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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2020/10/1 — 9:57

圖片來源:「Freespace自由空間」面書

圖片來源:「Freespace自由空間」面書

【文:白斐嵐】

回想不斷取消行程的春天,此刻在台灣的我,恍若隔世。各地藝術節如常開幕,不少國外藝術家來台經過十四天隔離,繼續在這裡完成他們或許無法在他處實現的作品。然而,回歸常態的我們,是否又可以假裝這一切從未發生?我想起前陣子翻譯強納森.布洛斯(Jonathan Burrows)《編舞筆記》一句可以同時參照舞台與人生的話:「有時嘗試後放棄,就已經為你在做的事帶來改變。」他說的是試圖改變後又恢復原狀,也像極了線上劇場才討論到一半、觀眾就已重新入場的現況。然而對此刻來說,無論是回復哪一種「日常」,我們的思想與感受不知不覺也將隨之變化,劇場自然也不例外。

點開「非常林奕華」與「自由空間」聯合製作《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影片,內心不禁納悶著香港劇場又正經歷著何種「現況」。對香港劇場些許陌生、更是全然自外於香港此刻社會氛圍的我,要來「討論」此作品自是有些心虛。若是在過去(那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劇場),我是絕不敢遠距看戲還下筆評論的。但自從疫情挑戰了劇場所謂的現場感與當下性,透過網路連結另一道時空背景脈絡,遠方觀眾以自身經驗解讀作品,不再需要台上台下建立某種集體共識,似乎也是無可避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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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成為《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最明顯的空缺。我甚至不知道坐在螢幕前的我,是否足以自稱為觀「眾」。三十段影片,三十個演員,三十場獨白

──還來不及探究劇場之於現場與當下的本質意義,就已強烈意識到演員面對空蕩蕩舞台與觀眾席的「反常」狀態。影片中不時響起的中場休息廣播與吵雜人聲環境音,指出了此刻這個劇場並非處於閒置或排練狀態,而是貨真價實的正式演出。劇場人熟知的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名言:「一個人在某人的注視下,經過一個『空的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放在此處變得有點弔詭,像是詰問著:「那麼,沒人注視的表演,還算是一場演出嗎?」類似的問題恐怕也糾纏著台上演員,各自用自己方式建立投射對象:有人對空的觀眾席說話,有人對整個表演空間說話,有人對想像的觀眾說話,有人對回憶說話,有人對自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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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眾與演員雙方)一方面在這反常中腦補過去的日常,另一方面更像是對劇場存在的反思與內省。正如其中一位演員(宋本浩)不免感嘆:「現在還能做這件事是奢侈的」。演員不可否認是思念舞台的,但觀眾對劇場又有著甚麼樣的羈絆(如果真的存在著羈絆的話)?當社會大眾熱衷於偽出國的沉浸式體驗,我們彷彿在新聞畫面中感受到最原始的劇場「make-believe」;而真正的劇場,除了眼前這麼一個空無一人的空間外,還可以是甚麼?

圖片擷取自「Freespace自由空間」面書

圖片擷取自「Freespace自由空間」面書

劇場某方面而言,是充滿規則與限制的,必須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中,勾動想像力來起作用。話說回來,表演不也是充滿限制?說著別人寫好的台詞,別人設計的空間,別人安排的動作與走位。即便在影片中看似讓三十位演員暢所欲言,依然隱約可感受到在其身上操控的痕跡:站在聚光燈下,背對鏡頭(某方面而言甚至呼應了身體移動受限的隔離狀態)……我甚至無法確定他們說出口的獨白,是否也是另一種指令(其中有人提到被要求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更別提最後觀眾看到的,其實是經過後製剪接刻意編排後的結果。但,遵守規則難道就不可即興?限制難道就不自由?

三十段影片一路看下來,彼此之間形成非常緊密的形式感,吸引著我去尋找其中規則:甚麼時候會出現秒針聲?鏡頭是前進還是後退?怎麼設定片頭片尾演員在觀眾席的座位?形式一旦建立,就以其潛藏的失序進一步勾起我們的興趣。忽然漸慢的時鐘滴答聲,忽然側了一邊的取景,忽然跳接的畫面,忽然左右位移的鏡台,忽然出現的演員疊影。與做甚麼都可以的自由相比,岔出常軌的自由是否變得更迷人?是否在規則中找到另一種自由的可能?

隨著來勢洶洶的病毒證明人定不能勝天,藝術創作也得受制於現實世界的緊急狀態。《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再次讓我把思緒移到劇場之外。正如演員們以思緒填補場地的空無,與其說這個作品,是對非常時期劇場與舞台的回應與回憶,它似乎更進一步指向了這段期間眾人共感的生命狀態,關於規則與即興,關於限制與自由。又或者,這只是我歷經那段對劇場的反思與思念,油然而生的投射。

持穩的形式,到了最後五段影片瞬間加速開展。演員開始滿場跑,透過後製疊

合聲音與畫面,塑造出一種「有人對話」的假象(當然,鏡頭也可算是對話對象);甚至改變影片次序,徹底打破先前建立的規律。我想,非常時刻的劇場不會也不該是將就的替代品,我們終究在思念中,讓思緒保持活力,繼續行動下去。

(原載於2020年9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網頁專欄「月旦舞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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