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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私人到公共,情感是毒也是藥? — 駱頴佳X許寶強《情感資本主義》新書發布對談紀要

2020/11/6 — 20:37

(圖:獨立出版|dirty press ‧ CLEAN PRES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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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謝采善;文字整理:胡啟敢】

每每談及「資本主義」,直觀地想到是左翼的生產工具、剝削、異化等。然而,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卻直言資本主義在數次進化之後,已不只透過一般的生產與消費來欺壓我們,更是藉由情感的幽微,讓主體看似自主地力爭上游,自我打造成追求人生成就的功績主體,從而為資本主義體制產生更具自律、效率的生產模式。由此可證,情感不僅是個人私密的反應,也能取之、用之於社會運作,更帶有其「藥理性」。是日於序言書室舉辦的《情感資本主義》新書發布會,邀來兩位情感政治先達——作者駱頴佳與許寶強博士談情論哲,深挖當情感被視為一種能量時,究竟會為是進一步加速資本主義的「毒」,抑或是能救助社會的「藥」呢?

重提情感,望使短路的情感重新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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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性」一詞由法國思想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初見於科技發展對溝通的利弊討論。及後延伸到情感的流動為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甚麼可能。斯蒂格勒認為在理想的社會中,每人都應形成某種情感的共同體,分享着某種美好願景——例如對他者的關懷,或者政治上的追求。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中,我們的情感動力往往隨「情感勞動」而為資本家或政治家所利用,或是遇上「情緒短路」的問題,更惶論能轉化成促進生命圓滿與改變公民社會的力量。

「情感勞動」一詞早見於八十年代的資本主義議題,何以現在再特別提起?駱頴佳指「情感資本主義」不僅包括情緒勞動,更涉及到「情緒代包」的概念,即指聘請他人或借助外物替自己完成部分生產與承受情感關係的工作,如香港大多家庭都僱用外傭照顧小孩,使「親子關係」建立在孩子與外傭之間。情況如陳果電影《細路祥》的一幕——父母想打小孩子,小孩子第一時間不是抱着母親求饒,而是抱着外傭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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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我們需要「情感外包」?追源溯本回到新書另一大命題︰情感資本主義如何令主體變得勞累、受壓抑,並投向自戀式的消費主義?面對當今倦怠的狀況,我們該如何重拾情感的資源,好讓公民有氣力參與抗爭,推動社會得以變革?情感作為一種資源亦帶其「藥理性」,作為情感主體的我們,又如何覺察自身,面命耳提地拒絕服從資本主義的邏輯,並促進情感流動對抗因壓抑而造成的短路問題呢?

展示兩種服從回應的情感主體

許寶強破題式地介入書中內容,點明新書理論部分所闡釋的四種情感主體(倦怠主體、情動主體、倫理主體、哀悼主體),乃形塑於新自由主義與政治經濟體下的情動狀態,對理解當代如何不自覺地服從了資本主義邏輯甚具啟發。在英語上的主體(subject)帶有兩種「服從」面向的解釋︰潛移默化或被迫服膺於資本主義,如追求功績使人變得怠倦;自主抵抗,受同理之情所驅,採取倫理先行而衍生強大力量的希望。

人們有可能主動地走進功績主體或演變成倦怠主體嗎?許寶強另外推薦Martijn Konings的《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搭配閱讀,補充主體亦有機會自主地人們也有機會為了錢或功績,而主動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這書質疑人們並不一定是被動地形塑,也有是帶着主動意識地接受資本主義,即便他們明白如何被侵害,但仍會全力配合、熱愛工作,只為追求更多的財富。

駱頴佳認同情感並非鐵板一塊,情緒受着多種因素影響而有所拉扯。他言資本主義最厲害的地方是一方面勞役人,一方面又會給予補償,使人願意為後面所得的報酬而甘於忍受辛勞。又或是人們因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或對未來的不確性有所恐懼,故選擇停留在舒適圈或困局中,擁抱眼前原有的方式。新書裏頭便引用了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的「置懸」( inoperative )概念,說明人在面對突發事件所引致的重大震盪,不得不思索前路回應,例如今年的疫情——無法期待放假的旅行來償還工作的辛勞,迫使大眾思考其他轉化的可能和出路。近年更有人選擇務農維生,這更是打破了一般人認為香港農業不存在的迷思,這證明情感流動具有甚多可能性。

雙向的新經濟想像︰良心消費與再思現有主流

從情感而生的新經濟想像,許寶強言多是從過去缺乏而現在存有的想像萌生演化。如對應大企業、連鎖店等主流運作模式,另類想像如獨立小店、《100毛》和《深夜食堂》等新實踐便應運而生。但對比之外,他也提出另一種想像可能——重新思考主流資本主義究竟是甚麼,它的情感運作邏輯又是如何?像現時因疫情而出現了新的情況,在舊有邏輯中衍生或重新被發展的面向。

他笑言在疫情下光顧傳統茶餐廳,也許因為客人變少了,廚師有較多時間、心機料理每一道餐點,員工也變得有禮貌、更健談,食物比以前變得好吃了。這些改變並非無中生有,都是存在於既有的體制內部,只是過去因追求速度順暢,沒有一刻停頓,這些面向自然稍瞬即逝。這也許是一些較淺層次的變化,但改變的種子乃潛藏在主流經濟的結構裏,也是一股反抗的力量。

言及從內部起改革的可能,駱頴佳指出「黃色經濟圈」與過去提倡的「良心經濟」不同,非關公平貿易或環境保護,而是以消費手段作為抗爭形式的嘗試,也是在現有模式下的新抗爭。此說與斯蒂格勒的主張異曲同工,例如他提及曾與軟件商人合作開發免費軟件供大眾使用,這也是在傳統的內在方式中,嘗試從小處起革命,鬆動對日常的固有想像。即便於疫情過後,我們也能對「正常」帶有不同的想像,不再困在主流經濟模式的囹圄之中。

冀情緒能轉化為能量流通各處

駱頴佳憶起書寫此書時正經歷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新書的要旨和論文選輯亦繼續他在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研究主題。回想社會運動的幀幀畫面,產生了許多情緒、傷痛、哀愁和悲憤。這種哀怨能否為促進社會轉變帶來可能?學者巴特勒(Judith Bulter)對哀悼情緒深入探究,描述通過儀式、裝置乃至空間,哀愁情緒能轉化成追求公義的能量,投入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如黃色經濟圈、「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連儂牆等多種形式都能輔證。

情感流動有很多可能性,不一定要用某種特定方法進行——另類的學堂、集會,甚或是藝術創作或本土經濟皆可。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從對人造成壓抑的資本主義情感化的背景開始,轉入探討如何把憤怒或者哀悼轉化成爭取公義的力量,借用斯蒂格勒的語言︰一種治療性的方法。儘管眼下形勢不做好,兩位情感政治學者都寄語我們,一同探討如何轉化情倦怠主體成情動主體,尋找潛在可能,進一步成為帶有抗爭意識或能力意識的主體。

**特別鳴謝序言書室借出直播用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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