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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回憶》與例外狀態

2019/8/14 — 10:46

調查一宗懸案的回憶,在韓國八十年代這段獨特的歷史時空上,成為歷史與階級,乃至人性中的暴力,及由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寫照。

案發地點是遠離首爾的地方。金黃色的田野,風吹麥動,小孩子跑著嚷著,看到宋康昊主演的朴刑警到來,跳進渠道,赫然見到一具女屍。朴沒多接受教育,以為相人便可相出誰是兇手,但是這回他遇上的,是永不能找到兇手的案件。

驟眼看是大雨沖刷物證,然而八十年代韓國的全斗煥軍事獨裁統治,還有人類表象之下,那變幻無常,廣闊的內心,都是成就懸案的關鍵。與李滄東《薄荷糖》一直時光倒流主角人生到八十年代的「本源」不同,《殺人回憶》呈現出前進的時間線,姦殺案不斷發生,而好幾次能捕捉真兇,或阻止兇案發生的時刻,都與更外在的社會相連結——例外狀態。關於例外狀態,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有詳細解說,針對現代國家的律法,明文及怎樣執行之間,他援引古羅馬刑罰「神聖之人 」指出,國家實行緊急狀態,以軍法統治,要的是民眾交出受正常法律保護的權利。於是,國家說是便是,而在古羅馬刑法下,「神聖之人」已經被驅逐出人間的法律,所以任何人殺他,不但無罪,更可視為向神的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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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社會在冷戰脈絡下,共享著現代及前現代之間的磨合,和例外狀態的暴力。一種暴力貫徹於電影中每個男性的靈魂深處,而更多的男與女,則置身在緊急狀態中,無法自由行動,言論受限。最直接的原因是與北韓的局勢,民主化浪潮亦是緊急狀態所要撲殺的事情。你會見到中學生得訓練怎樣面對受到襲擊,定期出現的防空練習,家家戶戶關門、關燈;鎮壓示威者的場面不多,卻關鍵地指向最有可能阻止兇案發生的遺憾——警力都抽調到打示威者,所以無論朴刑警、蘇刑警、老科長,都一再受挫。

沒有揭示兇手的警匪片,足見奉俊昊藝高人膽大的反類型、反英雄的嘗試。電影也不吝暗示韓國與美國的政治關係,從奧圖柏明嘉的《桃色血案》可見,韓國,甚至東亞潛藏的暴力與原始野性,從未遠去。《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儘管拍控辯雙方辯論極為精彩,本質是反法庭片的法庭片。由一宗桃色血案,揭示司法機關及其秩序,面對人心詭譎的無力。James Stewart飾演的律師主角,在結尾的反應可見,他明白真相難尋,在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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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複雜幽微的心理,在美國電影下,仍可被法庭容納及處理(當然不一定成功)。但是,《殺人回憶》最後也是最具張力的一場,即兩位刑警終於接到美國鑑證科傳來的DNA報告,而蘇刑警當時已一口咬定疑犯是真兇,決意執行私刑,沒料到科學的報告指出,他心目中最想尋找到的真相,又告懸空。疑犯染血的臉龐漸漸消失於火車隧道之中,宣告所有警力,更甚是警暴的投放,多少心力(也難言當中是純粹的正義或不義),最終柳暗花未明。

韓國就正正處於現代的磨合期,從查案始末可知,女性是陪襯及直接的受害者(她們卻會提供到微妙的慰藉與線索予男人),任何階級的男人是活於暴力連鎖之中,曹刑警情緒失控打犯,老科長阻止他的方法是,把他踢倒在樓梯,終於曹刑警報應臨頭;蘇刑警本來是個理性警察,到頭來還是難抵男性價值的一再受挫(假設查案及最終發現真相猶如雄性的性行為),成為濫暴黑警。倒是朴刑警,在蘇刑警從好變壞的時候,他卻從壞變好,出手阻止蘇刑警執行私刑,槍殺疑犯。

警暴、軍政府之暴、男性之愚莽、橫蠻,電影最大的溫柔及警醒,似乎存於女性及小孩身上。是一開始的小男孩,他模仿朴刑警的動作,似乎已提醒了這宗連環兇案,是可以透過模仿犯罪,所謂「真兇」已是難尋。結尾處朴刑警多年後重回現場,在小女孩的口中得知,在不同的時間的同一個地方,真兇可能到來過。

但是,又能怎樣?《殺人回憶》止於朴刑警望向鏡頭,一臉惘然,也許最奉俊昊最大強度反類型之處是,他拍了一部沒有兇手,也是拍給兇手看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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