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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郎朗】七十歲的時候,我會再錄一次哥德堡變奏曲

2020/12/16 — 11:41

2011年,英籍日裔鋼琴家內田光子曾在接受英國知名媒體《金融時報》訪問時稱:「十年之後,我們再談郎朗現象吧。也許那時已經消失了。如果沒有,我會說:郎朗,做得漂亮!」

十年倏忽過去,郎朗現象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熱。今年秋天,這位中國知名鋼琴家與環球唱片公司合作推出專輯《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這是郎朗首度錄制並發行巴赫作品。專輯甫一推出,不單迅速進入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音樂唱片銷量榜前列,亦引出古典音樂圈內和圈外眾多討論。有人稱贊,有人質疑,也有人激烈批評。在2020年全世界的古典樂壇因新冠疫情而低迷消沉的時候,郎朗的這張唱片,不論眾人如何褒貶如何肯否,都如同一顆投入靜湖中的石子,激起浪花,漣漪綿延不絕。

「原來巴赫可以這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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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9年以十七歲的年紀在美國拉維尼亞音樂節上,代替因身體不適辭演的美國鋼琴家安德列·瓦茲(André Watts),與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一的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之後,這位現今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中國鋼琴家出道二十多年來,一向以樂觀自信的形象示人。他多次出入白金漢宮和白宮,為英國女王和美國總統等多國政要演奏,他在世界杯、奧運會和世博會等國際重要賽事及大型活動上神采飛揚地表演,也時常在其擁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粉絲的社交媒體上曬出與流行音樂偶像、電影和足球明星等滿面笑容的自拍合照。不論在典雅端莊、歷史悠久的歐洲知名音樂廳,抑或數萬觀眾熱鬧喧囂的露天音樂會現場,或是知名媒體及紀錄片導演的鏡頭中,我們幾乎從未見過這位三十八歲的中國鋼琴家露出任何慌亂或緊張的神情。就像他那位愛好音樂、曾經夢想成為二胡演奏家的父親郎國任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的郎朗紀錄片中說:「他(郎朗)總是樂呵呵的。」可是,灌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卻讓這位熱情樂觀、喜歡追求冒險和刺激的雙子座鋼琴家,難得的緊張了。

「為什麽一直沒有錄巴赫?因為不敢錄啊。」不久前,郎朗在一次遠程視像專訪中,與我談起灌錄《哥德堡變奏曲》的原由。今年九月四日,環球唱片公司屬下廠牌DG面向全球發行郎朗《哥德堡變奏曲》,專輯一共包含兩個版本:一是錄音室版本,另外一個是他今年三月初在巴赫曾經工作多年的德國萊比錫聖托馬斯教堂的現場音樂會錄音。經過二十多年職業演奏生涯的浸潤,將至不惑之年的郎朗首度灌錄這部巴赫為鍵盤樂器所寫的傳世名作,而他與這部作品最早的接觸,要追溯到二十八年前的1992年。當時,十歲的郎朗初到北京,與父親在城南郊區租了一間簡陋公寓,為備考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每日練琴直到深夜。某次,他從磁帶上聽到加拿大傳奇鋼琴家古爾德(Glenn Gould,1932-1982)演奏此曲,忍不住驚嘆:「原來巴赫還可以這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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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沉寂多年的《哥德堡變奏曲》經波蘭裔法國大鍵琴演奏家蘭多芙絲卡(Wanda Landowska,1879-1959)在1930年代演出並重回公眾視野之後,眾多鋼琴名家曾灌錄這部包含三十首變奏以及首尾兩首詠嘆調的作品,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恐怕應是古爾德在青年和暮年時的兩張唱片。這位深居簡出、性情孤僻的加拿大鋼琴家,行事向來以另類不羈著稱,他演奏的《哥德堡變奏曲》更是不循常理。郎朗十歲那年聽到的版本,是古爾德1981年的錄音。彼時已至人生暮年的古爾德,用了較慢的速度詮釋此曲,與他1955年初次的錄音相比,慢了整整十三分鐘。

這張近四十年前灌錄的唱片,截至2000年已在全球範圍內售出200萬張,對於古典樂迷的影響不可謂不深,也給少年郎朗留下深刻印象。「他(古爾德)一邊彈一邊唱,彈出很多不可思議的連音斷音,有時候甚至把你看到的東西給反過來。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接受這種處理,會覺得有一點怪,但又很刺激:巴赫還能這麽彈!」

少年郎朗

少年郎朗

在新近推出的《哥德堡變奏曲》唱片中,郎朗同樣嘗試用「不一樣的方法」演奏巴赫作品。我們從來很難期待這位雙子座鋼琴家中規中矩地演奏現場音樂會或灌錄唱片(他甚至曾經搞笑式地用右手握住一只橙子在鋼琴上滾動,演奏肖邦練習曲的旋律),可是,當包括我在內的不少樂迷第一次聽到郎朗的這張專輯,聽到其間眾多的裝飾音,十足浪漫派的樂音處理方法,以及大量的自由速度(rubato)時,我們仍然會驚訝不已,甚至有人忍不住說:「這哪裡是巴赫?分明是郎朗本人!」

不論從《哥德堡變奏曲》的份量,或是他本人在古典樂壇的名氣考慮,郎朗不會不知道這張專輯的推出將引起古典音樂圈內及圈外的眾多關註,甚至會招致來自部分愛樂者的負面評論。這些負面評論,有些是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郎朗還是彈拉赫瑪尼諾夫或是普羅科菲夫吧。他怎麼會懂巴赫呢?」),有些是聽過唱片後的質疑和不滿(「巴赫怎麽可以彈得這麽浪漫?」或是「對於巴赫神曲的肆意塗鴉」),還有一些樂評人動輒拿過其他著名鋼琴家的《哥德堡變奏曲》錄音與郎朗今番推出的版本比較,評論郎朗的演繹是「猴戲雜耍」,甚至稱其為「誤解德國文化」的自戀之作。似乎,在某些人眼中,像郎朗這樣以炫技聞名、憑借演奏晚期浪漫派作品行走江湖的技巧型明星鋼琴家,根本不可以演奏《哥德堡變奏曲》這樣已然被奉為「神曲」的德奧經典。

見慣掌聲和鮮花,也聽慣批評與指責的郎朗,自然不會想不到專輯推出後將要遭遇的批評與質疑。「因此我要做很多研究,讓我的演繹更有說服力。」郎朗告訴我。所謂的「研究」,並不僅限於演奏技巧和情感表達的層面,而牽涉到演奏者對於巴赫乃至巴洛克時期鍵盤作品的理解與認知。為此,他專程前往德國科隆,拜訪大鍵琴演奏名家史塔亞(Andreas Staier),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巴洛克作品特色。「我將作品的曲式、模式,包括裡面的所有變化音程都搞清楚了,彈出來的東西才會有說服力。」二百多年前,巴赫創作此曲時,留在譜面上的標記並不多,看似為後世演奏者依照自己的風格與特質自在詮釋此曲提供了充足空間,但事情絕非那麽簡單。盡管這部變奏曲在巴赫去世後的百多年間,一直處於少人問津、幾近被遺忘的尷尬境地,可是自從蘭多芙絲卡在1930年代首次公開演出此曲後,這部原意為治療伯爵失眠癥的「催眠曲」漸漸成為現當代音樂世界中常演常新的經典,成為巴赫乃至巴洛克音樂的象征,成為值得演奏者傾其一生詮釋琢磨的、恒久且偉大的作品。

「我理解的傳統不是中規中矩,是要把自己的個性彈進去。就如同古爾德的巴赫雖然怪,但他完全是把巴赫的精髓弄得滾瓜爛熟,然後再放進古爾德。」郎朗如是說。

找到「內心深處的安寧」

最近,郎朗在接受訪問時,多次稱自己「練了整整二十八年」才敢公開演出這部作品。如是吸引眼球的漂亮句子固然可被視作推廣唱片的噱頭,卻並非虛辭。在專輯內附的、近五十頁的小冊子中,郎朗回憶自己在過去二十八年間練習、研究並不斷打磨這作品的經歷。自信如郎朗,尚且要等到將近四十歲的年紀才推出巴赫作品專輯,可見巴赫其人其作在演奏者與樂迷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高到哪怕技巧再出色的演奏者也不敢輕易觸碰。

盡管巴赫創作此曲時,在旋律中加添民歌以及日常生活元素(例如巧妙糅合意大利民歌《桌上只有蘿蔔白菜,我要走人了》以及德國民歌《離開家已有許久》的第三十首變奏),看似輕松愜意、充滿俗世歡愉,但當他的四十八首平均律鋼琴曲被奉為鋼琴音樂中的「舊約聖經」,當他的無伴奏小提琴和大提琴曲被譽為弦樂演奏者的「試金石」,這部創作於作曲家晚年的《哥德堡變奏曲》也早已走離其在1740年代初面世時的語境,轉而被賦予眾多形而上的、乃至神化的意涵。

盡管郎朗出道以來不曾公開演奏《哥德堡變奏曲》,但他曾數次私下為友人或前輩名家彈奏此曲,讓他記憶猶新的至少有兩次:一次是十七歲那年為知名指揮家兼鋼琴家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演奏,另一次是大約十年前,聆聽者是以詮釋古樂作品聞名的著名指揮家哈農庫特(Nikolaus Harnoncourt)。

為艾森巴赫的那場背譜演奏,可說是郎朗職業生涯中值得一提的高光時刻。當時,他剛剛完成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的、令他一舉成名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到場聆聽的艾森巴赫意猶未盡,立刻邀請這個十七歲的中國男孩重回舞台。郎朗在並無事先準備的情況下,在幾近無人的音樂廳中,背譜為這位指揮家演奏《哥德堡變奏曲》。這個全然即興的加演曲目,讓郎朗的那個成名之夜愈發傳奇,甚至讓人忍不住聯想到以演奏巴赫作品著稱於世的猶太鋼琴家塞爾金(Rudolf Serkin,1903-1991),同樣在十七歲的年紀,為台下的鋼琴家施納貝爾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即興加演《哥德堡變奏曲》的情景。

大約十年後,在哈農庫特本人的大鍵琴上,郎朗為這位古樂指揮名家演奏《哥德堡變奏曲》。聽過郎朗彈奏的部分段落後,哈農庫特對這位年輕的中國鋼琴家說:「你彈得很不錯,但這部作品需要的是一種更深重的孤獨感(solitude)。你需要從你的內心深處,找到更多安寧(stillness)。」而那時的郎朗,事業發展一路向好,除了每年在全球各地舉辦120至150場音樂會之外,還要拍攝廣告,擔任多個商業品牌及公益機構的形象大使,頻繁在眾多知名電視和廣播節目中亮相,忙到以三十分鐘為小節計算每日的行程安排,又能去哪裡尋找內心的安寧呢?

如是一晃,又是十年。

直到2017年春天,忽如其來的傷病,改變了這位超級鋼琴明星忙碌到在常人看來近乎透支的生活。那年四月,他因為過度練習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而導致左臂發炎,宣布取消之後幾個月的全部演出。原本以為三、四個月就能重回舞台的郎朗,顯然低估了傷病的威力。經過漫長的物理治療後,郎朗終於能夠在2018年夏天波士頓舉辦的年度音樂盛會坦格烏音樂節上正式復出,當時距離他左臂受傷暫別舞台,已有整整十五個月。

剛受傷的時候,郎朗回憶自己一度心情十分低落。眼見音樂會一場場地被取消,而自己的傷勢卻並未如期好轉的時候,他甚至會難過地哭起來。對於這位自小有強烈表演欲的、急性子的鋼琴家來說,恐怕再沒有甚麼比無法登台演出更傷心不安的事情。過了一段時間,焦灼與慌亂漸漸平緩,郎朗用這些意料之外的空閑時間,開始思考人生。

「我利用這些時間,重新思考了我所做的一切。」復出之後的郎朗如是說:「我看淡了一些事情,包括名利。」原本每年150場的音樂會減到75場。每場音樂會後的翌日早上,他終於不用著急趕去機場飛往下一場音樂會的城市,而是能在當地留多一天,或是出街看看晨早城市的樣子,或是與那裡音樂學院的學生們聊聊天。

日子慢下來,安靜也找回來了,郎朗開始思考哈農庫特多年前與他談到的「孤獨」與「安寧」。三年前重新簽約環球唱片公司並發行首張唱片《鋼琴書》的時候,郎朗家已宣布將要錄制《哥德堡變奏曲》。在唱片小冊子中介紹文章的開篇,他說:「灌錄這首作品是我一生的夢想。」

誠如郎朗在唱片介紹文章中說得那樣,《哥德堡變奏曲》是音樂世界的珠穆朗瑪峰,「每個音樂家都渴望攀登」。而他選擇在三十八歲的年紀攀登此峰,不早不晚,既不會因為閱歷尚淺而難以理解曲中深意,也不會因為體力不足而無法達到曲譜的技巧需求。郎朗自言「前面三十多年的人生過得太順」,而最近兩三年經歷傷病,又遇見愛情和婚姻,苦樂交集,讓他迎來人生與事業的全新階段。《哥德堡變奏曲》,如他所言,正是這「新階段」的見證。我們無法奢求三十多歲的郎朗彈出完美到了無缺憾的版本,但,這是一個開始。

「兒童離開,神童留下」

所有的音樂天才,在成年或者到達一定年紀之後,總會面對「轉型」的問題,郎朗也不例外。「要麽兒童離開,神童留下;要麽神童離開,兒童留下。」郎朗的恩師、知名指揮家兼鋼琴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曾這樣說。

《紐約時報》去年刊出的一篇名為《郎朗歸來:鋼琴神童走向成熟》的文章中,作者訪問了美國克利夫蘭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默斯特(Franz Welser-Möst)。這位自從郎朗少年時代便與他相識的指揮家認為,三十八歲的郎朗已經走完了職業演奏家生涯的「第一階段」,而現在的他,開始轉變。「之前他(郎朗)有些偏好花哨的、炫技的東西,現在他成熟了。」默斯特如是說。在眾人見慣的張揚與高調之外,這位知名指揮家一直記得郎朗的自律與謙卑。數年前,郎朗與克利夫蘭交響樂團合作巴托克那首極難駕馭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時,曾經邀請默斯特對他演奏的莫扎特鋼琴作品給予一些意見和指導。默斯特試探式地對郎朗說:「我當然願意指導你的莫扎特鋼琴奏鳴曲,但你需要在巴托克音樂會開始前的一個半小時到達音樂廳。」

「他真的提早九十分鐘出現在音樂廳。」默斯特回憶道:「我所認識的音樂明星之中,如此謙卑的人並不多。」這也讓我想到將近十年前在香港演藝學院初次見到郎朗的情形。那次,他應邀為香港的鋼琴學生舉辦大師班,課後接受媒體的圍訪。訪問之後,我為他拍照,並問及是否可以之後約他做一個時間稍長的個人專訪。他於是介紹我與他的經紀人相識,並對經紀人說:「這位是XXX的記者,名叫XXX。」對於一個彼時尚在實習期的、初出茅廬的記者來說,慣於默認自己無名無姓,而郎朗,是第一個記得並準確叫出我名字的采訪對象。對他而言,這或許是一件轉頭即忘的小事,卻足以讓我一直清楚記到如今。

所謂的「走向成熟」,既體現在待人接物愈發的謙卑有禮,也在演奏及詮釋音樂作品時呈現出來。首先是這位「不是在音樂廳,就是在去音樂廳路上」的工作狂鋼琴家刻意減少了音樂會的數量,而且開始改變選曲的風格:此前,我們翻開郎朗的音樂會曲目單,十有八九會遇見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或是普羅科菲夫等俄羅斯知名作曲家的高難度炫技作品,而如今,他開始花費更多時間和心力在巴赫、莫扎特和貝多芬等德奧作曲家的作品中探索。在演奏這些克制、嚴謹的德奧作品時,郎朗試著收斂自己演奏時過分誇張的表情和肢體動作,而這,一度被視作他的特有風格。

他也開始嘗試平衡工作與生活,並在不工作的日子學著放松身心,做一些愉人愉己的好玩事情,比如參加綜藝節目《吐槽大會》並任由嘉賓吐槽他彈琴時搞怪誇張的表情,又比如,帶上新婚妻子參與真人秀節目。他在年輕人喜歡的B站上註冊賬號並定期發布自己極具喜感的鋼琴教學視頻,還一度悄悄經營自己的「知乎」賬號。有一次,某位知乎網友邀請他回答諸如「一整個交響樂團打群架誰會贏?」之類的無厘頭問題,他竟痛快應答,認真寫出幾百字答案。去年,他順應互聯網知識付費風潮,推出線上課程《郎朗鋼琴課:從入門到進階的音樂大師課》,希望為喜歡但不了解古典音樂的網友打開一扇認知的新窗。

「段子手」郎朗並不理會那些認為他參與綜藝節目是「不務正業」的質疑聲音。如今的他,每天堅持練習鋼琴數小時,從不間斷,因為他深知,在主業做好的基礎上,副業才可以錦上添花。「有人會說你一個彈鋼琴的整天搞這搞那的,其實,我是希望古典音樂能夠被更多的人聽到。」在郎朗看來,當今全球化的時代中,墨守成規或固執己見不免有失偏頗,跨界與互動才是題中之意。哪怕是需要持之以恒勤奮練習的鋼琴家,也不能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屋裡就做自己的事」,而是應該時不時地探出頭來,多觀察周遭的風景,體會流動不息的生活。

在人生的第一個三十五年,郎朗一直在追逐,在奮鬥,在滿足父母的心願,像他小時候喜歡的動畫片《貓和老鼠》中那只湯姆貓一樣,手指在鍵盤上不停跑動,為做出高技巧的動作而氣喘連連。新一個三十五年開始,他不再一味地竟逐「第一」,不再用更好更快更出色來強迫自己,而是學習從容,學習放松,學習用更靜、更沉實的目光觀照內在及外在。

「我小時候之所以喜歡彈鋼琴,就是因為音樂給我帶來了一種生命,一種在你生活中渴望得到的一種精神。現在我也一直牢記,不管出現什麽困難,都不能把這個精神失去。」他說。

郎朗曾在某次電視訪問中談到自己十四歲初到美國時,在知名音樂學院寇蒂斯初次見到恩師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的情形。當時,格拉夫曼問他:「你來美國想要做甚麼?」少年郎朗十足信心地說:「我來美國,就是要把美國的和歐洲的,甚至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鋼琴比賽,全都去比掉。」格拉夫曼忍不住笑起來,又問他:「你長大後想要成為甚麼人?」 「我想要成為鋼琴家。」郎朗說:「比完所有的比賽、拿到所有的冠軍,我就能成為鋼琴家。」

跟隨格拉夫曼以及艾森巴赫和巴倫波因等眾多名家學習、在古典音樂世界中浸潤多年後,郎朗終於明白:所謂的比賽冠軍,在漫長的音樂人生中,不過是浮光掠影。真正能讓自己成為鋼琴家的,不是外在的榮譽,不是他人的認可,而是閱歷,是經驗,是內心的勇敢與堅定,是真實地感知生活本身。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偉大如斯,不也是從一復一日的尋常生活中汲取靈感並自然長養而來的嗎?

「七十歲的時候,我想我一定會再錄一次《哥德堡變奏曲》。」郎朗告訴我:「那一次,應該和這次非常不同吧。」

(原文刊於《三聯 愛樂》,202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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