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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文化研究,要擴闊視角,更要碌地笑話 — 第九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結語

2020/11/9 — 12:05

【文:吳俊雄(陳嘉銘紀錄)】

或者我先說一些舊事。我跟馬傑偉、呂大樂,在 2003 年搞第一屆研討會,今次是第九屆,我們就辦了三屆;最初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柴娃娃」在天臺燒雞翼,期間就說,不如我們「搞吓嘢囉」,是這樣出來的。

但辦了十七年,由 2003 年到現在 2020 年,中間的確發生了很多事情,裡面有很多「小橋流水」出現過。我記得第一次研討會,當日講到最後,又像是現在一樣,我們開始總結,我記得自己負責抄低一些總結的重點,即場寫低了很多東西;不久後(收齊論文)就到港大出版社準備出版,當時出版是不順利的,因為香港大學出版社未試過出中文書,而且是一本「幾虛」的書,講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題目。我記得當時的閱稿人,特別不喜歡我寫的那篇前言,他說「如果本書不能出版,就是因為這篇文章」(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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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文化研究三特點:邊緣、自由、貼地

為甚麼呢?因為我寫道,我們辦的是「港式文化研究」,是一樣全新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以後要站起來,注意這一班人會做頗驚天動地,頗劃時代的事。對方當時回覆是「甚麼叫『港式文化研究』?香港有這東西嗎?你證明給我看這是甚麼。」當時我感到困難,因為是有點「老吹」的 — 其實「港式文化研究」未開始、蘊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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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膽地寫了三點給他,說「港式文化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是有班在學院邊緣,做正規學院不會做的東西,比如研究學術論文不願意刊登的題材,亦以中文寫作。

第二,是研究方法會「打自由波」。當時學院內最受尊敬的,是做一千人樣本的問卷調查,然後是更精細和密集的訪問,但我們標榜的,是只要你夠膽做,你可以訪問你媽,做「一個人的口述歷史」,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不拘泥方法,只看你的方法是否能解決你的問題。所以由首屆開始,已經是五花百門。我記得當時陳效能有一篇文是關於「Naming(命名)」,看香港家長如何叫自己的子女,是叫「俊龍」抑或「小強」,看背後有甚麼含意。這完全沒有所謂調查,而只是進入家庭,去查看出世紙等等,甚麼研究方法也可以。

第三,是一定要堅持「貼身貼地」,所選題目是你自己的興趣,亦跟香港環境絲絲緊扣,於是有時所選的題目會很即時、很當代;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就有陳韜文,當年七一的運動未完,他就寫了「七一對社會的影響」,即是人們在街上高呼時,他已開始寫,都是很即時很貼身的東西。

《香港.文化.研究》(2006),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

《香港.文化.研究》(2006),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

兩個世代的典範和呼吸

我當時跟編輯「拍心口」說,這三樣特徵,以後一定會發揚光大,其實是有點驚。這件事後來交棒,到張少強,再到鄧鍵一,辦了九屆,到今日可以比較確實港式文化研究的這三個特點,是很堅固存在。今早來到,我坐到現在,都沒有懷疑這三個特徵。但是 2003 到 2020 之間,當然有很多轉變,有兩個轉變,尤其聽過今日發表的論文之後,對我來說感覺特別大:第一,是與會者相當年青,陳韜文走了之後,平均歲數即時降低(眾笑),如果我走了,可能全場再降到四十歲之下。我覺得今屆報告的朋友,平均歲數是廿多歲或三十出頭,這是相當特別。第二,是題目非常集中 — 表面上講年青人,其實是講社會運動;表面上講性別角色,原來又是講社會運動。而且說社會運動,是指由去年發生到今日的那場社會運動,相當貼身貼地,相當集中。

我一面聽,一面覺得有頗積極的東西出來了,就是切切實實由我這代人,經過張少強之後,真的「交棒」了;而這個「棒」來到今屆,差不多可以看出兩種典範或兩個世代,同場出現。第一個典範或世代,就是我們這班「老餅」;其實兩個世代有些東西是共通的,一是大家都生於瘟疫,生於疫症時期 — 2003 是沙士,今年是新冠肺炎;2003 年有很大型的七一遊行,今年有更漫長的社會運動。但分別是,2003 年參加研討會的是上一代,2020 年的是下一代。上一代的意思是,我們參與者的關鍵成長經歷,是比如 1976 年、1984 年、1989 年、1997 年;而今日參與者的關鍵年份,一定不是這些年份,而可能是 2012、2014、2016、2019。所以那是兩種「Paradigm(典範)」,兩種關切,兩種感性,兩種呼吸的速度 — 年長的一班是「瑜珈式呼吸」,呼氣要花十秒,吸氣又要花十秒;年輕一代是打 Squash 的(眾笑)。我覺得今日我們幾代人一齊,即「港式文化研究」搞了九屆,還可以老中青三代同堂,用兩種不同呼吸速度,去處理一些香港貼身貼地的問題,其實是一件好事。

作為「老餅」的建議

我自己作為「老餅」,想件事變得更加好,再下一屆舉辦,或者有更年青的朋友,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再想多幾點。

第一,是議題可以擴闊,即是「Make it wider」,或者「Take a wider view (角度擴闊)」,整件事可以拉闊一點去看。比如今日我很勤力想把不同的議題和想法「加起來」,發覺不容易加在一起。我了解了很多社會運動裡面的情況,例如不同人想法、不同的處境、文宣的狀態等等;但如果問我對香港社會了解了多少,我覺得有頗多空隙在裡頭。剛才我跟梁啟智談,同樣是研究社會運動,有時可以面向更大眾的社會文宣,舉例說可否研究蕭若元,他的「蕭NN」的網上廣播,報稱世界上有十億華人曾經看過他過去一年各種的評論,究竟他對華人社會有甚麼影響?對我們又有甚麼影響?— 這是所謂「Mass(大眾)一點的對象。

甚至不單是社會運動,因為社會運動始終是我們圈子常見的事情,卻不是我媽和家姐看到的東西;而香港其實「我媽和家姐」是佔大多數的,這班人其實在過去的一年或更長的時間,經歷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他們在看的《愛回家》卻沒有人研究 — 我知道在場有一個人會看《愛回家》,他叫曾仲堅;有人會研究《東張西望》嗎?還有人會看嗎?我知道有一個人會看《東張西望》,他叫吳俊雄,一個星期會看五晚。這些人可否「翻生」,或年青一輩可否走多一步,由社會運動的焦點,轉移到看大眾一點的對象?這讓我們如果要把不同的故事加在一起,也真的可以成事。

除了主題上要擴闊之外,視野上或分析的工具也要擴闊,因為今早李立峯一開始評論時的說法很好,一語中的,比如說香港 2012 和 2014 年的社會運動,是很轟動,很震撼,但他的說法是「那只不過是香港發展上一個 Moment(時刻),而不是一個 Defining(為香港定義)的東西」;一個「Moment」背後有「Thread」,不同的線頭和線索,並會聚集到一個時刻,才會爆發出來。再說下去,有不同的「Thread」,就會有各種「Path」,是不同的軌跡、不同的路徑;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呂大樂說「無關痛癢的 1974」,表面上是無關痛癢,事實上是香港的「Path」——香港由戰後到 1974,再到之後的發展,殖民地很多的里程,又比如羅永生做了很多研究看殖民主義的發展,其實有很多「Path」令到香港所謂「Path Dependent(依靠軌跡)」,有些事行了怎樣的路徑,殖民的管治方式是這樣,去到某一個階段,所引爆的某一種行動,或誤爆的行動,跟這些「Path」是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呂大樂說的「香港模式」,即一些「Path」走得久了,會生產一堆很堅固的模式(Mode)— 比如走了這麼久的經濟體系,有些選項存在,但也有一些選項不存在。

所以我們研究社會運動等等的東西,會不會有朝一日,可以跟這些「Thread」、「Path」和「Mode」扯上關係,令這個分析長一點、闊一點、遠一點?這就讓我之前跟別人「拍心口」說的的「港式文化研究」,會有更具體的東西走出來。

第二,是研究方式或平台;今日是比較少講的,但我感到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是「單幹」的狀態,每一個人在學院裡開發一個項目,用自己的方法訪問很多人或做實驗等等。這是跟早幾年,我所觀察的理想狀態很不同,比如有一次,是李立峯、梁啟智和曾仲堅的報告,做一個取得很多經費的項目,去研究香港政治、香港人心態和歸屬感,當中有一個大型的社會調查,再下去是一個區域性的 Focus Group(焦點小組)的訪問,然後更是一些詳細的深入訪談;這樣做的好處是,好多 Data(數據),可以互相通用、緩引和引證,而且對我們做這類研究來說,有長遠持續性是很重要。

現在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我們這類研究或會議,一路下去會只剩下兩類人:一類是退休教授,另一類是「漂流講師」,如果這個研討會只餘下這兩類人,就不行了。那如何擴充這個會,令它不會只剩這兩類人?我想,這需要有一些人,能夠取得學院也認許的研究經費,然後開發和衍生一連串相關的研究,有些可以是「很癲」或「很 Edge(邊緣)」的;但無論「很癲」或並不「太癲」的題材,都可以是長遠的東西。

第三,是笑聲;在我的期望清單裡,如果有第十屆研討會的話,希望可以聽到多一點笑話,這是很重要的。而這是陳嘉銘告訴我的,他說對於 2003 年那一屆研討會,甚麼也忘了,只記得很好笑,「笑到抽筋笑到碌地」;我都覺是,奇奇怪怪的,也很有共鳴,甚麼也忘了,只記得陳韜文的笑話真的好勁,比如他將「七一」這個名詞變了動詞,即如果政府再做一些不利市民的東西,「我會『七一』你」,「五十萬人上街『七一』你!」(眾笑)。那時「笑到碌地」,沒齒難忘!那真是我們當時的集體回憶,笑話實在太勁;笑話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今日都很不開心的社會。朱順慈常常問我「Dr. Ng,有甚麼解救啊?好慘呀!」我會說,講多一點笑話,笑話對身體好,而且笑話是港式文化研究的「商標」。

港式文化研究,其實很需要一種「Lightheartedness(輕鬆心情)」 — 即是說你對香港社會有怎樣的想法,用怎樣的態度去研究香港社會,有時是不可以壓著膊頭,雙眉深鎖去研究。因為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是,自開埠以來,都是一種邊緣狀態,都是一種不可以自主的狀態;一路以來香港這麼特別,就是因為香港採用自己的方式,比如香港的報章文字之所以厲害,原因是它不像台灣或大陸的文字,因為它有一種「Lightness(輕巧)」,有一種「Fleet-footed-ness(輕快腳步),即社會在變,我們隨著去變,然後看看社會如何,再重新掌握。當中有很多,是以一種笑的態度,去對待一個世情,所以我時常希望多聽笑話。今日也有幾個很出色的笑話,如果真要為笑話頒獎,有些都可以獲獎 — 比如有一個說「我咁年青我點諗到咁多嘢吖」(眾笑),相當厲害!今早也有另一個「好正」:「李立峯喺度,好大壓力啫!點回應呀?」(眾笑)這些很好,相當港式。我覺得最好是葉蔭聰,他的笑話,大家聽不出來,但感覺到,是他說到「香港已死」,他的口罩下是微笑。

我覺得港式文化研究,如果將來做得好一點,應該有這三樣東西:第一,是 Longer View,Wider View,可以聯繫昔日典範裡,有特色的地方;第二,是有大一點的平台,不是「單槓」,而是有一些制度化的經費,可以幫研究持續下去,而這又可能要靠「中坑代」,即一些尚未退休的教授,可以做到學院裡的要求;第三,是多講一些笑話。


(吳俊雄發言片段由 2:54:10 開始)

(本文為 2020 年 11 月 7 日第九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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