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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游離對談一:香港的流離

2021/4/7 — 10:09

《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都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就文化主題對談。「游離」一期請來四位香港作家、藝術家交流生活體悟與創作靈感,其中兩位現居台灣,兩位仍在香港,角度同中有異、相互交錯。以下節選部分內容,原文約一萬五千字。

時間:2021年1月7日
地點:Google Meet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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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映嵐(一手寫評論,一手寫散文。曾入圍國際藝術評論獎(2019)決選,並獲頒第14屆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以下簡稱「查」。)
洪昊賢(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時報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洪」。)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現旅居台灣。曾出版詩集《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以下簡稱「廖」。)
羅玉梅(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本地慈善藝術團體天台塾創辨人之一。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新秀獎(媒體藝術)。以下簡稱「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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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如我們由對「游離」這個字的理解開始。我想游離是一種處在邊界上的張力,一種離開與不離開之間的狀態,是不穩定的、游移的。大家又是怎樣理解「游離」的意思呢?

洪:我看到「游離」這個字時,首先是連結到自己目前在台灣讀書的狀態。我都不知道怎樣講,我的「游離」甚至是「隔離」,因為我現在的生存狀態就是不看社交媒體,不看新聞,什麼都不做,只待在自己家裡,日常出入的地方只有圖書館,偶爾會出街走走。這兩三年基本上就是這樣過。這種狀態導致我和主流社會有一段距離,不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事,像斷開了連結一樣。沒有了這種連結時,就會發現所有身分、國族的認同開始變得稀薄,整個狀態都很奇怪。我現在一個月大概只上兩三次社交媒體,每次po點東西就再次躲起來。這也不可以說這是孤獨,就是一種很「自己」的狀態,我不知道該怎樣講。在這種狀態下,你會發現自己沒辦法進入任何的情感結構或共同體,像一個沒有歸屬感的人。

但也有一點是矛盾的。我在台灣兩三年,當然也有認識一些香港的朋友,上個月也碰到了偉棠。我和另一位在台灣讀書的朋友沐羽都發覺,自己的廣東話口音似乎是變了。我本身很「毒」,經常自己摺起來。我住的地方在一座山後面,平時幾乎沒有講機會廣東話。但到了寫作時,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很想用廣東話去寫。所以我現在寫小說都會大量用廣東話,一開始這其實是沒有意識的,到後來才慢慢發覺。

廖:我自己的經歷本身就很游離,搬遷過很多次,從大陸到香港,又從香港到北京,在北京留了五年,然後又去了一年意大利,然後又回來香港十幾年,之後再來到台灣,慢慢對「游離」這個概念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在大陸一開始寫詩時還沒有網絡,通過一些民間的活動,或者朋友之間的介紹,認識了一些北京、上海在寫詩的人。那時我們組成了一本雜誌叫《偏移》,最初我們選擇的游離狀態,其實和「偏移」很像。我們寫詩的那個時代,大概是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再到我們辦《偏移》這個雜誌的九十年代中,大概是中國大陸思想比較開放的時候,因為是江澤民時代。現在我們說起江澤民時代都會覺得「哇原來還不錯」,但當時當然還是覺得很差的。當時我們的反抗可能也算不上是反抗,因為感覺上你其實反抗不了,那時各方面的自由相對沒有那麼大,但是我們會覺得自己必須和主流、官方劃清界線,選擇的態度就是「偏移」,從標準中拋開自己。但這多少是被動的,因為是先有了標準的存在,我們才可以說自己是從中偏移出來的。

後來來到香港,大概是雨傘之前,我發現在中國大陸、在西方國家都有流徙的現象,例如後者有大量的難民。那時我開始留意這方面,主要是從電影出發去寫,覺得流離是介乎於我們現在講的游離和偏移之間,是國家和社會的一種偏移。當時對流離的看法和電影《黃金時代》有關係,它的公映剛好是在雨傘放催淚彈之後,令它被討論得不充分,因為時代現實更加緊要,但你會從中暗暗感覺到香港是個流離之地。這種流徙四散什麼時候開始和香港有關係呢?其實在1949年以後,香港就是個流離者的地方,就像唐君毅先生講的花果飄零,飄零的落腳點就是香港。我今天剛巧找到一個句子,我懷疑是自己寫的,意思是我們的上一代香港人逃難到香港,我們和下一代香港人反而是要從香港逃難。這連繫到我正在寫的新書《托孤之地》,古代人所謂托孤,是為了下一代著想。大概十年前有個採訪要我用一句話形容香港,我脫口而出就說「香港是個托孤之地」,但為什麼十年之後完全變了樣?我覺得你們用「游離」而不是「流離」是十分寬容的,我們知道事實的真相其實是流離。

游離仍是有主動在其中的,就好像我之前說一定會回來香港,一定會回來,但事實是我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回香港了。這種現實和理想的落差的確是存在的,但我們怎樣用創作去面對這種狀態呢?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有一首詩〈小離騷〉,第一句就寫「事實上那個不叫廖偉棠的人才更像我」,我經歷了自我分離、自我割捨,但是分裂出來的,可能也屬於自己的本質。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能夠安慰我內疚的心情。我不但在告別香港,也是在告別廖偉棠本人。但是寫著寫著都是很痛苦,還是會寫到香港的分離。因為我寫這首詩時剛好看到住處附近的曇花開放,就覺得曇花和香港很像,尤其是我接觸的香港,因為我接觸的是一段很短的香港,只有十幾年,就像曇花一現。我接著想到,花的開落也像是自我的分離,都是一種血肉的分離,把自己從自己剝離開來。從這裡想,香港要承受的陣痛究竟要延續多久,才會變得有意義起來?我通過這首詩拋出了這個問題,但我自己也沒有答案。老實講我是很悲觀的,可能這個陣痛可能要延續上百年,香港經歷這一劫的意義才會出現。

羅:其實我和廖偉棠也有交疊,是在北京。我在2010年在中大藝術系讀碩士,那時的情緒也不至於討厭香港,就是有些想離開,所以去了北京一年,沒有逗留很久。那時我整個人都是一個外來者的狀態,可能是因為我有份全職工作,在一間藝術雜誌社做編輯,在地的生活所構成的差異,距離感,令我更感到自己是一個外來的人。

我自己其實不是很懂得分辨「游離」、「流離」等等狀態的差異,但「游」這個字眼讓我覺得是沒有停頓的,偏離了熟悉的地方後仍在一直游動。我在北京時有一次經歷給我帶來很強的感覺。不記得是採訪還是看展覽的緣故,我去了宋莊藝術村,那是個很空曠的地方,已經在北京五環以外,比較像鄉郊。對於我這樣一個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來說,宋莊的環境突然之間令我很害怕。那是我在離開香港後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開的瞬間。我那次去北京的同時也申請了亞洲文化協會去美國駐留的一個計劃,我提交的方案,是把自己在北京的狀態形容為「自我放逐」。那時我對「移動」這個主題的很多感覺、想法,都是因為偏離了熟悉的環境才會產生的。一年後我從北京回香港,寫了我人生中唯一一篇短篇〈遷徙、失眠、夢〉,亦是記錄在北京時的經驗。

說到創作,我經常都形容自己不是一個studio-based artist,就算你給我一個很好很舒服的空間,其實我還是創作不到的。我的創作經常要「躝街」,我的思考空間不是在studio。查查找我參加這個對談,可能是因為我的創作有些題材和移民有關。最近因為疫情的緣故,我不斷講artist talk,分享自己的創作,這個契機令我反思到自己一直以來創作的主題都離不開mobility。從《維多利亞之東》講土地的移動(移山填海),到《那傳來浪潮的方向》講金民,到近期《Pastiche/殖物》講植物在性別上的跨度,都和移動性有關。

(待續)

《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 二〇二〇年秋季號 總第六期
出版:香港文學館

總編輯:鄧小樺
專題編輯:鄧小樺 查映嵐   創作編輯:朗天
評論編輯:鄭政恆          學術編輯:張歷君
視藝編輯:查映嵐
執行編輯:賴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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