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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論友誼與政治

2020/9/29 — 16:36

法國詩人 René Char 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在一起散步 
(圖片來源:Twitter)

法國詩人 René Char 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在一起散步
(圖片來源:Twitter)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一直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今年已經九十一歲了,而諾獎只頒給在生之人,所以他得獎的機會很渺茫。早兩天看到昆德拉獲得卡夫卡獎 (Franz Kafka Prize) 的消息,這是個重要的文學獎,總算能減少幾分我為他感到的不值(莫言和昆德拉,哪個比較高明,不是明顯不過嗎?)。

昆德拉的作品我大部份讀過,全都喜歡,特別欣賞他對人際關係有極其敏銳的觀察,並對其中涉及的複雜心理有很深刻的了解。讀他的小說,有一種很特別的過癮,我不知該怎樣形容,也許可以做個比喻吧:本來看見的景象只是朦朦朧朧,依稀能辨認輪廓,但通過昆德拉小說這個鏡頭,焦點便變得準確,突然看清楚了景象。

我的昆德拉小說都放在大學辦公室裏,家裏只有他的四本文集。知道他得獎後,我拿出文集 Encounter 來重讀了幾篇短文。原著是法文,出版於 2009 年,翌年英譯本出版,我看的是英譯本。我想談一下講友誼與政治的那篇 "Enmity and Friendship",因為我不完全同意昆德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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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結尾描寫了一張照片,相中人是法國詩人 René Char 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在一起散步,拍攝時間是二戰之後。兩人是朋友,但二戰期間,Heidegger 的立場親納粹,而 Char 則參與反納粹的法國抵抗運動。兩人的友誼沒有因為政治的對立而斷絕,所以才有戰後一起散步拍照之事。文章的最後一句是「我很喜歡這張照片」(這是譯上譯,但由於文意不複雜,應該不會太不準確;下同)。昆德拉在文章有這斬釘截鐵的兩句:「沒有比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更愚蠢,我很自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喜歡 Char 和 Heidegger 那張照片,應該是由於兩人沒有為政治而犧牲友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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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這篇不是哲學文章,不過,他有為這個立場辯護,其中一段近乎論證: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學會了將友誼置於所謂「信念」之下,甚至還帶有道德正確的傲慢腔調。一個人要非常成熟才明白到,我們為之爭辯的意見其實不過是我們贊成的假設,必然是不完美的,很可能是短暫的,只有頭腦非常偏狹的人才會宣稱那是確實無誤的,或宣稱那是真理。跟對信念的幼稚忠誠不同,對朋友的忠誠是美德 — 也許是唯一的美德,是碩果僅存的。

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無論你的信念多深刻、多重要,都不應該武斷 (dogmatic) ,不應該有「手握真理」的態度,不應該肯定自己絕不會錯;那樣你才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看法,在須要修正時修正,在應該放棄時放棄。然而,信念不只是「意見」,不只是接受自己認為是真的命題,而是無可避免地有價值觀 (values) 的成份;價值觀不必以武斷的態度來支撐,但有滲透性,在日用倫常、舉手投足之間自然流露,並支配人生的重要安排。因此,對信念的忠誠不一定如昆德拉所言,是幼稚的,反而可以是非常深刻的。

兩個人在政治信念上的衝突,往往包括價值觀的衝突;很多時候是由於政治信念的衝突,才發現價值觀的衝突。如果兩人是朋友,伴隨著這樣的發現而來的是慨嘆:「原來你是這樣的人!」、「你竟然變成這樣!」、「我看錯你了!」。有些友誼的確能消解這種價值觀的衝突,但友誼不保證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只要兩人對自己政治信念的忠誠都很深刻,價值觀的衝突便同時是激烈的;在這個情況下,友誼便很難保得住了。這樣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是無可奈何,但我不認為是愚蠢的。

原刊於《魚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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