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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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9 - 18:10

【專訪】國安法下香港獨立電影之路 崔允信:不自我審查 不自行步向「地下」

【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Peter Wong】

認識崔允信導演是在《地厚天高》 (2017) 的初期公映。那時梁天琦應該還未回港。

看戲通常要有伴,那次是自己一個去。在寒冬的大清早爬起來、大老遠從新界到港島,就為了看那部戲,也像是為了重返那個激蕩也黑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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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信是導演,也是「影意志」藝術總監,更是《地厚天高》的監製。經過反送中之後,世界又變了樣。現在重談這部戲,他坦言「很遲才知道梁天琦這個人」。2016 年新東補選前後,《地厚天高》的導演林子穎 (Nora Lam),在港大做另一套作品《未竟之路》(2016) 的放映會。崔允信當時也出席,他說:「(在 Q&A 環節)有個觀眾起來說,如果現場所有觀眾都是新東選民,會選楊岳橋還是天琦?原來現場有 9 成人都說會投天琦。」

然而這不是外面的主流。崔允信回憶:「當時在我的網絡同溫層,基本上都是支持楊岳橋,很多人都不知道梁天琦是誰。」

崔允信拍過自己的獨立電影,亦是獨立電影放映的一大推手;影意志近年每年都搞「香港獨立電影節》,不忌諱播映政治和社運電影;然而即使找到具市場價值的電影,也因為政治氣壓而無法在主流戲院上映。「主流」和「獨立」,越來越壁壘分明。

「當然天琦做的事和犧牲大得多,但我好像都感受到,無論你怎樣做外面都將你淡化和冷處理,好像怎樣努力都是被拒諸主流之外的那種感受。」

《地厚天高》

《地厚天高》

重返年初一的旺角黑夜

《地厚天高》不是一夜之間誕生,背後都有個「工業」過程。

崔允信說:「這又要談回 2014 年之後的《亂世備忘》(陳梓桓導演),雨傘之後,我們發現很多素人都在現場拍了片,但不知道如何處理那些 footage;我們就搞了個工作坊,請一些拍紀錄片的人來分享和協助。我們就做了《亂世備忘》。《亂世備忘》未出的時候,台灣有個小型影展請了我過去做座談,當時 Nora 的處女作《旺角黑夜》(2014) 入圍,我們就在台灣第一次見面。回來之後她拍成了《未》,她就跟我傾,看獨立電影節能不能播。《未》播完之後,她就告訴我正在拍《地厚天高》。」

崔允信回憶,2016 年旺角騷亂之後,他的圈子都是紛紛割席。「當年年初二,我正在法國出席一個影展,看到臉書消息說有警察開槍,同溫層的大家都在懷疑這件事『有問題』。」

即是坊間一向青睞的「有鬼破壞民主運動」陰謀論。

「《地厚天高》上映之後,我遇到一個年輕人,我問他怎麼看年初二。他說最初聽到旺角消息是很興奮的,他以為旺角事件會是另一次 928,但翌日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覺得好失望……監製這部片,我主要是幫部戲搵多點資金回來,令後期可以做得好點。當然之後也想更多人知道本土派這班人經歷了甚麼,因為『主流』從來不理解泛民和本土之爭,他們根本不知道本土派是甚麼、裡面的人是誰。這班人的共同經歷基本上是被忽略。」

資料圖片:旺角騷亂,圖片來源:朝雲 攝

資料圖片:旺角騷亂,圖片來源:朝雲 攝

「原來真是有人這麼討厭梁天琦」

崔允信協助將這套戲帶出來,四面八方都有反應。

「第一次放映,梁天琦還未回港。我們第一次找了黃之鋒和羅冠聰,我直覺他們都在政治上挫折過,應該會有感受。因為當時天琦還未回來,也有很多人對他有成見。當初出來,你是正評還是負評,是很看你的政治取態。負評是可以的,但我發現……原來真是有人這麼、這麼討厭他(梁天琦)!有些負評,你真是見到有民主黨的人,他完全未看過套戲,但都照分享那些負評,然後說,終於看到一篇認真的影評(負評)。」

說到這裡,我們不禁慘淡地笑起來。

「周永康看完之後講得好好,套戲是講本土派,但將其還原成一個人,才會明白打壓是這麼接近。外面有些人覺得負評才是『認真的評論』,或者看都不看,就判定套戲是對天琦個人崇拜,其實好悲哀的。之後天琦回來,我都沒機會認識他,他也沒看過戲,之後就直接入了去坐監。之後大家好像都不再狙擊他,然後他判了那麼長的刑期……他判監後,我記得當時 Nora 都說不想做 Q&A session,每一次放映的氣氛都完全不同。後尾套戲都放映到差不多,但之後又遇到了反送中,於是又繼續多了一些播映機會。」

崔允信說:「《地》有負評是正常的,它當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以前拍片有較多科技限制,拍紀錄片可能要好多人,但現在 Nora 一個人就可以跟天琦有這樣的互動。多了人關注獨立電影,也是真的。我們發現,第一批觀眾對一部片的反應,就會影響部片之後的走向。最近《理大圍城》(2019)  的反應不錯,也是如此。」

黃之鋒、羅冠聰、游蕙禎、梁頌恆等人出席《地厚天高》首映
(圖片來源:地厚天高 facebook)

黃之鋒、羅冠聰、游蕙禎、梁頌恆等人出席《地厚天高》首映
(圖片來源:地厚天高 facebook)

《十年》作為工業和時代的分水嶺

這幾年,算不算是獨立電影的小小復興?雖然這些電影的市場反應可能不錯,有商業價值,值得更大範圍放映,但「主流戲院」將其拒諸門外。是甚麼原因?是資方?是戲院自身?

他笑說:「我平時接觸不到資方那麼高層次。我交涉的戲院人士,有不少都支持我們在做的事,但他們跟我們說,就是搞不到(上映)。究竟是老闆下令還是如何,我們都不知道。熟的人咪同你講多幾句,梁天琦講過港獨,觸碰了紅線,所以不能上,但基本上都是不明不白。例如我們手上有《佔領立法會》(2019),直接談到政治,外面上不到;《散後》(2019),劇情片來的,好溫和的了,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現在同戲院傾緊上映,但有些戲院說真的很為難。」

因為政治,多了人留意「香港獨立電影節」,也多了人留意獨立電影;但也是因為政治,電影受歡迎也上不到大戲院。不過崔允信又說,這很弔詭,因為被「主流」某程度封殺,所以做自己時,顧忌反而少一點。

「有些人對影意志有這種期望,認為我們可以靠自己商業化,然而香港政治環境導致這件事不可能發生,但如果真是發展到那個地步,我們行事上又會有很多顧忌。」

涉及社會和政治的電影與「主流」最接近的一次,可能是《十年》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結果一出,有很多評論湧出來,批評這部片技術上粗疏、不斷散播「恐共」情緒。這件得獎結果,算不算是香港電影業界對「後雨傘」一次表達反應的集體公投?在合拍片洗掠香港的多年來,工業內是否有所內省?

「《十年》那次金像獎,真是工業投票的,投出來的嘛。如何登記做選民,像你是導演學會、編劇學會那些,一定有票;甚至你的名字曾經出現過當年上映的電影 credit ,都有票,包括茶水阿姐;學者、教師、影評人都會有票。當年《十年》又好像沒甚麼對手……《十年》當然是一個表態,是經歷 2014 年雨傘之後的結果。電影老闆當然是往錢看,香港電影從來都不是只靠香港市場,以前有東南亞、台灣支撐,現在中國有市場,錢和人就往那裡去。不過這一套做法,對這十幾年來成長、喜愛電影的年輕人是不吸引的。他們是想做自己嘢。你想拍電影,你是想拍自己和身邊的故事。上一輩去中國做合拍片,有些人可以平衡到,又拿到資源,又可以做到自己風格。年輕導演上去就多數不行,沒有 bargaining power。這個情況在雨傘之後更加明顯。」

電影《十年》團隊(圖片來源:金像獎 facebook)

電影《十年》團隊(圖片來源:金像獎 facebook)

拍戲不人道 連食六個叉雞飯

最近有文化人討論,聽到有人做大片編劇,報酬卻備受剝削;甚至連 credit 都不給。這個是否常見?香港電影以前就有「七日鮮」,粗製濫造的亦不少,這是香港電影的特色嗎?

崔導說:「這個要小心點講,我都算是上一輩人,要回答就好像有點老屎忽。不過是真的,例如以前你做一個新進演員,你不是很紅,但你拍一個大導演的戲,你不會在乎這次拿到多少錢,因為你通過做大導演之下的一個角色,之後可以換到很多嘛。我不是說(剝削)是啱,只是說,在那個年代可以換到的東西更多。以前拍戲的確很不人道,我初初入行,是做電視大台,做制片組。有時我回家睡覺之後,再回去,之前那個劇組還未收工,大家已經連續食了六個叉雞飯,但以前個社會好環境,你肯挨,的確能給你前途,很快你就升職了,或可以做自己的計劃了。在這方面,可能在中國拍戲會無咁不人道。為甚麼香港拍戲會咁 chur ,可能機器、場景,一次用耐點,攤分下來成本會比較抵。」

「香港電影的特色,其實是無制度,呢樣係好差;但又是無制度,才出到一些如此厲害的導演。例如荷里活,就有整套很嚴密的制度,不會容許導演到現場度嘢和『飛紙仔』。一部荷里活片,各個部門各個崗位,大家都專業發揮,沒人會獨大。在這種制度下,就算略為平庸的導演,出來的作品都不會太差;在這種制度下都做到『作者導演』,就更加利害;天才的導演就可以做到。在香港,有時是要 / 容許導演一腳踢,但正是這種自由,你厲害的話,成品就會很厲害,爛起來又可以很爛。例如王家衛、杜琪峰都是屬於很厲害的例子。我拍過獨立電影,也拍過不太成功的商業電影。我知道自己不太懂拍太大眾化的東西,我都屬於自把自為的電影人,但沒有像王家衛杜琪峰他們那麼成功,哈哈。」

以前「肯挨就會出頭」,不是神話而是真實;現在肯定是時移世易,規則已經改變。不只是電影業,更是整個香港和世界形勢。崔允信親身經歷了這種轉變,在以前,他感到自己的獨立電影,雖然不是「主流」,但「主流」也會有興趣、也報道、也歡迎,視為電影工業的新火種;但後來就變得壁壘分明,「好像怎樣做都是在主流之外」。

從《去日苦多》開始到《三條窄路》 

好像 2008 年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就涉及一個中港兩地、傳媒界、警界、宗教界、商界的陰謀。那時的創作背景,是「2003 七一大遊行」之後的世界,似乎是試圖回應中國政界陰影開始過河的時局。雖說是「獨立電影」,但也有很多現時我們熟悉的演員,像廖啟智、黄伊汶和蔣祖曼;黃毓民在裡面則做返自己,演被封咪的電台主持;還有王亦藍,是王祖藍的弟弟……那時候獨立和主流的界線,還比較模糊,彼此可以有交集。

「後生時無諗咁多,想做就去做,這部戲也是。我們那一代,雖然未必一定好成功,但當時經濟好,你總會建立到一些東西。像 IFVA(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我就趕上了參加第一屆,開始有藝發局的資助,也拍到《憂憂愁愁的走了》,主角是未出道的余文樂。對於時代的思考,講《三條窄路》就要回到我在 1997 年與許鞍華導演合導的《去日苦多》,也是紀錄片,當時我們訪問過吳靄儀,當時已經覺得她講嘢很吸引。她就說他們那一代怎樣看香港,記憶中那時他們已經大概在說,香港可能要靠下一代了。他們可能是最初尋找香港人身份的第一代人。」

「六四前後有移民潮,但越近 97,香港經濟越好,我是那一代出來。我們那一代對共產黨不是那麼恐懼的,因為我們建立到自己的一些東西,也比較能看到前景;但如果現在拍反送中,裡面不可能有余文樂。」

崔允信導演《憂憂愁愁的走了》,余文樂初登銀幕之作(網上圖片)

崔允信導演《憂憂愁愁的走了》,余文樂初登銀幕之作(網上圖片)

《三條窄路》在當下看來,雖然有黑暗面,但也比較樂觀。幾個在自己職業建制(記者、牧師、警察)裡面備受排擠的人,甚至包括一個「有良心」的公安,陰差陽錯地聯手曝光了一單香港財團在中國不法經營、毒害鄉民的醜聞。幾個角色雖然經歷不同打壓,但最後尚算能全身而退;公安則沒那麼好彩,被既得利益集團暗殺。這個設定,是否代表了自己在電影工業的某種不適應?

崔允信想了想,然後答:「現在看來好像是這樣?也有一些影評人會這樣解讀,不過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後生時無諗咁多,想做就去做。當時看到香港一些情況,自己也喜歡這樣的格局,就試圖拿劇本周圍 sell,有些監製直情跟我說,如果你有資金就拍吧,時間不等人。」

「我放《亂世備忘》時是 2017 至 2018 年,有些年輕人看完之後,說想起自己 2014 年落金鐘,對他們影響很大,第一次嘛。如果說 0371,又要推返去 8964。所以我說你們年輕人不要總說我們老人永遠在談六四,當年這事對我們真的很大影響;但(對香港人來說)六四可以暫時放下,因為它發生在北京;0371 是在香港發生,所以有些不同。正常人都會計數,當時我拍《憂憂愁愁的走了》,好像都幫我開啟到後面的事業,會令個工業或主流留意到我。之前好像是跟主流有交集的,《三條窄路》那時都有智叔、毓民,但後來主流和獨立漸漸變得壁壘分明。不只是我的電影,而是大體而言,『主流』建制,包括傳媒甚麼的,都開始跟另一面隔離。」

《三條窄路》劇照

《三條窄路》劇照

國安法「有樣嘢係度 成日俾你諗住」

《國安法》降臨,路已比《三條窄路》的時候更窄。作為創意工業的一員,崔允信坦言:

「我最初都覺得可以不理(國安法)的,但之後發現是不行的,多了很多考慮,例如我不是怕播某些片之後,警察上來掃場,我不怕,而是怕戲中人和導演的安全。具體來說就是某些片裡面出現了某些口號,會否危害創作者和受訪者的安全?《國安法》不只是影響紀錄片,而是連劇情片都影響。例如一套愛情片用反送中做背景,得唔得?現在可能背景提下都不行,香港好像必須是沒有時代背景似的。有個外面的電影系同學跟我說,自己的 final year project,就因為拍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校方要求他剪走。」

崔允信在乎導演和戲中人的安全,但強調事情未發生之前,不會自我審查。

「佢(國安法)有樣嘢係度,成日俾你諗住。其他拍嘢的人都應該不會(自我審查),反正主流完全禁絕。就要看看一班年輕人怎麼看。工業裡面的人,如果習慣了中國市場,他們自己早就已經自我審查,應該沒影響;如果是對於香港一般人,佢最衰的地方,是你發現會誅連的。例如有個演員在臉書發言,有關方面不喜歡,就成套戲都會有事,很多人以個人身份都會不敢說話,但也有一班人很想做好香港電影,就算他不回中國,他的言論都會受限制……但我覺得,總之大方向就是不要令直接講政治和時事的創作者,被推向更邊緣的邊緣。所以有些觀眾會問我們,為甚麼不把片放到上網,但這就是令邊緣更邊緣,我們認為這些片也必須是『香港電影』的一部份,未到『地下』的時候就不要自己走到地下。」

香港獨立電影節,在天台放映

香港獨立電影節,在天台放映

對抗陰乾戰

不過這些電影都被主流戲院拒諸門外,這樣下去,檯面上不需要具體打壓,長期也是檯底陰乾?現在主要靠甚麼資源撐下去?

「咁就唯有同佢鬥下,鬥唔俾佢陰乾。」他笑說:「我們現時有藝發局資助,這事情也很弔詭,就像影意志無法在政治現況下商業化一樣。藝發局不是屬於『三司十三局』的架構下,所以某些事情似乎守到,我們都拿了十多年。我們申請資助的原因也是合情合理:有些電影不能做到商業發行但有存在價值,無論裡面的人怎樣看我們戲的題材,根據我們的守則,這些戲事實上又真是商業發行做不到。」

「另外一個是電影發展基金會,《亂世備忘》是有資助的,《天厚天高》就不行,梁天琦提及港獨,就是過了那條紅線;但這只是得不到政府的資助,藝發局對我們的資助是到 2022 年,我們其他地方都有些微收入,像放映會和賣碟之類。我也有心理準備,未來可能會面臨完全沒有這些資助,到時就只能用『更簡單的方法』做下去……但現在香港真是今日不知聽日事,連快必都拉、選舉話取消就取消,佢有咩唔得呢。你以前會想,佢(政權)咁多人要搞,幾時搞到你呢?一日未捉你的時候,又好似真係無嘢,你唔會知係幾時同會唔會。考慮是多了,沒有人直接跟你說不行,我就繼續做下去。畢竟,我們也不想觀眾習慣了這些片只能去 cafe 看。」

崔允信

崔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