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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伊斯蘭教在東亞

2020/5/21 — 11:39

Photo by Utsman Medi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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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孔德維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因為種種原因,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尤其東北亞)的研究尚未成熟發展。當前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 20%,更有增加的趨勢;而在過去二十年,全球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密度已達歷史高峰,生活於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數量乃日益增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受到世界媒體和學界的熱切關注,有關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亦自跟從這一潮流而漸次興起。歐美學界對東亞伊斯蘭的系統性理解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與作為前輩的耶穌會一樣,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在十九世紀中葉「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1] 

現代的伊斯蘭教研究自然不同被賦予這種宗教殖民或是判教的色彩,而是期望以客觀的角度釐清現象。伊斯蘭在東亞具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但卻在華文(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的論述中欠缺了適當的位置。當「伊斯蘭」與「恐怖主義」、「難民」等概念被習慣性地劃上不當等號時,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便如大都市的鄰里,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這一種忽視,足以令我們對今天世界局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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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伊斯蘭教可說是主要宗教。十三世紀之後,來自西亞與北非的穆斯林商人漸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島國。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東航至當地,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已經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今天印尼穆斯林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穆斯林人口數量的現代國家。雖然印度支那半島居民主要信奉傳自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泰國、柬埔寨、緬甸地區亦有不少穆斯民居民。有關歷史上和現代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學界早已多有研究。[2] 

往北觀察,在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華南與華中,其實亦散落著不少被紀錄為「回回」或「回民」穆斯林。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穆斯林在十三世紀蒙古治下多有參與海上貿易,更曾因政府內部鬥爭與遜尼、什葉派之間的鬥爭而引發長年戰亂,割據一方;[3] 除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等因毗鄰中亞穆斯林群體而具大量穆斯林的地區,華文傳統稱為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亦有各式穆斯林聚居過五百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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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種的誤解,過去學者經常誤認為大明與大清帝國長期實行「海禁」,但近十年的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海禁」祇不過是以國家的力量壟斷與管剩國際間的海上交流,而不同於禁絕一切異國事物於國門之外的「鎖國」。[5] 比較華南、東南亞與歐洲的原始文獻,穆斯林即使在歐洲人主導東南亞海域的年代,仍然活躍於華南、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之間的貿易。[6] 在較東的臺灣,穆斯林人口在二十世紀前鮮見於歷史紀錄之中,這可能是臺灣在荷蘭、明鄭政權、大清與日本帝國的時期確實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有限,但也這可能是學者忽略了隱匿於文檔中的穆斯林。[7]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穆斯林計有二萬至六萬人,當中也包括了早已移居泰、緬而後遷至臺灣的雲南穆斯林,由於戰亂關係,人數未有精確統計,多於教內流傳。然而,現在的臺灣穆斯林群體也包括了從各國到臺的約十五萬旅居者,主要包括印尼及非洲各國的勞工及留學生,亦有少量從阿拉伯國家到臺經商的暫居者。[8] 為了滿足日益國際化的生活形態與經貿發展,臺灣近年亦安排了不少伊斯蘭友善的活動與揩施,如「國際清真產品展」( International Halal Expo)、引入各種伊斯蘭節慶、承諾設立「清真驗證(halal-approved)餐廳」以及旅館中的伊斯蘭祈禱室等等。[9]雖然穆斯林在韓國的人口仍然稀罕,但同樣也推出類近措施。[10]

與傳統上被假定為單一文化體系的印象相異,由於「少子化」及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世紀初已逐步引入外勞與研習生,安倍晋三政府更在2018年制定各項如人數上限與工作年期等細節,大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海外勞工招手,預計到2024年之前將引進34萬名外籍勞工。日本政府為整個計劃安排了11種語言與126項支援政策,亦為不少中小企業與過半數的國民所期待。[11] 日本引進外國勞工與學生的計劃的重要對象為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當中不少國家都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日本國內的穆斯林數目亦在過去十年增益甚多。在2014年,日本清真寺數目約為80所,至2018年,數字已增為105所。[12] 

日本與伊斯蘭文明的因緣自然不止近年的經濟合作。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已與伊斯蘭世界多有民間的聯絡。在1890年,以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聞名的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和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 ,1876 - 1909在位)就在1890首次遣使日本,過六百人的使團獲明治天皇(1867 – 1912在位)接見。自此,兩國開始了不少的小規模交流。至大正年間,由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令鄂圖曼帝國與日本帝國有了同仇敵愾的感覺,伊斯蘭世界對日本有豐富的想像,兩國的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日本思想家定義亞洲文明時,將伊斯蘭世界與自身視為一體。1920年岡倉天心(1862 - 1913)在倫敦出版《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倡議「亞洲一體論」,就提出「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與印度的思想,都旨於一種古老的和平」。[13]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川周明(1886 - 1957)等倡言的「聯合伊斯蘭論」及在華北成立的「防共回教同盟」等等,更將亞洲各地的伊斯蘭教力量,視為日本帝國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潛在力量。[14] 事實上,日本早在二十世紀初已成了東亞各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基地。[15] 舉例說,早於1907年7月,十一位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利用同教的「出使日本國大臣兼遊學生總監督」楊樞(1844-1917)提供的資金成立近代中國穆斯林首個民間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該會章程第一條就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當中宗教改革的味道與方向類於在北京辦學的著名穆斯林精英王寬(1848 – 1919)。數年內,來自中國十四個省的留日穆斯林學生已全數加入「留東清真教育會」(共三十六人,當中一人為女性,另有一人具阿訇資格)。[16]

在伊斯蘭世界,東亞的身影亦逐漸清晰。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佈的改革計劃「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確立三大目標,希望使產業多元而解決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從而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來自東亞的資金與技術,可說是計劃重點之一。在2019年末,沙國更將華語定為該國教育體系的第三語言。[17] 據北歐聯合銀行 (Nordea Bank AB)的數據,即使2019年寰球政治、經濟狀態不穩,日本、韓國及中國投資者均是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及數個海灣國家的主要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18]在本世紀,東亞在二十世紀末以來累積的資本與生產技術,很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

自二十世紀的各項技術革新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起了無以回頭的改變。2000年出現了第一部智慧型電話到2020年已能推出市場的 5G技術,讓各種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遠端醫療、家居工場、人工智能等,都使時間和空間大為壓縮。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自必更為頻繁。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交流將不會如十七世紀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一樣,單為少數精英與國家壟斷;也因如此,文明間的衝突便如同經濟活動一般延伸至日常生活。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在東亞、或是東亞投資者與移民在穆斯林國家的「能見度」提升既是機遇,也是誘發潛在衝突的危機。七十年代日本資金進入東南亞與過去數年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都是探討現代東亞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文化衝突的重要案例;而自九世紀伊斯蘭文明播入東亞以來的各種協作與衝突,也自然值得現代人參考。

 

註:


[1] 林長寛主編:《伊斯蘭在地化:中國伊斯蘭發展之探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2015),頁xv。

[2] 有關近年簡介東南亞伊斯蘭信仰的作品,可參Hussin Mutalib,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Hui Yew-Foong, Encounter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Joseph Chinyong Liow 與Nadirsyah Hosen 於2010年出版的四卷本論文集,集合了不同學者於東南亞穆斯林於歷史、文化、身份認知、政治、公民社會、全球化及恐佈主義的研究,值得讀者參考。見Joseph Chinyong Liow and Nadirsyah Hosen eds.,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 有關近世福建穆斯林歷史,參張中復:〈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察〉,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同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頁283-326;當地參與海上貿易最為著名的群體可數蒲壽庚(1245 - 1284)家族,莊為璣、莊景輝:〈泉州宋船香料與蒲家香業〉,收入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市泉州歷史研究會編《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227-238;當地穆斯林在十四世紀的衝突,參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收入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市泉州歷史研究會編《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頁53-64;張忠君、蘭陳妍:〈也論元末亦思巴奚戰亂的性質〉,《黔東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 期21(5),頁22-23。有關近世福建穆斯林歷史,可參中元秀、馬建釗、馬逢達編:《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馬強著:《流動的精神社區-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至於其他南中國沿岸伊斯蘭群體史料,可以各地清真寺為中心探討,參考馬建釗、張菽暉編:《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資料選編》(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4] 有關帝國陸上邊境的穆斯林歷史,可參王伏平及王永亮以斷代形式及以「文化撞擊」、「護教與保族」、「謀生之路」、「念經與唸書」等分類編纂的簡明敘述,見王伏平、王永亮著:《西北地區回族史綱》(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較為關於同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亦參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 :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及張中復:《淸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帝國西南邊境穆斯林狀況的研究,則可參馬維良著:《雲南迴族歷史與文化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5);近世「中原」的穆斯林群體則形成於忽必烈帝治下,「庚子(1281),括回回砲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見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1,頁232;這裏的「南京」指「南京路」,《新元史》載「汴粱路。上。宋開封府,爲東京,屬京畿路。金爲南京,屬南京路。太宗五年,崔立以南京降,仍爲南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汴粱路。」見柯紹忞:《新元史》(上海:開明書店,1935),卷47,頁118-120;南京路約指後來河南省所在地,因屯田而定居的穆斯林軍人與家眷成為了帝制中國晚期當地的伊斯蘭群體的始祖。在後來明代《鄭州志》(嘉靖三十一年(1522)本),仍載「州城內有『回回巷』」及該地「回回群處」。在1841年的黃河決提中,當地穆斯林為了堵塞開封城的水門,拆下了過百年歷史的東大寺(清真寺)救民於難,道光帝遂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東大寺。參王柯:《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47;亦參巴曉峰:《元明清以來河南清真寺的發展與變化——以周口、許昌、漯河三市為考察的重點》,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2011。

[5] 上田 信:《海と帝国》(東京:講談社, 2005),頁101。

[6] Hung Tak Wai, “After Diu: The Forgotten Islamic Trade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antonese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Islam in Asia, Vol.16, No.1: Special Issues: Islam in the China Seas (2019), pp.107-136.

[7] 在日治時期以前,筆者所見的臺灣穆斯林的紀錄,祇有鹿港一地的兩個穆斯林家族傳說。參李昭容:《鹿港丁家大宅》(臺中市:晨星,2010);賈福康《臺灣回教史》(新北:伊斯蘭文化服務社, 2002);莊景輝:《陳埭丁氏回族移民台灣的調查與研究》(香港:綠葉教育出版社,1997);郭雅瑜:《歷史記憶與社群建構:以鹿港郭姓為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8] 李松茂:《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1-2;有關現代臺灣穆斯林生活文化的研究並不豐富,多為人類學或民族學形式的研究,例子可參馬孝棋:《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學位論文,2010。

[9] 〈相較許多國家有「伊斯蘭恐懼症」,台灣卻是張開雙臂歡迎伊斯蘭文化〉,《關鍵評論》,2018年12月14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119,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10] Park Hyondo, “Islam and It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Korea Report,”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Ties that Bind: Korea and the Gulf, edited by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of Middle East Institute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5), pp.40-50.

[11] 〈外国人材受け入れ、総合的対応策を年内策定〉,《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10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747620Q8A211C1000000/ ,瀏覽於2020年5月4日;〈外国人労働者、地域で11言語対応 支援策126項目決定〉,《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25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9331610V21C18A2MM0000/ ,瀏覽於2020年5月4日;〈改正入管法で外国人材拡大 道内企業、人手確保に期待〉,《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21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9204570Q8A221C1L41000/ ,瀏覽於2020年5月4日;〈外国人拡大、「賛成」5割超す 高度人材に期待多く〉,《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20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9161710Z11C18A2TJ2000/ ,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12] “No. of Muslims, mosques on the rise in Japan amid some misconceptions, prejudice,” in The Mainichi, November 29, 2019, accessed 4th May, 2020,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191128/p2a/00m/0fe/014000c.

[13]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 (London: J. Murray, 1920), pp.3-4.

[14] 王柯:〈宗教共同體的邊界與民族國家的疆界:「回教工作」與侵略戰爭〉,載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93-229。

[15] Hosaka Shuji 保坂俊司, “Japan and the Gul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Pre-Oil Relations,” Kyoto Bulletin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4-1&2 (March 2011), pp.3–24

[16] 「留東清真教育會」對伊斯蘭教革新的觀點,基本上可說是以「愛國」與「救亡」。當中甚以有成員認為「同化」是中國穆斯林應行的觀點,其以為「何則種族之區別,不過內部自為畛域,其對於外界,毫無效力可言」。是以,當中國穆斯林(不止以華文為母語的穆斯林)作為「中國」(其實當時尚在大清帝國治下)的一份子,理當「皆注意於國是,漸忘種族之芥蒂,於是乎同化之功不期然而自至。」參王柯,〈「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 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中國穆斯林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6-209。王氏參考的《醒回篇》版本為東京1908年留東清真教育會所編,未知所藏何地。讀者亦可參考《清真大典》收「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本東京秀光社刊本」與《回族典藏全書》收「戊申年(1908)留東清真教育會事務所鉛印本」,參留東清真教育會編輯社編,《醒回篇》,收《清真大典》(合肥:黃山書社,2005),卷24;留東清真教育會編輯社編,《醒回篇》,收《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8),卷116。據筆者比對所得,兩版本並無重要差異。

[17] Hind Berji, “What's really behind Saudi Arabia's inclusion of Chinese as a third language?,” in The New Arab, January 29, 2020, accessed 4th May, 2020, https://english.alaraby.co.uk/english/indepth/2020/1/29/saudi-arabias-inclusion-of-chinese-as-a-third-language.

[18] 參北歐聯合銀行 Nordea Trade Portal 網頁,https://www.nordeatrade.com/en,瀏覽於202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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