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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在瘟疫蔓延時 專訪柴子文

2021/2/1 — 16:04

(資料由客戶提供)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過去一年,香港人經歷最萬籟俱寂的黑夜,本是理所當然的被奪去;奮力掙扎卻換來徒勞無功;突如其來被限聚。在正常生活被瓦解的困局下,我們似乎無法在漆黑中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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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柴子文說,幸而我們有文藝。文藝,可以幫人從非正常生活中復甦、復興。

「糟糕的不是黑暗本身,而是黑暗中,沒有人再有勇氣點亮光。當燭光熄滅,不怕點亮煤油燈、電燈、環保燈。也就是說,我們不止於希望/絕望的二元,即使可能失敗,仍然不斷以行動嘗試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再啟蒙。」文藝復興基金總監柴子文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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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時代的文藝啟蒙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成長於沙皇專制之下,一度被判處死判,只因參與的文學團體討論了一本批評沙皇的書。經過四年牢獄及六年流亡兵役生涯,他將獄中經歷寫成小說《死屋手記》,為西伯利亞監牢中的犯人立傳,寫到「囚犯的天性就和其他生物一樣,是渴望自由的」,充滿人道主義關懷,影響了近現代許多哲學家和作家。在疫年讀此書,柴子文被書中的這段描述所觸動:「是啊,人是頑強的!人是能適應一切的動物。這是我認為對『人』最好的定義。

文藝復興基金會在2012成立,眼見當時社會急速轉型,希望持續支援和啟蒙華文創作者。他們翌年推出「點子計劃」,向文藝復興夏令營的參加者招收創作計劃書,贊助年輕人實現創作夢。在時局急轉直下之際,基金會決定2021年開始公開招募作品,進一步鼓勵獨立創作風氣。

「在這個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年代裏,有時候不得不將創作當成是你僅有的武器,當作品流傳、留存,你創造出來的作品就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一種新的可能性,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樣。」在柴子文眼中,這也可以是一個鼓勵更多人創作的絕好時機。「雖然這樣說很殘酷,但這就是人性和歷史的真實:很多偉大的音樂、電影或文學作品,是要在絕境才創作出來的。例如西方中世紀教會獨裁催生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春秋戰國的亂世裡有最開放的百家爭鳴,六七年代反戰運動期間有搖滾樂和新浪潮電影⋯⋯動盪時局,絕處求生,創造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和思想的新浪潮,苦澀而耀眼。今天香港年輕一代遇到的絕望、迷失,同樣可以是一個歷史時機、創作的養分和能量。」

「最慘的情景是,面對苦難,不再有詩,不再有藝術、音樂、電影,不再有記者、作家和思想家去紀錄、講述和記住苦難的經驗。如果一切化為烏有,才是最慘的。因而,先鋒文藝是一道光,不只照亮創作人,也是為觀眾照出新的出路,新的可能性。」

柴子文自己也是過來人,年少時受到藝術作品的啟蒙,比如卡瑪的紀錄片《天安門》、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十誡》、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因獨立電影和文學,一路走來成為今天的文藝推手。

「通過文藝作品啟蒙,我們學習到何謂獨立思考,不為權威或世俗所限制,如何擺脫人云亦云,探索自己的精神家園。我認為在一個公民社會裏,這種藝術啟蒙十分重要。」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文化藝術只是義大利精英階層的玩意,後來漸漸擺脫教會體系的束縛,孕育出人文主義,從而使啟蒙思想得到普及。

生而為人的自信心

「在文藝作品中表達人文關懷,這就是文化賦權。」柴子文因疫情隔着螢幕這樣對記者說。在疫情之下,突如其來的某某群組,就可以將一整幢大廈的人送到隔離營,彷彿每個人也可能變成束手無措的弱勢群體。「在正常的日子,我們看弱勢社群時,大多用上一種同情的眼光,很容易便墜落 Susan Sontag 所說『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境況。」今天每個人也可能突然成為弱勢,被確診、被隔離、被限聚,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警示我們要更加謙卑地看世界,看待任何事都不要那麼絕對,不要那麼理所當然。

「文藝復興說到尾,就是回到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但弱勢社群其實並不需要從上而下的同情(這很容易變成一種『消費』),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基於同理心的理解與尊重。先鋒的文藝作品,就是從同理出發,尋找共鳴。」柴子文以首屆「文藝復興紀錄片獎」得獎紀錄片《囚》為例,導演馬莉以約兩年的時間,追蹤中國東北一所精神病院的故事,親身與精神病人相處,傾聽和紀錄他們的故事,最後剪輯成接近5個小時的作品。「你可以想像期間的困難。但導演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她的作品並不是要去形容弱勢有多可憐,而是將對方當作『人』看待,透過同理心,給回對方生而為人的自信心,乃至反思和批判精神病院的管理制度。那種『生而為人的自信心』特別重要。」

從文藝作品到文創產品

「『非正常生活節』不是要故作正面,而是趁這時機,鼓勵大家思考反省甚麼是正常、甚麼是非正常。」在 2020 年的疫情新常態下,基金會推出「文藝復興非正常生活節」——點亮火力更大的燈,照亮的不再限於創作人,更努力傳遞溫暖至大眾。生活節透過展覽、電影放映、音樂會、沙龍等近20場跨媒介活動,向大眾展現「點子計劃」及「文藝復興獎」等的先鋒作品。生活節也包括分別在銅鑼灣誠品書店、太古城Kubrick書店的兩個展覽「(     )在瘟疫蔓延時」、「隔離時代的電影藥方」。除了為獨立創作人打氣,也希望大眾透過欣賞文藝作品,抒發情緒或緩解壓力,找回那種「生而為人的自信心」。

生活節展覽

生活節展覽

生活節展覽

生活節展覽

「香港有很多好的創作,但如何將好的作品,由創作過程到變成產品,再轉化在市場流通、讓更多人看到?在這方面,香港的文創產業鏈是斷裂的。韓國和台灣的文創之路,非常值得研究、借鏡。」「點子計劃」過往曾資助出版很多出色的作品,例如90後作家蘇朗欣的《水葬》;協助牧民樂隊、hirsk等獨立音樂人推出作品。但除了金錢上的資助,柴子文提出了更重要的目標:「我們希望透過文藝復興獎和生活節,將文藝作品轉化為文創產品,推向普羅大眾和國際市場,令創作得到反饋從而獲得改進的動能。」

hirsk《噪噪噪噪切》

hirsk《噪噪噪噪切》

牧民樂隊《Gift》

牧民樂隊《Gift》

蘇朗欣《水葬》

蘇朗欣《水葬》

說到底,本地創作,不只是創作人的事,沒有觀眾站穩在光前,多強大的燈火也只會在黑洞之中消失。那麼,香港的文藝在華文世界乃至國際上,究竟有什麼亮點呢?

香港文藝復興的三個亮點

文藝復興基金會創立8年,現在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生活返回正常還是更不正常,沒有標準答案。但柴子文說,當時創辨基金會是基於樂觀,誰料踏入2021年,大家都悲觀起來。但正因為黑暗,更加需要復興文藝。「復興文藝不是要正能量鼓勵,而是希望先鋒文藝作品好像光一樣,在最黑暗的環境之中也可以被看見。」

陳冠中獲選為「2020致敬文藝復興人」,柴子文認為,陳冠中是華文世界當之無愧的「文藝復興人」,他筆耕不輟的小說與思想寫作,讓我們看到作為一種觀念、一個立場,而不僅是一座城市的香港,如何在華文世界寫下獨特聲音。同時,作為文化產業搞手的陳冠中,創辦《號外》雜誌,曾是一九七零年代以降香港城市文化及先鋒思潮的重要倡導者。此後他也將此經驗帶至台北、北京, 是一九八零至九零年代香港文化產業影響兩岸三地的見證及推動者。

陳冠中在線上頒獎禮上做了題為《香港與我的開蒙:電影、書和社會運動,1966-1975》的演講。陳冠中稱自己年輕的時候目擊了好幾個文藝類型在香港的復興,讓柴子文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陳冠中所分享的今後香港文藝可以復興的三個亮點:

「第一,最單純的,只要有一個作家寫出一本好的小說就可以。假如董啟章寫出一本小說變成世界文學,成為全球流轉的文本,這樣他就把香港帶上來了。

第二個亮點就是,我們香港很多學者,有很多大專院校,排名都不錯,只需要有一些做出一點成績,有些思想的火花出來,或者又可以把香港的名字放在思想的地圖上面,作為一個亮點。如果有一個體制外的人捐一筆基金出來成立機權,然後請一些好的思想家來主持,幾年後可能都會有一些優秀的作品,令香港掛在世界思想地圖上面。譬如說找幾個最近離開大學體制但思想力度仍在巔峰的香港學者擔綱,不按大學排名的牌理出牌,誰說不能生產出思想的光芒?

第三,最可能成為大的亮點的,即我覺得香港在美學和文化上,最能吸引世界注意的,就是如果我們可以推動出一種本土cyberpunk的文化,賽博朋克或者塞伯龐克文化。cyber就是代表高科技電子世界,現在的年輕人很懂這技術、這世界,加上punk的況味。

為什麼我會說cyberpunk在香港可以是下一個生活和藝術潮流,因為cyberpunk除了是外表,還有內心。在一種苦悶的時代,一種不滿的時代,怎樣把內心表現在外表,在美學上服裝上時尚上?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早就有著這樣的一種底蘊。紋身、穿刺、染髮已經做了很久,這兩年的裝備也很cyberpunk,Mr Pizza的網上小說也已經有本土cyberpunk feel。最重要是內外結合的表現出一種賽博朋克形態,特別是一種punk的態度。現在的precariat一代已沒有上流的機會了好嗎?我們不能只是去台灣和日本旅行,或只停留在懷舊、傷逝。我們不要溫馴地進入良夜,我們要有進取的表現,要給同道知道我們有什麼心情。我們當然要有些外在的表現,從外表造形上讓手足看到自己。既然很多方面不能表現,既在政治上表現不到,就在生活和藝術上表現,文化美藝上表現。

當年外國人說香港很cyberpunk的時候,香港精英是沒有回應的,我這代的香港精英,覺得我們要穿時裝名牌,要跟上歐美潮流。問題就是歐美跟我們情況不同,心境不同,日本都不會這樣,台北不會,上海不會,北京不會,深圳廣州也不會,只有香港的環境是像cyberpunk的環境。我覺得只要香港一開始捕捉到cyberpunk這種感覺,如果我們能展示一個本土賽博朋克風格,世界馬上對號入座,你們看,cyberpunk的首都果然就是香港,這樣香港才能引領世界美藝潮流。那時候很多cyberpunk風格的文化藝術品和產業就會出來,從影像、音樂、服裝、髮型、化裝、街舞、設計、動漫到當代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到出版、報導、小說、學術全部都可以去發揮,甚至可以激勵空轉多年的高科技創意。我自己覺得我們香港年輕人的潮流應是cyberpunk,這是最撚適合香港共同體現在mood feel的一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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