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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日常、敘述的方式 V.S. 被敘述的內容

2019/11/15 — 15:56

【文:莫兆忠】

這是第一次的「開放工作室」。

又是一路上的巴士、噴射飛航、地鐵與步行,一路上我都在想像,到底如何「開放」?如何「參與」?研究員到底會做演出還是要帶領什麼活動?回到策展題目「參與式劇場」這五個字,其實這幾年,一看到「參與式」我就感冒,如果「參與」其實都在藝術家既定的框架中達到各種選項而已,「參與」到底它說了什麼?我已經愈來愈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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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準時,我選擇了比較安全的、較不需要用腦的「捷徑」,商場與天橋。我準時。

進入工作室,似乎有所準備又未有準則何時開始的狀態。大家都不知如何開始,正正就是一種開放「參與」的方式吧?突然不知誰提出「開始」,然後就各就位,這時每個研究員都佔有一個自己的空間,除了阿寶一直在拼貼他的巧拼外,幾乎每個研究員的空間一早就都有預留了「觀眾」(當日有人提「玩家」這個詞,後來李海燕認為應以「易陣者」稱之)的位置。老實說,那天的「開放工作室」真有種中學時代「園遊會」的感覺,每人一個攤位,其實這也沒有不好,這是比較容易讓人知道每一個部份。因為是第一次「開放工作室」,也許彼此仍在摸索「呈現」、「參與」、「關係」等等,暫時未能感受到彼此的整體性,但又是否需要「整體性」,如果這是一種「參與」,觀眾有沒有將每個獨立的「攤位」以自己的「參與」方式連繫起來?而且看來那個先設的文本《中東現場》對個研究員來說,都是一個卡關的地方。由於時間關係,我只參與了三個「研究攤位」,包括鍾肇熙、宋本浩及楊天帥的部份,其他部份楊怡孜是可以從旁觀大概了解研究方式的。楊天帥人不在場只展示了他書寫的「故事」,看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如何思考轉述、現場的關係。鍾肇熙圍起了一個小房間,像診病一樣,邀請參與者進去聽他朗讀故事,並一起討論這段被朗讀的文本的「真實」是如何被塑造的。宋本浩在街上、公園和食店拍了很多影片,我問他有沒有設定一些拍攝手法或什麼主題,他好像還在等待某種內在的自我,某一刻會在影片中被拉出來。由於影片的無目的性,也可以說是開放性,觀看者與拍攝者之間的分別是,拍攝者有更多的時間的經驗整個拍攝的現場以及重看的過程,而觀看者只可以在有限的開放時間中,盡可能以當天的主題「戰場上的身體」去尋找觀看的角度,例如我比較注意的是影片中那些比較靠近「戰場」,而看到一些稍有「張力」的畫面時,我又會問自己,「張力」是不是就等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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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雪芬在一邊跟每個參與者聊天,由於聲音比較小,我聽不見內容,大概在最後討論時才知道是關於家庭中的「戰場」,而曹德寶則一直在貼他的巧拼,直至最後終於拼成一個跳馬打翻的裝置,亦有些遲來的參與者來翻了又翻。楊怡孜看來最具「表演性」,她讓參與者自行抽出一段剪報,然後她看了那篇臨場抽出的剪報後,就即興做一段演出,用身體也些小道具,例如花和泥。

最後的討論曹德寶提出了「恐懼」是他在「戰爭」這個題目中聯想到的,他以一個舞者的角度,一個身體工作者的經驗去靠近這個題目。當天參與者之一楊雲濤指「恐懼」也許是人的需求,他以小孩的追逐遊戲,常常是製造一種恐懼,以滿足這個需求。不過對我來說,曹德寶提到的身體經驗也好,戰爭予人的恐懼也好,那是另一種的恐懼,一種不可知又可知的生死關頭,與小孩早就預設那是個安全的、可知結果的「恐懼」與快感是有差別的。

討論中,大部份研究員都認為「戰爭」對自己來說很遠,所以需要從個人的生活經驗中去思考,例如家庭。可是如果「戰爭」真的距離我們很遠,為什麼很多人都愛看一些與現實有距離的、科幻的,或未來世界的故事?宮崎駿的電影為什麼會受到港澳人的歡迎?那個「很遠」到底是什麼?會不會一開始就被「很遠」這兩個未阻礙了進一步的想像?而個人經驗是不是一定可以替代、穿透那些真正的「戰場」?個人經驗的反思是否足以替代公共事件的批判性?

雖然這次開放工作室幾個研究員看似未有互動的空間,不過它沒有急於去「展演」什麼,大家都很實在的在試探著那個「距離」。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註:莫兆忠是澳門劇評人、劇場編導及策展人,「觀。聲。陣」觀察員。觀察員主要關注的面向包括:

一、  研究之方法及過程

二、  研究員與易陣者之間的互動

三、不同持份者如何想像、詮釋以及實踐「參與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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