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當官「大哂」？台灣好執行長李應平談文化政策

李應平小檔案

經歷：

1991-1994       《中國時報》（社會服務部企畫專員）

1995-200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推廣處處長）

2001-2007       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師）

2007-2011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2011-2014       台灣文化部
（先後出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及政務次長）

2014-目前       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

提到李應平，大多數人只知道她是龍應台左右手。除此以外，你不會看到很多她的報導。但你可能聽過她一手策劃的幾個台北重要藝文專案，包括台北街頭藝人合法化、非營利演藝團體稅賦優惠、國小藝術人文教育啟蒙課程等。

李應平在文化界二十多年，由民間團體到政府機關都有她的身影。儘管她曾官至文化部次長（即副部長），但要推出文化政策亦非易事。以台北街頭藝人合法化為例，到底李應平如何面對制定公共政策時遇到的困難？

90年代，街頭藝人合法化課題成為台灣文化界的關注重點。正如李應平所言：「空間是屬於人民的，不是政府的。每個人都應該有使用空間的權利。」

對於政府，開放街頭沒問題，問題只是如何去管理。為此各個政府部門爭論十多年，立法依然遙遙無期。

當時活躍於民間的李應平有感民間機構推動不了立法，「必須有人實際參與法律以及政策制定，才有可能解決。」於是，她毅然進入台北市文化局。

李應平在 MaD 2016

「我們要懂得用對方的思考」

當然，進入政府只是挑戰的開始。李應平說，她當時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難題，就是跨部門協調。她解釋，文化部的許多主張，都與其他部門有衝突，「你如何能讓以發展為優先的部門，接受我們以文化為優先導向的訴求？」

這次街頭藝人也不例外，這政策牽涉到的不只文化局，還有六、七個政府部門。比如說，環保局會問，音樂表演被投訴發出噪音怎辦？財政局問，街頭藝人是不是等於攤販？是否需要課稅？公共場所管理部門則擔心開放空間隨之而來的安全、阻塞、清潔等問題。

儘管矛盾多多，但李應平不認為對方是在阻礙文化局工作。「我們不能說他們不認真，更不能說對方不想解決問題，只是有時候他們在自己的位置久了，會沒有辦法跳出他們的法規、刻板的印象。」

那一堆看似「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李應平怎樣處理？

「我們先把問題理清。理清了之後，決定我要解決的對象是誰。」她說，要解開打結的地方，先要跳到對方立場想。「必須要跳到他的本位，理解他的問題之後，再幫他提出解決方案，讓他順利走下台階。」

於是她主動邀請環保局進行噪音測試。當環保局發現大部份表演都不會超標之後，它就放行了政策。

那麼街頭藝人是不是等於小販？李應平認為，「抽象的定義通常無助於政策論辯。」所以她乾脆把立法主體由「藝人」改成「公共空間管理」。不管是誰，只要事先登記，都可以合法的在公共空間進行藝文活動。

而最棘手的賦稅問題，李應平則跟財政局說：「我們完全支持及認同你們去查稅…但如果你要去追查他們的稅，計賬成本要看划不划算。」最後財政局因不合成本，不作課稅。

之後，文化局與場地管理部門找出其轄下場地中，哪些適合表演，並規劃適合的街頭藝術進駐。例如，有部門擔心演出阻礙行人，文化局就邀請它列出所有足夠闊的行人道。

她稱做這套想法為「創意的理性」。

2003年，以門檻較低的暫時法《台北市公共空間開放收費性藝文活動使用許可暫行辦法》出台。兩年後，法例「正名」為《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

爭拗十年的法案，兩年間即得到解決。

李應平池上秋收記者會

「人民信你，政策才有能推動」

文化官員是政府與文化界的橋樑，搞好內部後，另一個挑戰就是與文化界對話。李應平說，文化界工作者都習慣挑戰政府政策。李應平指跟他們溝通，要有三個能力：清晰的政策方向，俐落的溝通能力和理解藝文環境的發展趨勢。

訪問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應平強大的整理能力。一個問題，她會先解釋背景，再點列她的答案重點，並舉例說明。至於文藝界的現況，更是難不倒她。「我在政府工作的養分，都是來自我在民間十餘年的經驗…民間爭取的是甚麼，遇到的困難是甚麼，我也非常清楚。」

李應平得台灣文化界信任，不無原因。

「當人民相信你，你的政策才有可能推動。」李應平說。「擔任政府的要員，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台北市成為全台第一個街頭藝人合法化的城市。隨後台灣其他城市均參考其案例，陸續推出相應法例。

「從事文化行政工作最大的考驗，正是文化行政者如何發揮『創意的理性』，在政府機器的大小齒輪間，取得最有利的槓桿運作。」李應平如此認為。「一個文化政策的形成，除了有高度與創意的想法，更需要強大的組織與溝通能力，並有為其他公務部門解決問題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