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影片截圖

敬悼諤諤一士的余英時先生

八月初余英時先生高壽大去,享年九十有一。據悉先生在睡榻上安然離世,誠福有攸歸也。俟後不少中外人士紛紛撰文哀悼,並對先生的終身成就和貢獻推崇備至。余英時先生享有顯赫的頭銜,教授、院士、專家、學者,以至史學泰斗等等,足見其著作等身的學術地位和份量。筆者以「先生」尊稱,只希望平淡中可見其「學識淵博、受人尊敬」,並以「諤諤一士」的「士」相配,彰顯其傳統「知識人」的品賦性格。

筆者不是文史哲中人,對余英時先生的專業著作沒有深究,當然絕不敢就相關課題貿然妄議置啄。況且,書架上實在只有先生的三數本作品,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2008)、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和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2018)等等而已,也只有《余英時回憶錄》一書讀得完和看得懂。反而,在《雙照樓詩詞稿》(天地圖書出版)一書中讀到先生所作的一篇序言,有關他對汪精衛悲劇人格和複雜心態方面的剖析,筆者深有同感,而關於過分簡單化的所謂「漢奸」一說,也觸發共鳴。

坦率來說,筆者沒有文史哲的功力,讀不懂和參不透《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對於所謂「士」的理解,離不開較容易上口和方便記憶的「士可殺不可辱」、「士為知己者死」,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等這幾句話。簡單而言,對於筆者的粗淺認識,「士」就是讀書人,有學識、磊落襟懷、仁愛之心和寬厚氣度之類的特質,當然是正面人物。「士」的傳統在中國已延續二千多年,隨著多個階段的歷史發展曾經呈現不同的面貌,不過,「士大夫」的「仕」則是「學而優則仕」,投身官宦「仕途」,服務朝廷,忠君報國,名正言順的是「官僚」、「官吏」,這就說明了中國文化中的「士」有著封建社會屬性的「現實性」、「實用性」,以至「局限性」。余英時先生在書中對於這個階層在歷朝更迭的演變和轉向,作了深入詳盡的解說和分析,筆者在一知半解中略有得著。

筆者以為,重要的是余英時先生指出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的概念,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宗教承擔精神」,與中國傳統「士人」的「忠君報國」糾結轇轕有著明顯差異。先生稱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有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原書第 2 頁)眾所周知,余英時先生言論反共,一向大膽敢言,針砭時弊,並且為維護公民社會,宣揚自由民主價值,堅持正義公理,不惜為弱勢族群發聲表態。筆者認為,先生不僅是史學大儒,其言行和思維,堪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典範!反觀當代不少專家、學者、教授等「專業人士」,玷稱為「知識分子」,卻只不過以「專業」和「知識」作為「仕途」的墊底褥和踏腳石,為的就是向當權者獻媚、事奉和賣身,實在叫人齒冷!

在《余英時回憶錄》書中,先生提及其一生命運的關鍵轉折時刻,原本他在香港探望父母和幼弟後便打算回燕京大學繼續進修,可是乘坐前往北京的火車上,因故障停留廣州附近石龍小站的幾小時中,他驀然改變了主意,轉頭回到香港去,一念之間從此展開了生命的新篇章。就正如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所描述不少人轉念間朝北上車或者向南搭船的抉擇,一端是不歸路和另一頭是海闊天空,回看當前香港人的流亡處境,實在令人深感唏噓。事實上,先生一直十分關注內地、臺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壹週刊》(2018 年 3 月 15 日)一篇訪問中,余英時先生說過:「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靠暴力,你以暴制暴不夠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遲早會出問題。」時至今天的新香港,筆者完全認同余英時先生的觀點,香港人必須學習培養深厚的人文素養,才能看透共產黨的本質,抗拒共產黨的污染!

哲人其萎。願余英時先生安息!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