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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游離對談二:回來是為了離開?

2021/4/8 — 16:49

《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都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就文化主題對談。「游離」一期請來四位香港作家、藝術家交流生活體悟與創作靈感,其中兩位現居台灣,兩位仍在香港,角度同中有異、相互交錯。以下節選部分內容,原文約一萬五千字。

時間:2021年1月7日
地點:Google Meet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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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映嵐(一手寫評論,一手寫散文。曾入圍國際藝術評論獎(2019)決選,並獲頒第14屆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以下簡稱「查」。)
洪昊賢(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時報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洪」。)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現旅居台灣。曾出版詩集《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以下簡稱「廖」。)
羅玉梅(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本地慈善藝術團體天台塾創辨人之一。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新秀獎(媒體藝術)。以下簡稱「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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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游離作為狀態是在永遠移動、無法停止下來的,對應到現在的香港也是很貼題的:要走的人已經走了,未走的也在蠢蠢欲動,思考是不是要走。其實之前訂這個題目時,情況還未發展到現在這樣,現在我們來談這個題目這樣適合,真的要說是機緣巧合。

「游離」這個詞也和家、歸屬感有一個辯證的關係,邀請三位亦是因為你們的生命中都有離開家鄉、前往異地的經驗,我們不如再談談離開一個熟悉的地方後又想再回去的這種衝動,這種衝動是否會恆常出現的?例如偉棠在不斷的移動中,是不是已經接受了自己像個現代的遊牧人一樣?

廖:對我來說,這種狀態是比其他人來得更理所當然的。首先我自己的性格是坐不住的,會經常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有些是去旅遊,有些是文化的場所,也有純粹是很即興的出遊。一直以來我都喜歡在移動中寫作,我很多詩都是在交通工具上寫的,反而是來到台灣後少了,安居了一些。

但是大概在2005年,我從北京回來香港,有差不多十年參與在社會保育運動裡,這個過程中我學習到香港有什麼是可以和我連結的,有什麼是甚至可以令我生根的。後來2011年我的兒子的出生也有一定影響,因為他,我留在香港的時間多了很多,也要和很多不同人打交道,很難再避世,要去見學校、同學家長等等。以前作為一個文青時,都是不屑和這些人交往的;但當一定要發生關係時,卻看到香港的脈絡其實是這麼豐富,看到「香港」不是一個單純去對抗或擁抱的詞,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層面,以前疏離了的人、群體,其實也有他們自己和香港的故事。

這導致雨傘前幾年是我對香港的認同感最強的一段時間,雨傘是令我前所未有這麼投入的一場集體運動。作為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對集體理應是很警惕、避忌的,但那時我幾乎每天去參與雨傘,另一方面也在搞香港文學館的運動,兩方面結合得很好,而香港文學館和菜園村的運動也有交集。在那幾年我好像找到一些理由,我的文學可以和香港發生很積極的關係,貌似就戒除了游離感。我想每個創作者心中其實都會有一種離心力,對於主流的話語。在很短暫的那幾年,我似乎解決了這個問題。例如在《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裡,就像我和香港達到了一種和解。這本書是我唯一一本全書都是以香港為主題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行走了很多平時根本不會去的地方來認識香港。

但游離在寫作上是可以變成積極狀態的。這從更早之前的移民潮,譬如說葉輝、也斯這些人的寫作中都可以觀察到。你離開香港後,你對香港的想法會有了很多變形,這種變形可能到最後仍會反饋給香港文學,雖然未必可以即時看見。更年輕的寫作者,例如昊賢、黃潤宇、關天林都來了台灣——這些年輕的移民創作者,無論如何都會反饋給香港的。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看得長遠一些,十年後,這批離散者也許會回饋給香港什麼。

查:剛才偉棠提到《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與香港和解,三位提到個人經歷時都有提到自己離開香港的緣由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喜歡香港,對這個地方有抗拒的感覺,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我自己也離開過一段長時間,我在英國這麼多年接觸的人其實是沒有這種心態的,沒什麼人會經常想走、想移民。在香港,不用說文化人什麼的,一般市民上學上班辛苦,都會想「返鄉下」去台灣、日本,經常有旅行的衝動,要充電。很想離開,覺得香港很窒息、很熱、很擠迫、很多人,這種情緒本身就是很香港的,甚至可以定義一個在香港生活的人。剛才偉棠提到的血緣,可能也不是一種很能定義香港的東西,反而是這種離開、但之後又有回來的衝動,讓我覺得是很香港的。

洪昊賢目前去了台灣兩三年,又有沒有這種回來的衝動?

洪:剛才說到那種想離開的躁動⋯⋯我現在甚至是沒有很想在台灣,我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去一個不講中文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波希米亞——但波希米亞是一種很美化的講法。我想自己是一個homeless的狀態,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搞到這樣。剛才偉棠提到對香港文學的心路歷程,我發現自己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甚至是相反的。

我在2014年之前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是否香港人這件事,這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反而是14年後我重新開始思考,香港是什麼,香港人是什麼,當然這和社會運動有關。我身在異地,反而會想去寫香港。我透過語言或者書寫才能找到一種情感連結,而這種情感連結對我來說,相對於新聞、真實的社交接觸是更為實體的。我發現自己在語言裡建造的東西有時會產生更強的連結,我不知道是否和世代有關。聽偉棠的分享,會發現一個很複雜的心路歷程,但對我來說,可能和90後這個世代有關,我經常會「無感」,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無感」。不是說這些東西對我沒有影響,當看到新聞、相關消息時,我一樣會憤怒、不開心,但我身上有一種更大的情緒,不知道是不是「厭世」的「無感」,雖然憤怒,但又好像隔著一些東西。我不知道這是否和網絡語境或整個當代情境有關,我和這個世界就是很奇怪地有很多障礙,這些障礙雖然不是很具體,但的確存在。

羅:查查剛剛講到香港人為什麼會喜歡出去又回來,我在北京時有可能找到一個答案。我當時的同事都來自不同地方,他們會說自己是湖北人啊、這裡哪裡的人,而香港的空間其實限制了很多東西,你在這裡長大、上學、畢業後繼續在香港工作。比起其他地方的人,像台灣人,也可能是在台中長大,然後到台北讀書……香港人在空間上的流動性是比較缺乏的,在創作上,可能就會覺得在不斷地重複某種模式。我在中大讀完本科和碩士後的那兩年其實是很難捱的,因為環境實在太熟悉了,所以畢業後才會產生衝動要離開香港。

我其實沒有一種很強的討厭、抗拒,或者某個世代的認同——例如昊賢是90後,偉棠是70後,而我是80後——我沒有很強烈要去擁抱一個身分的想法。對於我來說,「香港」不一定和土地有關,我不認為我的所有東西都要physically在香港才會有這個身分。我的小朋友現在兩歲,是中日混血,他出生後我就很想他學懂廣東話,我覺得這是他的文化身分。他不認識英文、國語也不緊要,但一定要學會廣東話和日文。語言對我來說是最可以連繫到自身歷史的東西。

我的《那傳來浪潮的方向》講的是我父母在七十年代偷渡來香港的經驗,他們用木頭造了一架帆船就來到香港。除了關於我的父母,這個project也包括了一些以香港為轉折點再到其他地方的人,例如有個越南朋友小時候就來到香港,在白石難民營度過了童年,之後又被遣返。對我來說,香港一直都不是一個可以長期落腳的地方。在這裡,除了最初住在阿媽的公屋,我一直都在搬屋。這種狀態會讓你很難在香港產生一種著地的感覺。

查:阿梅講的這個情況我也有同感。我的家庭也是從小到大不斷搬屋,港島、九龍很多區都住過,除了九龍東、港島東,大概都住過十幾間屋了。我有時候會很羨慕那些由小到大都在同一區長大的人,他們會對自己的社區很熟悉,有很深的感情,反過來說當目睹社區變得面目全非時也會很傷感。這種經驗是令我羨慕的,彷彿真的是有根。

(待續)

《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 二〇二〇年秋季號 總第六期
出版:香港文學館

總編輯:鄧小樺
專題編輯:鄧小樺 查映嵐   創作編輯:朗天
評論編輯:鄭政恆          學術編輯:張歷君
視藝編輯:查映嵐
執行編輯:賴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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