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耀明:誰挽起弓箭 誰喃喃自語

達明一派圖片:黃耀明 facebook 專頁

2017 年,還未有 2 百萬加 1,還未有 3 萬 thx,還未有時代革命,黃耀明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上朗讀了一封給 David Bowie 的情書,說 Bowie 是「撐住我哋嘅一把傘」。

「當我哋害怕自己異於常人,或者當我哋被社會打垮嘅時候,David Bowie 嘅歌總會讓我哋重新得力。」

那達明一派是甚麼?

「希望大家想起達明一派,會記得我們是很屬於香港這個城市的樂隊。」黃耀明說。

沙滾滾但彼此珍重過

達明一派疫後開 show,宣傳文案引用的是〈皇后大盜〉歌詞,共你悽風苦雨,共你披星戴月共你蒼蒼千里度一生,共你荒土飛縱,共你風中放逐,一共是五個「共你」。

「在一切都被消失的時代,便覺得應該好好地記錄、回顧香港有過的故事,以及我們做過的事情。」

每年六四,大小集會播起《天問》;香港最黑暗的一天,(老)文青們在 Facebook 分享《今夜星光燦爛》;移民潮,我們邊聽着《今天應該很高興》邊思考去留。無論時局如何變遷,香港人總能找到一首達明一派的歌曲點播。

沙滾滾願彼此珍重過,達明做得到。

在五個「共你」之後,文案寫着「天花亂墜的世紀末香港故事共同睇」。這次演唱會,達明將完整唱出《意難平》和《神經》兩張專輯。Replay 的概念其實早在 5 年前已萌生,黃耀明說,多年來「玩到無嘢玩」,不如將達明一派過往的 8 張專輯完整演出一次。到了 2020,終於有「Replay Live」。

圖片素材:達明一派 facebook 專頁

「雖然說《意難平》是最不政治的一張專輯,但專輯裡的歌曲仍然一直呼應社會狀況。就像《愛在瘟疫蔓延時》,雖然當時寫的是愛滋病,但也可解讀為人們活在恐懼,跟現在情況十分相似。」

《意難平》和《神經》,分別於 1989 年 5 月和 1990 年 1 月推出,在《意難平》之前,達明已推出 4 張大碟,論盡社會議題,覺得已講得太多政治,倒不如推出一張專注個人情感的專輯,便是《意難平》。卻在推出一個月後,便發生六四事件。翌年,推出後六四專輯《神經》。

今年,兩張專輯都已踏入 30 周年。

「吊詭的地方是,我們就是用這兩張專輯來回應這個時代。」

誰人喃喃自語

過去,年輕一代對達明一派的印象,大抵停留於明哥吞咪,達哥扮大夫;直到 2012 年反國教,二人公開為學民思潮站台,達明一派從此跟政治分不開。去年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達明寫下《回憶有罪》,歌詞中說「如燭光都有罪,將暗黑多幾十年」。一年後, 警方以防疫為由,31 年來首次向燭光晚會發出反對通知書,點起燭光成為罪名,達明作品再次成為預言書。

「我想,好的作品所表達的情感和訊息是 timeless 的,無論什麼時候也說得中。我不知道我們的歌曲是否也有這種 timelessness,抑或是不幸地,只是香港的宿命在循環。」

但達明不是預言家,也從來不是社運明星,他們是音樂人,是牛頭角青年和彩虹邨青年,是他也是你和我。講政治,議員可以講,樓下賣報紙的叔叔可以講,達明一派也可以講。

在〈回憶有罪〉的Youtube 上,有人留言:「感謝黃耀明,劉以達面對中共和極權港府敢於對抗,絶不低頭」。

其實早在「極權港府」出現之前,達明一派已經「敢於對抗」。因為他倆 from day one 就是反叛青年。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黃耀明出身徙置區,家中有五兄弟姊妹。作為孻仔,背負的家庭擔子最少,家人望子成龍的期望都落在他身上,對他管教嚴厲。當時黃耀明與其他住在徙置區的孩童不同,沒有躝街,投身教會,又不懂踢球,被同儕取笑乸型。一天,黃耀明在電影接觸到新浪潮思想,遂對一切家庭束縛、教會權威,產生反叛意志。

80 年代頭,每個人都在聽徐小鳳、譚詠麟、梅艷芳,黃耀明聽的是鎖鏈當衫着的 Depeche Mode、用合成器寫歌的 Brian Eno,還為去 David Bowie 的演唱會任性裸辭。

「一開始創作時,寫歌就是寫歌,不一定要為甚麼目的而寫。創作和音樂,應該要可以這樣的。」

80 年代中,黃耀明和劉以達,兩個廢青,因為都喜歡英倫電子音樂,就組成了達明一派,沒有發聲不發聲,目的不目的。

「有人幫你出唱片,有得玩,又發覺都有錢賺;將自己遇上的事情轉化為音樂,好像找到一個表達自己的工具,這樣也不錯。」

當時香港流行音樂形態單一,樂迷尋求新刺激,達明一派的英倫迷幻電子風來得及時,令他們得以在主流佔一席位,創作人的喃喃自語變成射天空的火舌。

達明一派從來不是在吃政治的飯,創作亦不是他們的抗爭工具,他們只是一隊香港樂隊。

「不過我想,無論有意或無意,所有的創作也是一個紀錄,即使是講失戀的歌,也是一個 documentation of 你的失戀。」

達明一派成立的 1985 年,正正是香港動盪的開端——中英草簽。其後,天安門事件、回歸、沙士、千禧年的轉變。與其說達明有意識地記錄時代,倒不如說時代為創作人提供素材。

「創作就是跟世界 interact 之後的結果。但在這時勢,你的音樂很容易就會變成社會紀錄,替不能發聲的人發聲,甚至成為抗爭一部份。」

達明從來不是社運明星,他們只是反叛的音樂人。

黃耀明

流著少年脈搏

也因為反叛,黃耀明從不是個懷舊烏托邦的老屎忽。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懷舊的人。」

殿堂級歌手或老一派樂迷,經常會說「依家啲新歌手都唔知唱乜」。達明由昔日「新歌手」變成今天的經典,從沒有在神枱上教訓信眾。好像 2017 年,達明 30 周年,親自出手邀約不同音樂單位翻唱其作品,包括符致逸、雞蛋蒸肉餅等新生代音樂人。

「因為這個地方是屬於他們(年青人)的,香港是好,是壞,也是屬於他們的,應該由他們親自塑造。」

達明從不批判「廢青」。八十年代香港隨著社會發展迅速,曾經出現一連串青少年問題——寶馬山雙屍案、秀茂坪童黨燒屍案。達明取材邊青,沒有批判,卻跟陳少琪走到九龍灣德福的溜冰場,考察溜冰少年,寫成〈溜冰滾族〉。他倆又寫「拍子裡盡情再起革命」,以〈馬路天使〉一曲講 80 年代的夜青。

只是,革命了 30 年,我們這個年代的夜青仍然穿着黑衣「叱吒於漆黑街中」,由龍和道走到理工大學,「警車哀哭的聲音」催迫著年輕抗爭者游離的心。

不割席、不指責,因為黃耀明就是他所唱的馬路天使。

以後要點

「作為 80 年代的反叛分子,我敢說換了是 80 年代,雨傘或反修例運動不會發生。」黃耀明成長於殖民地年代,那一代的香港人身份含糊。

「我想這一代人比起我們那一代,更加緊張香港,身份認同也更強烈。」

然而,這一代人,「被社會打垮」也更多,2019 年的 2 百萬加 1 個馬路天使,當中有多少因為覺得自己異於常人而活在痛苦?

而黃耀明不知道,達明一派就是很多香港人的 David Bowie。

「可能是我一廂情願地想吧,我猜創作比起其他行動沒那麼危險,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歌曲可以為年輕人發聲,如果我們還有這個平台的話。」

他也坦言不知道發聲是否有實際作用。然而他想,若香港人希望繼續一貫的生活方式,便要堅持。

「我一向的習慣,就是想到甚麼說甚麼。我不想改變這個習慣,所以我要令自己持續做這件事。」

黃耀明由反叛青年成為反叛中年,仍然你越禁止,我越要做。

1992 年某個訪問,主持人談起六四,黃耀明說:末世了。但世界到了今天,仍未見末日。黃耀明說,世界一直在變壞,但也有好的時候,縱使好景不常,但歷史告訴我們要有希望。六四雖未能平反,但歐洲的共產陣營在 1991 年也隨前蘇聯解體。「我們也只能在壞的時代保持樂觀,否則便生存不下去。」

「不過你也要冷靜下來,理智思考,應如何處理自己的恐懼?他(政權)就是希望你怕,大家便去熟讀他的法律,好好裝備自己,有智慧地繼續抗爭。作為創作人,藝術上你則要想更多的方法去 get around,去想辦法繞過這些陷阱。」

「我們需要光,香港現在很黑暗,我們需要更多光,需要一個新的香港。」

作為音樂人,黃耀明有光。

文/周回
攝/黃紫儀

影片
撰稿/鄧可盈
攝影/劉子康
剪接/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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