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書摘】《我們的黃金時代》:兩場運動,一場審判

2020/3/12 — 16:47

【文:周保松】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 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1

2018年12月12日早上,戴耀廷教授站在西九龍法院第三 庭被告席,清楚、堅定、同時又略帶傷感地用英文結束了他 的結案陳辭。我坐在旁聽席上忍不住鼓起掌來,其他朋友跟 着和應,掌聲於是在法院迴盪。大家雖不言語,卻有一份無 法言說的莊嚴和悲壯。法官沒有表示不滿,倒是職員頻頻揮 手叫我們停下,恰在此時有人推門,另一輪掌聲遂遠遠地從法庭外面傳來,恍如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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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難掩激動,坐下來後第一時間望向坐在我旁邊的 李柱銘先生,李先生舉起大拇指向他致意。十一時多休庭, 李柱銘第一時間站起來走到被告席出口處,和戴耀廷緊緊擁抱。

我也趨前和戴教授握手。他說,我的結案陳辭就是我的 最後一課。我們相視而笑。我知道他為甚麼這樣說。11月14 日,聽完陳健民教授在中文大學榮休前的「最後一課」後,戴教授和我開玩笑說,他很擔心他的最後一課要怎樣上才能像健民那般精彩。2 當時他一定無法料到,他的人生最輝煌的 一課,原來不是在大學講堂,而是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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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當天在現場聽着戴耀廷自辯,腦中不自禁想到的,是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如何審判蘇格拉底。在那場審判中, 蘇格拉底被控「腐蝕年青人心靈」和「信奉異端之神」,並 必須在501人陪審團及其他雅典公民面前,為自己的信念和 行為辯護。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之父,以追求智慧為其畢生 志業。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當時在現場,目睹整個自辯過程,後來寫成〈蘇格拉底的自辯〉,成為千古絕唱。3

蘇格拉底最後被陪審團裁定有罪,並判處死刑。

戴教授不是蘇格拉底,但他一介書生,無畏無懼,自 2013年1月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以來,聯同陳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師,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在香港實踐出公民抗命的理 念。戴耀廷一步一步從大學法律教授走到被告席,其正直、 勇氣、承擔,不啻是香港的蘇格拉底。

戴教授犯了甚麼罪?

香港政府控告他三宗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煽惑 他人煽惑犯公眾妨擾罪;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細節我們這裏不談,關鍵在於他推動和平佔中運動並鼓勵市民出來支持雨 傘運動,從而導致控方所說的「公眾妨擾」,亦即堵塞交通及擾亂社會秩序。這明明是一場政治審判,在香港法律語境下,卻成了一宗刑事審訊。於是,被告的政治信念及參與行 動的道德理由,法庭都視而不見,不加考慮。

今天站在法庭受審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鍾耀 華、張秀賢、陳淑莊、黃浩銘、邵家臻和李永達,都是正直 良善之人,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說到底,就是因為他們站 出來為我們所有人爭取應有的政治權利,希望香港有真普 選。這九位朋友,本是教授、牧師、議員、學生、社工、律師,本來大可以像許多香港人那樣安逸生活,並對社會不公保持沉默,但是他們選擇了另一條路,最終很可能身繫囹圄,他們和家人因此都承受着難以想像的痛苦。

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做?用陳健民教授在法庭自辯的話,都是出於對香港的愛。

2

在這場大審判中,由於只有陳健民選擇自辯和戴耀廷選 擇結案陳辭,於是我們從媒體報導中見到的,主要是「讓愛 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故事。和平佔中的目標,是爭取真普 選,其最後手段是公民抗命,而公民抗命必須公開、和平、 非暴力、有紀律、可控和可預期,參與者必須充份知情及同 意承擔法律責任,亦必須將行動對社會秩序帶來的影響減到 最低。

為甚麼非要用這種違法方式來達到目的不可?戴教授解釋,只有通過這種自我犧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彰顯制度不公及喚起大多數人的良知。戴教授又告訴我們,根據原來計 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 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 最長也不會超過 2014年10月5日。」

如果和平佔中真的如期發生,這樣的抗爭能否真的大大 激發市民的正義感,甚至促使中國政府撤回人大的「8.31決 定」?恐怕不是那麼樂觀。不過,這種揣度意義其實不大,因為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設想中的佔領中環最後沒有發生。

2014年9月26日學聯和學民思潮領導的佔領公民廣場行動,以及9月28日市民佔領金鐘馬路和警方發射87枚催淚彈引 發的一連串事件,徹底改變了佔中三子計劃的一切。從那時候開始,香港人真正參與的,是雨傘運動。

和平佔中及雨傘運動,無論它們之間有多少歷史交纏, 組織者名單有多少重疊,都是兩場不同的社會運動,兩者的 目標、手段、組織、規模、參與者的動機和構成等,都很不 一樣。香港政府將兩場運動混而為一,並將雨傘運動的大部 份責任歸咎於佔中三子,確實是天大的誤會。媒體將被告九 人統稱為「佔中九子」,也令人哭笑不得,因為九人中有好 幾位並沒有參與過和平佔中運動。如果真要有個統一稱呼, 「佔領九子」也許更加合適。

3

這不是我的主觀臆測。如果大家細讀陳健民和戴耀廷的 庭上發言以及辯護律師提出的抗辯理由,我們會清楚見到, 他們的論述主要是關於和平佔中的理念和實踐,以及指出他們為何不能為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負責。

這樣的回應,也許有法律辯護策略上的考慮,但離實情不遠。正如戴教授所說,9月28日之後大規模佔領運動的出現,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發射催 淚彈及過度使用武力所致。

現在回望,我們甚至可以說,戴耀廷教授在9月28日凌 晨,在金鐘政府總部示威區大台宣佈正式啟動和平佔中那一刻,其實就是它結束的一刻。

這種說法看似荒謬,甚至頗為殘酷,不過確實如此。最 明顯的證據,是在戴耀廷宣佈計劃啟動後,現場示威者迅即 大規模離開,本來幾千人剩下不足幾百人。為甚麼呢?因為 這些示威者認為他們出來是支持學生,而不是支持和平佔中。他們感覺自己被騎劫了。梁思眾導演的紀錄片《傘上: 遍地開花》清楚紀錄了當晚的情形,例如部份學生苦苦哀求示威者不要離開,長毛跪下來懇求示威者要為大局着想,以及戴耀廷被許多年青人包圍指責。5

這並非任何人,包括戴耀廷本人,所能預計。但我們必 須承認,這是歷史。佔中運動和雨傘運動的分裂點和轉捩 點,就發生在戴教授宣佈佔中那一刻。在那之前,沒有人想 過,走上街頭聲援學聯和學民思潮的年輕人,原來和三子推動的佔領中環運動,有那麼大認知和認同上的距離。

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的調查,因為響 應及支持佔中三子而參與佔領運動的,僅有6.5%;而戴耀廷 在結案陳辭中明言:「在警方發放 87 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 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 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 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

由此清楚可見,因應情勢的急劇轉變,三子不得不提早 宣佈佔中,並成為佔領行動五方平台之一,但雨傘運動實際不是由三子領導,也遠遠不是他們預期中那種形式和規模的公民抗命。所以9月28日之後,他們給自己的任務,不再是領導佔領運動,而是盡快結束佔領運動。

佔中三子和學聯及學民思潮在整場運動的最大矛盾,恐怕在此。

道理不難理解。對「雙學」來說,既然群眾已經站出 來,佔領已經成事,那麼就必須不負抗爭者所託,承擔起領導責任,一方面團結群眾留守街頭,一方面努力與政府談判 周旋,以期爭取最大成果。但對佔中三子來說,這已經不是他們預期,也不是他們能夠主導的運動。6 他們目睹發生的一切,見到年輕人前仆後繼,心憂如焚卻無能為力,因為這已不再是佔中運動,而是雨傘運動。

4

為甚麼會這樣?究其根本,除了各種歷史偶然因素,我想主要原因,是雨傘運動遠遠溢出了佔中三子對「公民抗命 在香港」的想像。雨傘運動的自發性、參與者動機的混雜 性、抗爭手段的多元性,以至對現存體制的顛覆性,都和他 們原來計劃中靜坐數天便自願被捕繼而結束運動的想像,有天淵之別。7

這個分別,不僅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抗爭策略,更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對社會運動的理解。戴教授的公民抗命,深深植根於他的法治理念。公民抗命只是手段,法治才是目的,因 此這個手段無論多麼激進,也不能踰越對既有法律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基本忠誠,並必須在一個清楚規劃且能嚴格執行 的框架之內來操作。佔中是一場集體行動,參與者必須清楚抗爭的目標和後果,並服從組織者定下的規則和紀律。

雨傘運動顯然不是這樣的一場運動,雖然它也以爭取真 普選為大目標,也強調和平非暴力的重要,但從爆發一開始,便已是一場去中心化、去組識化的運動。長達兩個多月的佔領,個體和團體各以不同身份及方式參與其中,賦予運 動多元混雜的目標和意義,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夠主導運動的發展。

例如,對不少「傘民」來說,公民抗命和真普選不一定是他們參與佔領的主要動力,動力反而來自在佔領區中,體 驗到一種香港從來不曾有過的自主、互助且富於創造性的集 體生活,因而見到活在香港的另一種可能。對喜歡藝術創作 的朋友來說,佔領區則提供了一個不曾有過的公共空間,讓 他們試驗各種公共藝術;而對喜歡音樂、閱讀、公共演講的 朋友而言,佔領區又是另一片天地。

儘管如此,我必須強調,以上所說並不意味着和平佔中運動本身沒有意義,更不是說兩場運動之間沒有延續性。恰恰相反,我認為如果沒有戴耀廷率先倡議佔領,並在短短兩 年間激起香港社會熱烈討論,那麼就不可能有2014年7月2日 的預演佔中,以及「雙學」後來規劃的更為激進的抗爭行動。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各種因果關係及難以預見的連鎖反應。佔中和傘運,雖然是兩場運動,但確實有千絲 萬縷的聯繫。

5

既然是兩場不同的社會運動,那麼在這場大審判中,有誰來為雨傘運動辯護?

很奇怪,可說沒有。

九位被告中,學民思潮沒有代表,學聯五子有四人不 在,只有鍾耀華為代表。他和張秀賢等其他幾位被告,都選 擇了放棄自辯。8 於是這場明明是關於雨傘運動的大審判,媒 體焦點卻幾乎全部集中在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和陳健民教 授身上,因為只有他們選擇在庭上發言,而他們的故事,自 然是從和平佔中的視角來展開。

於是,客觀效果上,這場審判出現一種錯置,就是將佔 中運動等同於雨傘運動,使佔中論述等同於雨傘論述,但如果大家同意我上面的分析,那麼佔中三子其實不可能代表雨 傘運動,這樣對他們不公平,對傘運也不公平。雨傘運動組 識者及參與者的聲音,在這場審判中,相當大程度上缺席 了。

就我所見,整場審判迄今最動人一幕,是法官、律師、 被告、記者,還有庭內庭外所有支持者一起觀看《傘上:遍 地開花》的時候。為甚麼?因為這部紀錄片以最直接、最有 血有肉的方式,告訴我們雨傘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在攝影師的鏡頭下,我們實實在在感受到抗爭者的憤怒、哀傷、團結 和對這個城市的愛。

我相信,那是法官和眾多律師不曾見過的真相。甚至連 我們這些傘運參與者,如果沒有鏡頭的提醒,都也許已漸漸 忘記,當年的我們原來曾經如此勇敢美麗。

對於這樣的錯置和缺席,我確實感到遺憾。我當然明白這是法庭,不是自由論壇。法庭有法庭的遊戲規則和各種限 制,政府作為檢控方,更有它的各種盤算,所以期望法庭還 原歷史真相及公正評價運動,是不切實際的;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坐在被告席的朋友早已身心俱疲,更何況他們也未 必有要在法庭為傘運辯護的念頭。

不過,正因為理解這些外在及內在限制,我更加佩服戴 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三人。他們從2013年一路走來,承受 的壓力和付出的代價,外人難以想像。但他們一直有清晰的 信念、明確的目標、旺盛的鬥志、清楚的分工,以及聰明的 策略。所以,即使面對法庭各種限制,他們仍然對此平台多 加利用,繼續傳播公民抗命和爭取真普選的信念,真的非常了不起。

例如,戴耀廷在最後一刻辭退辯護律師,親自在法庭公 開宣讀一早準備好的結案陳辭,為他們的公民抗命理念作了清晰、完整、有力、感人的辯護,便是神來之筆。佔中三子 「手空空無一物」,卻憑着他們的政治信念、社運經驗和道 德人格,在過去五年中為我們作了最好的公民抗爭示範,最 後還在法庭上贏得媒體和公眾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確是令人敬佩。

6

既然如此,我遺憾甚麼?

我遺憾在這場審判中,雨傘運動沒有得到同樣程度的關 注和辯護,而傘運值得回顧、肯定和檢討的地方實在太多。 傘運的目標、傘運的抗爭和組織策略、傘運的民主機制、傘 運的性別和階級意識、傘運中的警察暴力和警民關係、傘運對年輕世代的政治啟蒙、傘運對一國兩制的挑戰及本土思潮 的孕育,以及傘運精神的延續和承傳,如此種種,都值得我 們認真對待。

也許,法庭不是一個處理這些問題的好地方,那麼該在 甚麼地方?也許,一眾被告不是回應這些問題的合適人選, 那麼甚麼人才合適?這值得我們每個傘運參與者思考。如果 我們輕省地放下這些問題,又或將問題推給別人,然後集體 遺忘,那麼在接下來更為艱難的社會抗爭中,我們很可能便 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佔中三子能夠一直堅持走下去,我 們這些更年輕的,為甚麼不可以?!

雨傘運動不是別人的運動,而是我們每個人的運動。這 場審判挑選了其中九位作被告,但它實際上也在審判我們每 一位參與者。如果我們無法在法庭為雨傘運動辯護,那麼我們便要在公民社會辯護;如果沒有人能代表我們去辯護,那 麼我們便要為自己辯護。

12月14日審判結束後,鍾耀華步出法庭,打破沉默,在媒體面前和所有香港人說了以下一番話:

大家回想一下,9.26、9.27的時候,大家怎樣和警察對 峙,怎樣抵禦警察的襲擊?大家記不記得,9.28衝去金 鐘時,你的緊張、對香港的關心、害怕和朋友失聯的狀 況?法庭能否捕捉到這些?能否捕捉到你的血汗和眼 淚?能否捕捉到,在這麼長的運動中,我們如何互相砥礪和彼此支持?你旁邊營幕的人如何成為你的朋友?你 怎樣在每天日常生活中花時間來到佔領現場,怎樣頂着生活重擔,也覺得必須參與這場運動?我想這些片段, 還有你的無奈、你的失望、你的堅持,是不能夠被法庭 捕捉的。如果我們要真相,這些就是真相,而法庭捕捉 不到這些真相。因此,我覺得無論結果如何,判多久也 好,怎樣審訊也好,它其實不能夠審判我們。真正能夠審判這場運動、審判我們的,是我們自己。

鍾耀華這番話說得很好,我很認同,惟有一點我認為不是十 分準確。我們活在國家之中,法庭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如果 我們犯了法,法庭確實有權審判我們,即使它的裁決可能不 公平。我們不能說,因為我們認為法庭判錯了,所以它便失 去應有的權威。9

真正的問題在於,即使法庭判九子有罪,是否便代表佔 中運動和雨傘運動失去正當性?不是的。傘運是否正當,視 乎運動抗爭的目標和手段,能否得到合理辯護。如果可以, 那麼即使官司輸了,我們仍然站在對的一方。法律上犯了 法,和道德上犯了錯,可以是兩回事,而後者往往比前者更 為重要。

這場審判最大的問題,是法庭完全忽視兩場運動的道德正當性問題,純粹訴諸既有法律條文,去處理所謂煽惑他人 公眾妨擾問題。在此意義上,法庭確實並沒有真正審判過這 兩場運動。例如,法官並沒有認真考慮公民抗命的合理性, 以及一眾被告選擇公民抗命的理由。

那麼,我們如何能夠肯定自己站在對的一方?

這需要我們提出合理的理由來為我們的行動做公開辯 護。在此意義上,我們需要一場蘇格拉底式的辯護。我們需 要追問,甚麼是正義社會的道德基礎,這個基礎在甚麼意義 上能夠保障人的根本權益和捍衛人的尊嚴,而人的權益和尊 嚴建基於怎樣的人性觀之上,這種人性觀為甚麼又是合理和 值得追求的。

只有對這些問題有深刻認識,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平 佔中和雨傘運動,然後才能更好地一起前行。10 或許經過這樣 的反思,我們會更清楚地見到,雖然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是 兩場運動,但在追求香港民主和實踐命運自主的大方向上, 所有不認命的香港人,都有着同樣的信念和精神。

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

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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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案陳辭全文可參考: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1189.

2. 陳健民的最後一課「毋忘燃燈人 ─ 向啟蒙者致敬」,視頻: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cRIWSTtFw4E;文字版可參:https://www.inmediahk. net/node/1060933.

3. Plato, “Apology of Socrates” in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 ed. Thomas C. Brickhouse & Nicholas D.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2–65. 中譯本可參王太慶譯,《柏拉圖對話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 ,頁25–55。

4. 可參考楊子琪,〈佔中九子庭審筆記:在陳健民的自辯裏,79天佔領是否 他計劃內的佔中?〉《端傳媒》,2018年12月3日。https://theinitium.com/ article/20181203-hongkong-occupy-central-trial-record-2/.

5. 陳健民在法庭接受辯方律師盤問時,作了如下陳述:
陳:宣布佔中好短時間後,我們已經見到人群在離開。
辯方:第一被告 ( 註:戴耀廷 ) 有否去一個特定的地方,拿着擴音器,嘗試與人們講話? 陳:因為離開我們台比較遠的人是聽不到我們的廣播,所以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就走去立法會「飯煲底」下的地方,向群眾解釋這是我們和學聯的共同決定。
辯方:他們有否成功阻止大家離開? 陳:據我所知,沒有。學生領袖都好緊張,比如我記得他們不讓我們再站在台上,所以當時我們只能坐在台下的邊上。 辯方:戴教授不成功的遊說沒有阻止到人們離開?
陳:對。
辯方:添美道大概有多少百人留下?
陳:如果去到第二天黎明時間,9月28日,我覺得剩下幾百人在添美道那裏。
辯方:早於公布之前,你的估計是當時有多少人在那裏? 陳:我想幾千人,起碼,在那裏。 以上紀錄,見上引楊子琪,〈佔中九子庭審筆記〉,《端傳媒》,2018年 12月3日。

6. 例如在2014年10月21日,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談判中,代表佔領 方出席的便是學聯五位代表,而非佔中三子。佔領期間,三子提出的各種離場 方案 ( 包括現場公投及通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辭職間接推動全港公投 ) , 最後都不得要領,胎死腹中。

7. 根據陳健民在法庭上的自辯,「第一不同是添美道佔中主題是支持學 生,主題不同,第二是領導權不同,第三是組織的方法,第四是參與者 的組成。」楊子琪,〈佔中九子庭審筆記:獲許上台宣佈佔中,三子與 學生有誤會?〉,《端傳媒》,2018年12月10 日。https://theinitium.com/ article/20181210-hongkong-occupy-central-trial-record-3/

8. 其他四子是周永康、岑敖暉、羅冠聰和梁麗幗,前三人因為雨傘運動其他案件 而已被起訴。其中周永康、羅冠聰及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因為2014年9月26日 帶領衝擊公民廣場而於2017年被判入獄。

9. 除非我們認為,整個司法制度事實上已極度不義,因此我們再沒有服從它的義務。

10. 此處可參考關信基教授的觀點:「法治理念的基礎在於對人性看法和怎 樣的社會能符合人性生活。人性帶出『人性尊嚴』的假設,否則『非人 生活』會變成可容忍的。如何才能有『人性尊嚴』?首先要有命運自主。 佔中九子行為的出發點是為了爭取香港人的命運自主及自行管理家園的權 力,命運自主也是民主運動正當性的最終依據。而佔領運動對香港民主進 程的貢獻就在於,嚴肅、真情、無私的呈現。」,香港電台,《香港家 書》,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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