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見證 1989 北京與 2019 香港 黃勤帶:作為攝影師,就如常去記錄真實

攝影是什麼?「打開相機,裝上菲林,拍攝去。」

真實是什麼?「風起了,帷幕掀起,攝影師就要抓緊時機,記下事物被掀開的本質。」

咔嚓⋯⋯

黃勤帶揹着相機,曾經在大小新聞現場衝鋒陷陣。1989 年,他跑到天安門廣場記錄了 108 名學生;鏡頭下的人與坦克,更成為今天的歷史存證。

咔嚓⋯⋯

他為重要事件截取一個個的切面,越南船民問題、九七回歸、舊區重建等;2019 年,他亦趕上反修例運動的遊行隊伍,按下快門,記錄真實。

硝煙四起   老兵上陣

2019 年的 6 月,黃勤帶正在日本秋田海邊一間社區圖書館內,撰寫日本攝影師故事的初稿。一天,澡堂休息室的電視機播放着一則國際新聞。他擱下筆,朝向畫面屏幕凝神觀看,正是百萬香港人湧上街頭,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情景。

7 月中旬,反修例運動持續升溫,他決定和太太返港,回到大嶼山的老家,「點都要返去記錄,那裏是自己的屋企。」臨行前,他把 2011 年在日本拍攝 311 海嘯災區餘下的數十卷黑白菲林,放進行李箱內,返港翌日,便隨即走到抗爭現場,起初有點手忙腳亂,「未試過這種情況。」

本來身形纖瘦、高挑,走在硝煙四起的現場,還是佔盡優勢,只是他已經一頭白髮,有時差點沒人能辨認出他是記者;還有在追趕之間,會感到體力有限,「跑得唔夠人咁快!」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他手中沒有先進的攝影工具,揹在身上的 90 年代菲林相機,是在家中翻箱倒籠找來的,「已經是最似模似樣的一部,混亂中,看來還像數碼相機吧。」他笑道。深夜時分,這老爺相機卻有點不聽使喚,在漆黑之中難以對焦,於是他又趕去添置一支二手標準鏡,結果,其自動對焦功能還是不太靈敏。

「它的感光度不及數碼相機……可能會被人嘲笑,現在的數碼相機已經能拍攝肉眼看不到的漆黑畫面。」他語速緩慢,猶如一次長時間曝光。

但還好的是,當白濛濛的催淚濃煙迎面而來,這鏡頭可讓他在較遠距離拍攝,「很多時候,只能打個閃燈,用 wide angle 對住啲嘢『噤』菲林,不會慢慢拍,亦看不到。」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由於不需要時刻趕發有關事態的新聞照片,他認為拍攝器材足以「充撐場面」,沒有太多的執著,「有返咁上下年紀,靠自己的敏感度去拍攝。」

然而,保護自身的裝備也得趕緊張羅。他憶述,當時現場已經兵慌馬亂,不少前線攝記都戴上防毒面具和頭盔,於是他又跑到香港記者協會,領來一個 3M 單濾罐「豬嘴」(後來他「升級」購下一個雙濾罐「豬嘴」,卻嫌論盡沒有使用)、一件反光記者背心,再自備一副有近視度數的游泳鏡。「這便是我的『二線老兵』裝備。」

如是者,由炎夏至入冬,這身裝備便伴隨着他,見證着警方施放催淚彈驅趕群眾,以及速龍圍捕抗爭者的一幕幕光景。

黃勤帶說,他的菲林梳相機感光度不及數碼相機,畢竟現在的數碼相機已經能拍攝肉眼看不到的漆黑畫面。

菲林承載的能量

七十年代,黃勤帶曾擔任突發記者,他說當年的報館沒有明確分工,大部份記者都需身兼寫稿與攝影一腳踢。八十年代,他因採訪越南船民獲得香港報業公會的新聞攝影獎,隨後便主動向報館提出設立攝影部,並轉職為攝記。

「這無疑是人生的轉捩點,我進入了攝影世界,思考影像與香港的關係。」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歷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主權移交,做新聞已經再不是每天一個記者會、或死人塌樓的事情,他認為,需要思考怎樣利用影像告訴讀者一些重大事情。

這一次,他把反修例運動比喻為一個海洋。他說,抗爭現場的情況,早有不少前線攝影記者拍下新聞照片,他的記錄則不以呈現海洋為目的,而是讓海水流到鹽田,慢慢地蒸發一個夏季,呈現它所轉化而成的鹽結晶。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這個「蒸發」過程,意味需要時間的沉澱,所以他拍下的數十卷菲林,一直沒有沖曬出來,「不知道拍下什麼,菲林也早過了使用期限,但反正它不需要好正當的處理,就暫時待着。」

直至 2020 入秋,他終一口氣將紀錄的影像顯影。

「我將菲林放入一個大容器,在一個好黑的環境底下,用手去處理,好混亂的,即是有少少重現返當時的感覺,這是菲林能夠給予我的可能性。」他說,攝影界有一個理論:菲林的表面由銀鹽組成,當光的粒子進入鏡頭後,便會跟菲林上的銀鹽粒子結合,產生一種能量置換的化學作用。

這個說法似乎得以印證,沖曬出來的數百張照片,效黑白對比強烈,且帶有粗糙、 流動、充滿時代情緒的能量。「看見照片的時候,回憶起好多現場的情景,很感觸。說起來,所有攝入鏡頭的人物都全不見樣,自己的攝影生涯從未試過,那段日子,抗爭者經歷過幪面的時候,亦都有被禁止幪面的時候。」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粗糙影像清晰反映真實

黃勤帶曾經受過正統的攝影訓練。1982 年,他當了三年多的攝影記者後,向報館申請停薪留職,赴笈日本進修,首先學習日文,繼而入讀日本東京工藝大學短期大學部寫真學科,即現時的東京工藝大學藝術學部。

「日本的學習好系統,他們研究歐美的影像世界,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收藏,好像美國大飢荒的調查攝影,都搜羅到真跡,讓學生參閱。」他的攝影技術師承自好幾位日本攝影師,其中有曾為三島由紀夫拍攝寫真集《薔薇刊》的細江英公,他常用感光度低的翻拍菲林,沖曬出極幼細的照片。

「在課堂裡,倒是集中技術性的學習。關於我的老師細江英公,其實很少提到他,只記得他有次給我們唸心經,那時不明白他為何這樣做,後來知道他父親是是神社住持,原則上他是一個繼承者,那回想,他是一位有心機的老師,不只教授攝影。」

不過他也承認,他的攝影受日本「Provoke」一代的風格影響,影長,色調較濃,甚至有時沒有對焦,跟歐美不盡相同。「有時肉眼上看起來模糊的照片,會反映到當時社會動盪或者起飛的狀態。攝影師若能夠對社會氣氛有充分理解,捕捉到那種感覺,反而最能清晰地回應時代,這比一部配備一部感光功能靈敏的數碼相機更重要。」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人的共性最真實恆久

日本進修後,他回到香港報館工作。1989 年 4 月,他被派到北京採訪體育新聞,碰巧同月胡耀邦逝世,引來前所未有的人群聚集北京悼念,於是他順道到天安門廣場作記錄。返港後,向報館請假,再次前往北京拍攝。

當時他已感到事態發展並不簡單。

黃勤帶在大澳出生,小時候乘船到市區要四小時,於是中學入讀西環一所左派寄宿學校,對中國開始有一定認知,「學校有中英數和會考,也會灌輸多一點愛國思想,說起來,其實香港人是真正愛國的, 因你(國家)有不對的時候,就會給你說真話。」

黃勤帶《89廣場的日子》系列攝影作品 (相片由 ATUM Space 提供)

1989 年,當他踏進天安門廣場,腦海中對中國的認識和印像,就像跟眼前事物重疊,「當時也快踏入 90 年代,已經改革開放,但在運動中,但你會見到 70 年代的文革標語、國旗和領導人頭像,這些東西本已不會再看到,卻重給你見到。」

按他的比喻,攝影的真實就像一陣風吹來,掀起帷幕,「狹縫」中,他窺見的「六四」,就是歷史的沉澱在攪動下浮現的景象。

當時他的鏡頭大多捕捉廣場內的平凡學生,很少拍攝當時受到媒體簇擁的學生領袖。「他們才是運動中的,而且,如果純粹跟著新聞事件和相關的領袖人物去拍攝,日後事件或人物變了質,會令照片本身的意思改變,只有共性較大的東西,才比較『襟』一點。」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譬如越戰照片,他認為能夠恆久不衰的影像,並不是驚天動地的爆炸場面,「可以留得低的,是一個沒穿衣服的女孩在路上奔跑的影像,你知道她是越南人,但其實她可以是任何人,那種徬徨無助,是人的共性,好多出名的戰爭照片,就是呈現這種共性。」

「不過,如果你係諗住要好偉大,要做一個人類的什麼什麼,這樣的心情去拍攝,就一定唔得。」他說,攝影是講求天時地利人和,過於刻意而為之,反而抓不住關鍵一瞬間。

就如 1989 年他記錄了人和坦克對峙一幕,也是因緣際會,「剛好你在現場,剛好你又遇到一件事情,就給你記錄下來。」或許,有天人們會遺忘「六四」細節,但當凝視相片,仍能感受到人在面對極權所展現的精神面貌。

2019 年仲夏夜噩夢

「『六四』的那一年,我 32 歲;到了反修例運動,我 62 歲。」黃勤帶數算著年紀,想到在 30 年後走在另一場運動,當迎向硝煙四起與槍林彈雨的時候,有着另一番感受,「我一直在走動,和群眾一齊走,或拍攝後就立即走,我都徬徨,因為那些子彈無眼。」曾有一次,他被催淚彈射中,幸而彈頭隨即跌落地上,他的相機袋則留下催淚彈粉末。

大概到了 12 月,警方鎮壓力度不斷升級,一些攝影記者亦穿上避彈衣,黃勤帶有所顧慮,遂決定退下火線,「那種恐懼是真實的,不會因多穿一件反光衣便安全一點。」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他猶記得,當時不論白天或黑夜,都有一種無以名狀的能量在街頭流竄,「有躁動,有惶恐,也有憤怒」;或是一次群眾走在崎嶇的暗夜山路,登上獅子山並組成人鍊,無數燈光聚集在頂部懸崖的邊緣,腳下就是大片璀璨的城市,「有一種流離的意味。」

這一次,他記錄了「帷幕下」所窺見的躁動、惶恐和憤怒,「香港一直都好平靜,這種狀態好少見,就是『這一陣風』,讓我們看見這歷史的真相。」

近月,黃勤帶把反修例運動的照片結集成剛出版的《Bardo Hong Kong 2019》,「Bardo」是印度梵文,意指轉變中那一剎那的不知所措,「如果你查一下字典,這個字泛指人剛剛離世的一種狀態。」

圖片來自:黃勤帶《Bardo Hong Kong 2019》

《Bardo Hong Kong 2019》結集了 157 張反修例運動的照片,編排的方式不依事序排列,亦沒有寫下圖片說明;甚至他亦不能就單張的照片去述說背後的意涵或故事,「因為影像不是用來翻譯文字思維,它是獨立於文字,比較形而上的東西。」

他說,一張相就好像是一個音符,那怕只有 Do Re Mi 三張相,哪一張排先或排後,都有一個節奏。所以,他編書的方法,會將照片打印成「公仔紙」,然後將之攤在地上,他就如一個作曲家,將音符組織成為一首樂曲。

「單張的新聞照片可能有著千言萬語,但一本書的表達則是一個整體。」他拿著這本厚重的結集,翻了翻,打了一個比喻,「這是 2019 年的一個夏夜之夢,然而這個夢,有噩夢的成份。」

黃勤帶編書的方法,會將照片打印成「公仔紙」,然後將之攤在地上,他就如一個作曲家,將音符組織成為一首樂曲。

攝影不是改變世界

黃勤帶說,紀實攝影的層次很廣,他的處理有些客觀記錄,同時亦有其內心的反省。他選擇以書作為載體去呈現真實,是考慮到「比較遙遙的事情」,當書本能保存下來,留待十年後或二十年後,影像在特定時空會帶來更大意義。

不過,他並不相信攝影可以改變世界,「以前會有很強烈的想法,但去到一個年紀,就愈來愈相信,攝影只是記錄,將一些消逝的東西或者場面記錄下來。」即是說,回歸原點,相機的發明就是用來取代繪畫,作一個更快捷的記錄。

 「而我有時在想,有些東西是立刻消逝,有些逐漸消逝,還有一些將要消逝,那麼我要去做些什麼?」

這幾乎是他長久思考的問題。1990 年,他曾出版拍攝天安門學生的《89 廣場上的日子》;1997 年,再把記錄香港維多利亞港的填海變化結集成《填海記》,兩者的表達上傾向事件式的,或是行內人所稱的「大事主義」,然而,他不想停留於此。

黃勤帶:我有時在想,有些東西是立刻消逝,有些逐漸消逝,還有一些將要消逝,那麼我要去做些什麼?

1999 年,他的太太 Carol 赴英國讀書,他隨行在當地一份中文報紙工作,開始有多點時間去思考攝影的可能性,「我的工作地點位於蘇豪區,剛好附近有家著名的攝影畫廊,有時候吃午飯就過去看看,開始想到,做一些平凡記錄,其實亦可以浮現一個面貌出來。」

那時候,他會趁著每年返港的時間,記錄香港消失中的事物,他起初以 135 相機(使用 35mm 底片)去拍攝,後來在倫敦一家畫廊內,發現一部 Holga 玩具相機,沖曬出來的照片效果充滿張力,於是他試著搜羅,「在美國可以訂貨,要 20 英鎊,再回港查一下,發現這部相機是香港製造,在紅磡有得賣,就直接到門市購買,那時候才五,六十元。」

於是,他決定用香港製造的相機拍攝香港的舊區,2007 年出版攝影集《香港地》,「其他攝影大哥可能話:點得㗎,又用玩具機,相又矇,但我覺得記錄不限於某種形式,甚麼工具適合表達想法便用甚麼。」結果,在他的鏡頭下呈現的庶民生活空間,樸實而具質感。今天,他重回舊地,已驚見它變成高廈林立的商住中心,面目全非。

黃勤帶《皇后旅館》系列攝影作品 (相片由 ATUM Space 提供)

活在真實中

2005 年,黃勤帶和太太離開倫敦回港,但不久再展開異地的旅居生活。由於太太先後要到澳門和日本教書,他便一直伴隨在側,一眨眼十數年。

不過,他為香港進行的記錄一直沒有間斷,「或者是離港多年的一份內疚,亦覺得作為一個香港攝影師,理應要為自己的地方作第一身的描述,不一定說你比別人影得好,但我們要有自己原住民的聲音。」

2015 年開始,他亦着手整理累積經年的菲林底片,陸續將影像出版成攝影集。例如在 2017 年出版的《皇后旅館》,記錄橫跨 1977 至 1997 年港澳殖民地年代的大小事:前港督尤德訪京、衛奕信出巡,還有兩地的街角景物,在書內時空交錯地呈現,「澳門保留了香港 6、70 年代的東西,香港發展得很快,很多事物已經消失,你卻可以在澳門找回一些記認。」

黃勤帶《皇后旅館》系列攝影作品 (相片由 ATUM Space 提供)

而另一個記錄,更有別他一貫的拍攝風格。事緣這些年間,香港出現訂立檔案法的討論,政府每年銷毀大量檔案,引起公眾譁然。他於是從抽屜裡尋回兩張記憶卡,卡內儲存逾千張在 2006 年英國檔案館翻拍的解密檔案,包括清政府用毛筆寫的「照會」、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在 1984 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麥理浩和習仲勛(習近平之父)的餐桌名單等。

黃勤帶在倫敦生活時,經常跑到檔案館替太太翻拍資料,漸漸被文件的質感所打動,便決定再從視覺的角度拍攝檔案的歷史痕迹,「那時,檔案館提供的翻拍台很專業,我戴上手套,收到《中英聯合聲明》時,都好緊張,不敢怎樣移動它,拍攝後便第一時間歸還,免得有任何損毀,因為這是關乎香港人前途的重要承諾。」

假如承諾有天消失,他希望至少為香港的身世造一個紙本紀錄。找回記憶卡後,他將檔中的 114 張檔案照片編印成《香港樞密 1842—1997》,書內,檔案紙張的紋理纖毫畢現,還特寫了《中英聯合聲明》內的兩國元首的簽署、朱紅火漆印和中英兩國的徽號,「這些檔案等如香港人的身份證,有着我們的歷史和記憶。」

雖然他說影像不能改變社會,卻視記錄香港為一己本份。他笑言,每一本攝影集就是一個區塊鍊,當讀者把書購下,歷史便會記存在他們手中,「這個記憶不會消失的,因為書是確實地存在。」

今年出版《Bardo Hong Kong 2019》,黃勤帶改以個體戶的方式,自行包辦出版、發行和銷售,沒有任何書店上架。這天,他的行李箱裡面,正擺放著這本攝影集。

目前,他正計劃要整理 2014 年記錄的雨傘運動,製作另一個「區塊鍊」。

但這年頭,出版氣氛愈見緊張,會否擔心存在風險?他聽罷,頓了頓,「今年出版《Bardo Hong Kong 2019》的時候,印刷的確幾經轉折,我亦改以個體戶的方式,自行包辦出版、發行和銷售,除了一個網絡媒體主動取書寄賣外,這本書並沒有在任何書店上架, 免得為別人增添風險。 」

他說,未來還看出版條例會否作出修訂,「書籍能夠出版與否,到時會比較清晰。」至於他,則明言會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做要做的事。

身處亂世,他選擇一切如常,不會自劃紅線。

畢竟,當攝影是為了貼近最真實的瞬間,一個攝影的人,也必得先要活在真實中。

文|蕭曉華
攝|Fred Cheung

相關文章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