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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暴政史》:極權統治與秘密警察(中)

2020/9/29 — 10:39

資料圖片:香港防暴警員

資料圖片:香港防暴警員

編按:本文為徐賁《暴政史》第六章「秘密警察是濃縮的極權暴政——《布達佩斯往事》」第四節內容節錄。文檔由出版社提供。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裏用了專門一章來分析秘  密警察這個極權主義的濃縮機制。在1973年版的《極權主義的起  源》一書裏,阿倫特對第三部分的「秘密警察」一章做了重要的修   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地把「潛在敵人」(potential   enemy)改換為「客觀敵人」(objective  enemy)。潛在的敵人指的是極權運動在取得政權之前用秘密人員去發現並消滅的敵人,這些秘密人員當然不   是後來的正規秘密警察,而是屬「特別任務科」(或別的名稱)部門   的特殊人員(「特務」),他們的任務是用秘密的手段去發現和消滅   暗藏的敵人,挫敗他們的敵對陰謀。秘密的手段是為了不讓敵人發   現,出其不意地進行有效打擊。

客觀敵人與潛在敵人是不同的。潛在敵人是可能造成敵對傷害的人,所以成為必須打擊的敵人。但是,客觀敵人是由極權意識形態規定的「敵人」,即使他們根本不會造成傷害,他們仍然被規定為是敵人。例如,納粹的客觀敵人是猶太人,布爾什維克的客觀敵人是階級敵人。在極權主義的敵我對立意識形態裏,猶太人或階級敵人是客觀存在的,他們被視為阻礙和對抗納粹或布爾什維克的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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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指出,「『客觀敵人』的觀念,它所指的敵人是隨着主要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消滅一種客觀敵人之後,馬上就會對另一種客觀敵人宣戰,「布爾什維克從過去的統治階級的後代開始着手,接着將完全的恐怖對準富農(在30年代),接着是波蘭血統的俄國人(1936到1938年之間)……戰後紅軍佔領軍中的前敵方和戰鬥單位、以色列建國後的俄國猶太人」。(《極權主義的起源》532)誰都可能成為極權統治認定的客觀敵人— 由於階級成分、國外的關係、思想反動、錯誤言行,誰都可能成為秘密警察的打擊對象,誰都不知道這種可怕的事情甚麼時候會發生到自己頭上。因此,一提起秘密警察,誰都會心驚膽顫、驚恐萬分,這也就是阿倫特所說的,「只有在完全消滅了真正的敵人,開始捕捉『客觀敵人』時,極權主義的恐怖才成為真正內容」。(《極權主義的起源》529)凱迪.馬爾頓的父母就是因為被歸入了「資產階級」「美國生活方式的信徒」「政權的敵人」而成為秘密警察的監視和威脅對象的。

極權統治的秘密警察被用來對付一黨政權的所有的那些由於「可能」而變成「客觀」的敵人,是極權恐怖統治的手段和工具。這是秘密警察的唯一用途,因為它的客觀敵人必須是,也只能是由極權統治者來規定的,雖然由於不同的需要,這樣的敵人是會改變的。它的唯一任務就是維護一個專制的政權,除此之外,它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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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指出,「由於極權主義秘密警察在一個國家平息之後才開始活動,在一切外面觀察者看來,它總是顯得完全多餘」,正因為如此,秘密警察「總是被迫證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務完成之後保持自己的工作」。(《極權主義的起源》530)納粹政權建立之後,有政府官員提議減少蓋世太保,理由是國家的納粹化已經完成。但是,蓋世太保的首腦希姆萊堅持要擴大秘密警察,並為此誇大「內部敵人」的危險。為了證明敵人的危險,秘密警察的罪惡作為就是把無辜的人變成罪犯,他們可以把各種各樣舉報的或捏造的材料塞進一個人的檔案裏,用這些來羅織他的罪名,把他投進監獄,刑訊逼供、甚至讓他從人間蒸發。

秘密警察的這種恐怖權力假借法律的名義,但卻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警察完全服從領袖的意志,只有領袖才能決定誰是下一個潛在的敵人」,「警察變成了國家最大秘密的託管人」。(《極權主義的起源》533, 534)一個人被警察逮捕、用刑、監禁、流放,處決,是沒有地方可以申訴的。警察執行的是極權統治的絕對命令,而暴力是執行這一命令的唯一方式。對於警察的這樣特殊統治作用,阿倫特寫道,「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門中『組織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門,在極權主義政權的權力機構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餘。它構成了政府中真正的執行部門,一切命令都通過它發出。通過秘密警察網,極權主義統治者為自己創造了一種直接執行的傳送帶。……秘密警察成員在極權主義國家裏是唯一公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價值標準和價值滲透了極權社會的整個結構」。(《極權主義的起源》538–539)秘密警察是濃縮的極權恐怖統治。

徐賁《暴政史》

徐賁《暴政史》

【書摘】《暴政史》:極權統治與秘密警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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