南及陝西不失,奠定宋、遼、夏三角鼎峙格局百年,持續至北宋末年金國在東北的崛起。

餘論:曾瑞龍教授的宋遼、宋夏戰爭論著

值得一提,陶晉生院士的門人中,在台灣的有研究孔廟成名的黃進興院士 (中研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研究南宋政治、軍事及文化史的黃寬重教授,在香港則有曾瑞龍、何冠環兩位追從師學致力研究北宋文化及軍事史的學者,何教授曾長年任教理工大學並參加中國文化學系的創立,退休後於農圃道新亞研究所任教;曾教授則在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可惜在 2003 年 5 月因「沙士」去世,未及見到自己幾部著作出版。

曾教授首兩本著作分別為《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及《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研究宋太宗時期的兩次北伐(對遼戰爭)的軍事失敗,以及宋仁宗、神宗及哲宗時代宋夏戰爭的策略,對我們了解澶淵之盟的宋遼戰爭實況和為人所忽略的宋夏戰爭甚有幫助。另外其早年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透過三代效力的邊將家族窺見在所謂的「重文輕武」政策執行下北宋武將的待遇。

主要參考文本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年)。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簡體字增訂版) (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次要參考文本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蔣武雄:《宋遼外交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 。

蔣武雄:《宋遼人物與兩國外交》(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 。

蔣武雄:《宋遼人物與兩國外交續論》(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 。

注釋

注1:後周世宗在征戰中另外收復了寧州,今河北靜海縣南,並非燕雲十六州一部分。

注2:宋太宗時建立以「路」為一級行政區,河北路為當時十五路之一。至仁宗慶曆二年把大名府定為陪都北京,為河北路治所(地區行政中心),其後神宗熙寧年間把河北路一分為二,河北東路管大名等三府十一州五軍,河北西路管真定等四府九州六軍。

注3:以下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矒以聞,且言:「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詔札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

(李燾注: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矒以聞,而實錄不載,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

注4:以下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撓永,固將有以披陳。竊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並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御而獲退,遂至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並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悟,深達悃悰。適屆春陽,善綏衝裕。

注5:以下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昔我烈考章聖皇帝 (按:宋真宗) 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 (按:遼聖宗) 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餘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複境,系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並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向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喻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複雲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徹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富弼口陳。

注6:遼興宗耶律宗真即位後,其母、聖宗妃蕭耨斤自立為皇太后,奪取政權,並企圖另立幼子耶律宗元取代興宗。宗元將母后計劃告知兄長,遼興宗先發制人,驅逐太后出朝讓其為父守陵。興宗兄弟甚為友好,以至興宗曾在酒醉時許諾將來傳位予弟弟,冊封其為皇太弟,但興宗卻在實際上大力培養自己兒子耶律洪基,最終傳位予子,形成叔侄之爭格局,埋下道宗清寧九年 (宋仁宗嘉祐八年) 的濼河之變種子。

作者簡介: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就讀於中文大學哲學系文學碩士課程,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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